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的桎梏中解脱，不受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接近真理。
　　他起身踱步，直到感觉两腿发沉，于是躺了下来。他的身体正在变得寒冷和僵硬，当药力抵达心脏时，苏格拉底说出了此生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注意，千万别忘了。”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跟这个司肉体治疗的神灵开玩笑——我的灵魂脱离了肉体，痊愈了。
　　雅典人一定后悔，这个被他们以“不敬神”和“蛊惑青年”罪名处以死刑的人日后成了他们的骄傲——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雅典人也一定惭愧，公元前399年那个由当政的民主派组成的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宣布的判决告诉世人雅典并不是哲学家的乐园。
　　大家要的，并不是他的死，不过是从此老老实实，不再在街头聚众谈论哲学，搞得城邦的青年蠢蠢欲动，无法安于约定俗成的生活。他也本可以在法庭上示弱，明哲保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但如果这样，他就不是苏格拉底了，他早已下定赴死之心：“神派我一生从事哲学活动，我却因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拒不放弃哲学。”他是这样一个人，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
　　也许对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在必要的时候为哲学殉难是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儿，他拒绝了一切可以免死的可能——妻儿去法庭求情或者甘心接受罚款，于是就有了命运中的那杯毒酒。
　　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已经一千次的思考过死亡这一命题，否则何以有对那杯酒坦然的一饮而尽！他在狱中对他的朋友把这些思考说了出来：身体并不是一个存放灵魂的好处所，死亡不过是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身体用爱、欲望、恐惧、想象等充斥我们，使我们无法进行清明的思考，唯唯诺诺像个奴隶。只有当灵魂摆脱肉体，摆脱一切烦扰，任听觉、视觉、痛苦、欢乐都走远，才真正获得了独立，才有认识真理的可能。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的桎梏中解脱，不受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生活和思考以求接近真理。哲学，不过是学习死。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练习如何使灵魂脱离肉体，练习在尽可能接近死亡的状态中生活，那死亡于他，只能是一个节日。苏格拉底张开双臂去迎接和拥抱这个节日，像胎儿准备降生，像病人期待痊愈。法庭申辩时他说：“没人知道死后的情形，大家却怕死，仿佛确知死是最坏的境界。我本人绝不害怕和躲避好坏尚不知的境界过于明知是坏的境界。”
　　一个崇拜者对苏格拉底说：“看到你被这样不公正地处死，我太受不了了。”苏格拉底反问到：“难道你希望我被公正的处死吗？”苏格拉底心知肚明判决是不公正的，却放弃了逃亡，他知道那样是破坏法律，不能以错还错，不能以恶报恶。
　　苏格拉底是以“蛊惑青年”的罪名被判死刑的，他上街“蛊惑青年”的活动大致始于四十岁上下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一个朋友去神庙求神谕，问是否有比苏格拉底还智慧的人存在，神谕说没有。苏格拉底知道后大惊，便去访问雅典城内所有以智慧著称的人，结果发现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智慧的人，不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才叫智慧。从此，他开始了在街上盘问自以为智之人的事业，惹得满城青年前来效仿，搞得大家都“不务正业”，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不务正业”，也正是苏格拉底对世人的希望。所谓的务正业，不过是为伺候肉体而活，而最重要的事儿——灵魂的事儿——却被漠视了。
　　一个认真思考的人死了，为了更多的人醒来，认真思考。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开始了自己的哲学探寻之路，并开创了西方客观唯心主义。他的名字叫柏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