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是1949年之后被调查的体育官员中官职最高的。当年足坛打黑的时候，有很多人曾评价说，足球圈黑不到哪去。相比于很多“举国体制”长期供养的项目，进入职业化多年的足球篮球，资金投入更透明，运作方式也相对规范。而更多长期投入的“奥运全运金牌战略”项目，相对职业化体育项目更封闭，应有更加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机制。（一绛）
　　与韦怡的聊天，是从她微信朋友圈的自拍开始的。
　　韦怡23岁，标准的瓜子脸，南人北相，眼睛很大，说话温婉。在初中遭遇校园暴力之前，小学时就曾感受了同学们的冷暴力。那时，她唯一的玩伴是同班的堂妹，同学们评选“班级四丑”，她和堂妹双双入选。这或许是十多年后，韦怡狂发自拍的原因。可让她无奈的是，小学同学看到照片，甚至问她去韩国整容的价格。
　　沉默孤冷的性格让她在初中变得更为自闭。某种程度上说，这似乎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性格特质。班里的“小太妹”们经常被“请家长”，她们把仇就记在作为班长的韦怡身上。
　　曾经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的郭美美曾是韦怡的同班同学。在韦怡眼中，那时的郭已是学校里的红人，颇有大姐大的派头，因为感情纠葛，校外的女生经常找郭的麻烦，她也被打得鼻青脸肿。
　　起初，韦怡被围殴的“项目”还算单一，每次都是上百个耳光，被打得脸肿和嘴角流血，而第三次，由于校外女生的参与，韦怡被要求跪在玻璃碴上，腹部被对方轮番猛踹。韦怡说永远忘不了双腿流血的痛苦。
　　在与她谈话前，我还有过心理纠结，如何在不伤害她的前提下进行沟通。我看了不少校园暴力心理方面的文章，希望能找到一个谈话切入点。聊起来才发现，我多虑了。与大部分受害者不同，谈起当年遭遇，她没有一丝难过，有时甚至还会开怀地笑起来。
　　她之所以能走出来，是因为她走上了“复仇”之路。她找到所有的施暴者，将十倍的耳光还给对方后，她突然变得迷茫，没有了生活的目标，直到高三，她仍然做着被打的噩梦。
　　“我最终能走出来，还是因为我报仇了。”韦怡毫无讳言，“但以暴制暴是不对的。”韦怡也开始了反思。她在知乎上开了帖子，回答网友各种问题。她说，她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80后的家长们，如何与孩子沟通，发现孩子的异常，不要轻视同学间的所谓打打闹闹，某种程度上说，家长有可能成为校园暴力的“帮凶”。
　　当年，她遭遇暴力向父母求助，父亲态度冷漠，甚至认为这是女儿没有本事的表现。她与家庭开始冷战，最亲的人成为最仇恨的人。如今，她原谅了父亲。她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否则自己的青春也能像别人一样更好地安放。
　　详见本刊2015年7月13日出版总第7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