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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009年内地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由海外留学生病例回国引起，2014年西非爆发史上最严重埃博拉疫情，虽然留非学生人数少，但中非交流密切，存在疫情输入风险。死亡阴影下，疫情区留学生是否有权回国，触及公共社会伦理，也涉及每个自然人的权利。
疫情距离你有多近？
埃博拉病毒爆发造成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西非地区多国领导人加快了应急行动的步伐，授权挨门挨户寻找感染者，并部署军队抗击该疾病。现在，疫情已经让西非脆弱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在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广泛扩散。
8月4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口岸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称，由于中国与非洲各国来往密切，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3个机场与非洲11个国家通航，每月出入境人员达 82400人次。此外，中国与西非地区劳务、留学人员往来密切。加之近期中国将举行青奥会等大型涉外活动，届时有包括疫情发生地在内的运动员教练员参会，存在疫情输入风险。
《通知》要求各检验检疫局切实做好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严防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传入中 国。
疫情区医生回国，遭全民抵制
西非的病毒，究竟向哪里扩散？谁也不希望疫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但谁又能阻挡人的往来呢？
一位美国医生的出现，让这个问题从一种假想彻底演变成现实。8月3日，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另一位医生杰·瓦尔基，先后抵达美国，此前他们在西非帮助控制埃博拉疫情时被感染，回国后被送往埃默里大学医院进行隔离治 疗。
“致命的埃博拉病毒首次抵达美国本土。”法新社这样表述美国医生回国的“历史性意义”。尽管美国官方呼吁公众对医疗系统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能力保持信心，但对于病毒传播可能性的怀疑，使得一些民众对此充满恐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接到了多封电子邮件和至少100个普通民众打来的电话，质问他们把患者接回国内的做法。传染病防控专家回应质疑，称埃默里大学医院隔离治疗措施严格，接患者回国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任何威胁。
一位美国的网友James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里说，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他们难道会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吗？还是说：“他们可能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冒险与家人见面，这样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存在 了。”
激烈的言辞同样引发了不少争议。对于接回这两名患者的决定，那些崇尚个体权利与自由的美国人，也是看法不一，其中不乏过激者，例如著名的“大嘴巴”、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就在twitter上说：“我现在确认我们的领导人是不称职的。别让他们来这里！”
在疫情区生活过的人，能否回到自己的家园，如今好像成了一个普世的争论，不分东西方世界，不论姓资姓社。关于这样的疑惑，美国医生所遭遇的舆论审视，因过去所做的医疗贡献，激烈程度远远低于那些留学生。
事实上，每次疫情的爆发，在留与回，在自我隔离与强制隔离之间，承受选择巨大压力的，往往是留学生群体。
此次西非疫情爆发之后，因其地区发达程度受限，留学生群体并不多，亦未能进入舆论的视野。但美国医生的遭遇，不禁让人们想起过去很多起疫情事件中那些留学生的选择。
有一种爱叫不回家
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疫情与留学生的关系，在舆论场中就遭受极大的关注。当时，俄罗斯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休假。而将这种留与回的争论，推向高潮的，应该在2009年，中国内地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例。
那时，中国内地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多为输入性病例，且全部是海外归国留学生。美国、加拿大等国高校面临放暑假，不少留学生将陆续回国。当时不少人担心，更多留学生回国会增加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的风险。一时间，曾经有衣锦还乡感觉的留学生，因为疫情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群体了。甚至，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发出公告，呼吁留学生在那段时间不要回 国。
留学生顿时陷入到有家不能回的境地。那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小盛，在网络发帖倡议，请疫区的留学生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推迟回国。此倡议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有一种爱叫不回家”，也成为当时赞扬留学生在疫情面前舍弃小我的责任意识。
只是，谁也没料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北京确诊的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和医护人员时，叮嘱留学生们，欢迎回家，要保护好自己，“祖国是广大留学生的家。我们都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在一些有流感疫情国家学习的留学生要多了解自身防护知识，回国后对国家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给予理解。”
疫情区的留学生有无权利回国？
然而事实上，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亦未能平复留学生在疫情面前，如何选择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直到今天并未取得一个共识。所以，西非的埃博拉病毒，倘若真不幸蔓延到留学生集中的地区，这样的争论，将会再一次上演。
至少，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可能并不是不会发生。如果说，地球是一个“村庄”，这种“时空拉近”的特点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传染病的传播上。顶着疫情的个体，到底该如何选择，则考验着不同制度设计、不同社会习性对疫情的回应方式了。这不仅仅涉及应对疫情的技术问题，更涉及到公共政策的伦理思考。
过去那些留学生，面对疫情做出暂时不回国的选择，那是出于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属于道德鼓励的范围。但如果那些顶着疫情回国的留学生，是否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和道德层面的谴责呢？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留学生顶着疫情回国，将病毒带到了一定地域后将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区域内的公共卫生以及公共安全，所以疫情爆发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别回国添乱。但大家都知道，没有谁有权利去限制一个人的行动自由。社会在道德层面要求留学生个体的选择时，事实上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公共卫生的提供者—政府为之制定的公共政策。
在人们惯有的行为逻辑中，疫情所伤害的公共卫生，当然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倘若因一个留学生带着疫情回国，将病毒传染到新的地方，那便成了“罪人”，应当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这好像显得很理直气壮。但又有谁能说清，那个抽象的“公共”到底是谁？难道不就是由一个个留学生、一个个的我们，才组成了“公共”这个概念吗？倘若，个体的行动自由受到一个抽象概念的限制，那么“公共”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 呢？
用透明信息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消除恐慌
但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如果让留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那么潜在的风险则是可能携带病毒。这当中，多数人的健康，与一些留学生个体的权利，如何平衡？这才真正涉及到公共卫生提供者政府的行政决策 了。
作为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决策则更应谨慎、恰当，轻易不应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且有充足证据证明或充分理由向公众说明，非这样做不可。面对跨国疫情的可能，更需如此。除了向公众全面完整的公开信息外，对归国的留学生，以及现有的公共卫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比如一系列的检查防疫等等，让归来的留学生，毫无后顾之忧的归来，让现实当中的人们，毫无顾忌继续生活。因为，有了足够的公共卫生服务，人们便相信疫情能够得以控制，人们便对疫情的恐慌减弱。
总之，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应该是常态，而那些限制留学生暂停归国，只是非常态情况下的特 例。
拎客
埃博拉病毒（EBOV）
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发生埃博拉出血热（EBHF）的烈性病毒，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已造成10次具有规模的暴发流行。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扎伊尔即现在的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遂命名埃博拉。 2014年非洲爆发的疫情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截止8月4日已导致932人死亡。主要感染渠道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及其他体液，或者接触死亡患者的遗体。
疫情距离你有多近？
埃博拉病毒爆发造成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西非地区多国领导人加快了应急行动的步伐，授权挨门挨户寻找感染者，并部署军队抗击该疾病。现在，疫情已经让西非脆弱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在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广泛扩散。
8月4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口岸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称，由于中国与非洲各国来往密切，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3个机场与非洲11个国家通航，每月出入境人员达 82400人次。此外，中国与西非地区劳务、留学人员往来密切。加之近期中国将举行青奥会等大型涉外活动，届时有包括疫情发生地在内的运动员教练员参会，存在疫情输入风险。
《通知》要求各检验检疫局切实做好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严防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传入中 国。
疫情区医生回国，遭全民抵制
西非的病毒，究竟向哪里扩散？谁也不希望疫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但谁又能阻挡人的往来呢？
一位美国医生的出现，让这个问题从一种假想彻底演变成现实。8月3日，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和另一位医生杰·瓦尔基，先后抵达美国，此前他们在西非帮助控制埃博拉疫情时被感染，回国后被送往埃默里大学医院进行隔离治 疗。
“致命的埃博拉病毒首次抵达美国本土。”法新社这样表述美国医生回国的“历史性意义”。尽管美国官方呼吁公众对医疗系统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能力保持信心，但对于病毒传播可能性的怀疑，使得一些民众对此充满恐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接到了多封电子邮件和至少100个普通民众打来的电话，质问他们把患者接回国内的做法。传染病防控专家回应质疑，称埃默里大学医院隔离治疗措施严格，接患者回国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任何威胁。
一位美国的网友James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里说，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他们难道会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吗？还是说：“他们可能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冒险与家人见面，这样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存在 了。”
激烈的言辞同样引发了不少争议。对于接回这两名患者的决定，那些崇尚个体权利与自由的美国人，也是看法不一，其中不乏过激者，例如著名的“大嘴巴”、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就在twitter上说：“我现在确认我们的领导人是不称职的。别让他们来这里！”
在疫情区生活过的人，能否回到自己的家园，如今好像成了一个普世的争论，不分东西方世界，不论姓资姓社。关于这样的疑惑，美国医生所遭遇的舆论审视，因过去所做的医疗贡献，激烈程度远远低于那些留学生。
事实上，每次疫情的爆发，在留与回，在自我隔离与强制隔离之间，承受选择巨大压力的，往往是留学生群体。
此次西非疫情爆发之后，因其地区发达程度受限，留学生群体并不多，亦未能进入舆论的视野。但美国医生的遭遇，不禁让人们想起过去很多起疫情事件中那些留学生的选择。
有一种爱叫不回家
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疫情与留学生的关系，在舆论场中就遭受极大的关注。当时，俄罗斯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休假。而将这种留与回的争论，推向高潮的，应该在2009年，中国内地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例。
那时，中国内地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多为输入性病例，且全部是海外归国留学生。美国、加拿大等国高校面临放暑假，不少留学生将陆续回国。当时不少人担心，更多留学生回国会增加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的风险。一时间，曾经有衣锦还乡感觉的留学生，因为疫情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群体了。甚至，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发出公告，呼吁留学生在那段时间不要回 国。
留学生顿时陷入到有家不能回的境地。那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小盛，在网络发帖倡议，请疫区的留学生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推迟回国。此倡议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有一种爱叫不回家”，也成为当时赞扬留学生在疫情面前舍弃小我的责任意识。
只是，谁也没料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北京确诊的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和医护人员时，叮嘱留学生们，欢迎回家，要保护好自己，“祖国是广大留学生的家。我们都很关心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在一些有流感疫情国家学习的留学生要多了解自身防护知识，回国后对国家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给予理解。”
疫情区的留学生有无权利回国？
然而事实上，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表态，亦未能平复留学生在疫情面前，如何选择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直到今天并未取得一个共识。所以，西非的埃博拉病毒，倘若真不幸蔓延到留学生集中的地区，这样的争论，将会再一次上演。
至少，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可能并不是不会发生。如果说，地球是一个“村庄”，这种“时空拉近”的特点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传染病的传播上。顶着疫情的个体，到底该如何选择，则考验着不同制度设计、不同社会习性对疫情的回应方式了。这不仅仅涉及应对疫情的技术问题，更涉及到公共政策的伦理思考。
过去那些留学生，面对疫情做出暂时不回国的选择，那是出于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属于道德鼓励的范围。但如果那些顶着疫情回国的留学生，是否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和道德层面的谴责呢？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留学生顶着疫情回国，将病毒带到了一定地域后将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区域内的公共卫生以及公共安全，所以疫情爆发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别回国添乱。但大家都知道，没有谁有权利去限制一个人的行动自由。社会在道德层面要求留学生个体的选择时，事实上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公共卫生的提供者—政府为之制定的公共政策。
在人们惯有的行为逻辑中，疫情所伤害的公共卫生，当然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倘若因一个留学生带着疫情回国，将病毒传染到新的地方，那便成了“罪人”，应当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这好像显得很理直气壮。但又有谁能说清，那个抽象的“公共”到底是谁？难道不就是由一个个留学生、一个个的我们，才组成了“公共”这个概念吗？倘若，个体的行动自由受到一个抽象概念的限制，那么“公共”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 呢？
用透明信息和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消除恐慌
但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如果让留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那么潜在的风险则是可能携带病毒。这当中，多数人的健康，与一些留学生个体的权利，如何平衡？这才真正涉及到公共卫生提供者政府的行政决策 了。
作为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决策则更应谨慎、恰当，轻易不应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且有充足证据证明或充分理由向公众说明，非这样做不可。面对跨国疫情的可能，更需如此。除了向公众全面完整的公开信息外，对归国的留学生，以及现有的公共卫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比如一系列的检查防疫等等，让归来的留学生，毫无后顾之忧的归来，让现实当中的人们，毫无顾忌继续生活。因为，有了足够的公共卫生服务，人们便相信疫情能够得以控制，人们便对疫情的恐慌减弱。
总之，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应该是常态，而那些限制留学生暂停归国，只是非常态情况下的特 例。
拎客
埃博拉病毒（EBOV）
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发生埃博拉出血热（EBHF）的烈性病毒，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已造成10次具有规模的暴发流行。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扎伊尔即现在的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遂命名埃博拉。 2014年非洲爆发的疫情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截止8月4日已导致932人死亡。主要感染渠道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及其他体液，或者接触死亡患者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