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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德育内容衔接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研究，认真阐释德育内容衔接的本质与规律，科学剖析德育内容衔接的作用机理，促进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深入拓展，不断推进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治理。
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指的是在学校德育系统工程的不同阶段，坚持以总的培养目标为指向，并以本阶段的任务要求和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为依据建构教育内容，从而切实保证各学段德育内容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有效实现德育内容层次优化与整合的客观过程。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既是实现德育系统化的迫切要求，也是遵循学生品德发展规律的基本需要，更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当前，学校德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复、倒置和脱节等衔接缺失问题，亟待需要通过系统化举措加以治理。
一、强化以政策引导为核心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本为工程学概念，一般指的是从最高层次去寻求问题解决之道的模式。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着眼全局，从战略角度对重大议题作出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总体规划，一直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目前来看，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都需要顶层设计作用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依赖于顶层设计的加强，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治理改革无疑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谓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的顶层设计，指的是党和国家从宏观维度出发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进行系统化战略设计和精细化总体规划的现实过程。从系统的整体效益出发，建立顶层设计体系，是有效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的重要举措。
对于学校德育内容衔接而言，要强化顶层设计必须从政策引导层面着力。“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实际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2]，在现实中，政策发挥着导向、规范、协调与控制等重要功能，要实现其各学段德育内容的整体衔接，科学的政策引导必不可少。目前来看，党和国家已经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在政策引导方面加以重视。自199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整体规划学校德育体系”的主张后，党和国家的教育文件中无一不包含着关于德育衔接问题的指导性意见。2005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明确对学校德育衔接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的设计与建构。2010年7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遗憾的是，虽然党和国家对德育衔接的政策引导不断加强，却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现有政策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尚显不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方面显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问题，亟需更新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
二、实现德育课程整体性设置
德育课程作为必修课程，既是进行系统化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渠道，也是学校德育内容的主要承载形式和重要依托。从现实情况来看，德育课程体系尚未实现系统整合，各个学段在课程设置上对教育内容相互衔接问题考虑不够，致使德育内容层次化和具体化欠缺。从德育内容衔接治理的全局来看，实现德育课程的总体设计，力求使之成为统一整体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是整体编制德育课程标准。所谓课程标准是指“确定学校教育一定阶段的课程水准、课程结构与课程模式的纲领性文件”[3]。作为课程的“灵魂”，课程标准是确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法和教材编订的基本遵循。在统筹规划德育课程体系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课程标准进行统一编制。虽然本世纪初，我国根据实践需要已经重新制定了中小学阶段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以及大学阶段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课程标准。但由于这些课程标准基本都采取了“阶段式”的制定模式，目前尚没有一个统揽全局的课程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学段德育课程的自我封闭，进而阻碍了德育课程内容间的有效衔接。德育课程内容存在的重复、脱节和倒挂等衔接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我国尚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整体性课程标准有关。因此，当前要有效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就必须以德育课程整体设置为契机，制定一套整体性和层次性和谐统一的课程标准，有效实现德育课程内容的整体规划。
二是统一规划德育课程教材體系。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教学内容的教学用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教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开展教学的基本依据”[4]，是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作为学校教育中知识授受活动的主要信息媒介，高质量的教材既是提高德育课程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德育课程内容有效衔接的必要途径。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德育课程的日益重视，德育课程教材的编写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但因为整体意识和系统思维的欠缺，德育课程教材建设略显滞后，在教育内容衔接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同学段的德育课程教材大多片面追求各自学科体系的完整，在教材内容衔接方面呈现出重复交叉、欠缺统整等问题。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展开化和具体化，在实现了各个学段课程标准的协调统一之后，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教材为依托，才能使教育内容落地生根。对教材进行整体设计和修改编写就成为紧随课程标准统整之后的重要环节。在教材编写时，可以寻找精通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通才，也可以尝试会聚大学、中学和小学各学段德育方面的专家，以指导性文件为依据，采用一纲多本的方法共同编写。但无论如何，系统性、协调性以及层次性都必须是一以贯之的原则。
三是系统推进教学体系衔接。新课改倡导教师要“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这就是说，教学虽然要依据教材进行，但在实际中教师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视教学的具体状况加以改变，不必仅仅局限于教材的要求。因而，要做好全方位的德育课程内容整合工作，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在编制教材上下功夫以外，对教学体系的整合规划也至关重要。现阶段，在实现教学体系衔接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关注。”首先，关注不同学段的课程设置。要实现德育课程教学体系的衔接，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深入了解各个学段的课程内容并进行比较分析。对整个德育课程来说，这种纵向的深入比较，推动着对各个学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重难点的精准把握，既能够根据实践需要丰富前一学段的课程内容，也能够为后一学段课程内容的确定提供依据，能够确保整个教学过程的无缝连接。其次，关注不同学段课程的教学状况。关注课程设置是确保德育课程内容衔接中的重要工作，但企图完全依靠于此来实现德育课程内容衔接，显然是不可取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教学过程并非单纯的教材展示过程，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反而更为关键。近年来，新课程改革要求中小学德育应删繁就简、循序渐进。但诸多教育者秉持“应试为本”的教育理念，忽略上一学段的教学状况，按照教材增加教学难度。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完全依照教材衔接状况来建构教学体系的做法会导致教育内容衔接产生巨大偏差。最后，关注学生的教育存量。根据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信息的传输与教育对象的接受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的。学生并非单纯接受知识灌输的容器，在一切教育活动中都存在着学生对教育内容理解、认同和内化的问题。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对本阶段德育课程教学起点和教学切入点的确立将大有裨益。 三、健全德育内容衔接保障机制
毋庸置疑，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引导不足和课程整体设置欠缺的影响，更有保障机制缺乏的制约。因而，学校德育内容要真正实现整体构建与有效衔接，除了从顶层设计与课程设置入手之外，还必须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保障机制，促使学校德育内容衔接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真正意义上实现学校德育内容有效衔接。
一是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德育组织管理机制。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也是教育效果评估的组织者和承担者，是提高德育系统化的组织保证。当前，在传统体制框架的束缚之下，还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育领导管理机构，分别由不同的德育管理机构进行大学和中小学的德育管理工作。大学德育领导管理工作由“思想政治工作司”负责，而中小学则由“基础教育司”负责。总的来看，各学段的领导管理机构都在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难免各自为政，原本作为统一整体的学校德育系统就这样被分裂开来，在实践中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明显不足。面对这一问题，诸多地方和学校也并非坐以待毙，各种沟通合作机制的建立是衔接治理工作的不断尝试，但是依然无法克服根本上制约衔接治理推进的体制分割问题。所以，德育内容衔接整合的顺利进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从组织管理层面下手，破除原有教育体制障碍，以系统性思维整体谋划，结束彼此分离的状况。这样既有利于不同阶段德育功能的发挥，也从整体上保障德育系统的完整性、连续性及顺畅性。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探索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管理中枢系统，即由教育部至各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由主管领导挂帅，各学校相关德育负责领导参加的“德育工作委员会”，发挥其在宏观规划、政策统筹和工作协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统揽大中小学的德育工作，有效实现德育工作的统一部署，切实做到学校德育的通盘考虑，充分保证不同学段德育工作间的沟通交流。
二是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德育交流沟通机制。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不但要建立系统化的领导管理机制，更需要在教育交流沟通上下功夫。有效的交流沟通是保障各学段德育协作运行不可或缺的因素。德育沟通交流机制的设立旨在通过拓宽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交流渠道，促进不同学段教育工作者之间长期性的沟通协作，实现不同层次德育工作者相互联系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德育过程中，大中小学教师间普遍缺少应有的交流与沟通。据笔者调查，德育教师中“经常性开展德育沟通交流”的仅占9.3%，甚至“有过德育交流沟通”的也不过58.1%。[5]。德育工作者之间沟通协作不足的问题，成为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推进的重要阻力。因而，科学化的德育交流沟通机制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增强各学段德育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实现德育内容科学衔接。加强德育的纵向沟通协作机制重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不同学段间德育者的制度化交流机制。在德育内容衔接过程中，作为德育工作主体的各学段德育工作者要充分展现其主体价值，必须通过经常性的交流沟通，定期就德育工作中存在的显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如邓小平所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6]通过制度，将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体现出德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德育衔接治理總体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强大中小学德育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平台以其突出的优势在当前德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育内容衔接治理要利用好这一便捷工具。通过信息平台丰富不同学段德育工作者的交流沟通途径，增强交流沟通的时效性，并利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激发教育主体共同推进衔接工作的自主意识。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对德育系统化问题高度重视的现实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关注德育内容衔接这一问题。但即便如此，当前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所做的理论研究仍然无法满足实践发展要求。列宁曾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对于德育内容衔接这样的系统工程而言，更加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当前要做好德育内容衔接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研究，认真阐释德育内容衔接的本质与规律，科学剖析德育内容衔接的作用机理，促进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深入拓展，不断推进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治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教学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8-3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286.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2121.
[4]查朱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论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4）：35-39.
[5]郑敬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整体构建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5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3.
[7]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6.
【郑敬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楚然
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指的是在学校德育系统工程的不同阶段，坚持以总的培养目标为指向，并以本阶段的任务要求和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为依据建构教育内容，从而切实保证各学段德育内容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有效实现德育内容层次优化与整合的客观过程。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既是实现德育系统化的迫切要求，也是遵循学生品德发展规律的基本需要，更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当前，学校德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复、倒置和脱节等衔接缺失问题，亟待需要通过系统化举措加以治理。
一、强化以政策引导为核心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本为工程学概念，一般指的是从最高层次去寻求问题解决之道的模式。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着眼全局，从战略角度对重大议题作出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总体规划，一直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目前来看，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都需要顶层设计作用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依赖于顶层设计的加强，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治理改革无疑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谓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的顶层设计，指的是党和国家从宏观维度出发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进行系统化战略设计和精细化总体规划的现实过程。从系统的整体效益出发，建立顶层设计体系，是有效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的重要举措。
对于学校德育内容衔接而言，要强化顶层设计必须从政策引导层面着力。“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实际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2]，在现实中，政策发挥着导向、规范、协调与控制等重要功能，要实现其各学段德育内容的整体衔接，科学的政策引导必不可少。目前来看，党和国家已经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在政策引导方面加以重视。自199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整体规划学校德育体系”的主张后，党和国家的教育文件中无一不包含着关于德育衔接问题的指导性意见。2005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明确对学校德育衔接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的设计与建构。2010年7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遗憾的是，虽然党和国家对德育衔接的政策引导不断加强，却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现有政策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尚显不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方面显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问题，亟需更新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
二、实现德育课程整体性设置
德育课程作为必修课程，既是进行系统化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渠道，也是学校德育内容的主要承载形式和重要依托。从现实情况来看，德育课程体系尚未实现系统整合，各个学段在课程设置上对教育内容相互衔接问题考虑不够，致使德育内容层次化和具体化欠缺。从德育内容衔接治理的全局来看，实现德育课程的总体设计，力求使之成为统一整体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是整体编制德育课程标准。所谓课程标准是指“确定学校教育一定阶段的课程水准、课程结构与课程模式的纲领性文件”[3]。作为课程的“灵魂”，课程标准是确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法和教材编订的基本遵循。在统筹规划德育课程体系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课程标准进行统一编制。虽然本世纪初，我国根据实践需要已经重新制定了中小学阶段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以及大学阶段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课程标准。但由于这些课程标准基本都采取了“阶段式”的制定模式，目前尚没有一个统揽全局的课程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学段德育课程的自我封闭，进而阻碍了德育课程内容间的有效衔接。德育课程内容存在的重复、脱节和倒挂等衔接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我国尚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整体性课程标准有关。因此，当前要有效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就必须以德育课程整体设置为契机，制定一套整体性和层次性和谐统一的课程标准，有效实现德育课程内容的整体规划。
二是统一规划德育课程教材體系。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教学内容的教学用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教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开展教学的基本依据”[4]，是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作为学校教育中知识授受活动的主要信息媒介，高质量的教材既是提高德育课程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德育课程内容有效衔接的必要途径。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德育课程的日益重视，德育课程教材的编写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但因为整体意识和系统思维的欠缺，德育课程教材建设略显滞后，在教育内容衔接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同学段的德育课程教材大多片面追求各自学科体系的完整，在教材内容衔接方面呈现出重复交叉、欠缺统整等问题。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展开化和具体化，在实现了各个学段课程标准的协调统一之后，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教材为依托，才能使教育内容落地生根。对教材进行整体设计和修改编写就成为紧随课程标准统整之后的重要环节。在教材编写时，可以寻找精通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通才，也可以尝试会聚大学、中学和小学各学段德育方面的专家，以指导性文件为依据，采用一纲多本的方法共同编写。但无论如何，系统性、协调性以及层次性都必须是一以贯之的原则。
三是系统推进教学体系衔接。新课改倡导教师要“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这就是说，教学虽然要依据教材进行，但在实际中教师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视教学的具体状况加以改变，不必仅仅局限于教材的要求。因而，要做好全方位的德育课程内容整合工作，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在编制教材上下功夫以外，对教学体系的整合规划也至关重要。现阶段，在实现教学体系衔接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关注。”首先，关注不同学段的课程设置。要实现德育课程教学体系的衔接，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深入了解各个学段的课程内容并进行比较分析。对整个德育课程来说，这种纵向的深入比较，推动着对各个学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重难点的精准把握，既能够根据实践需要丰富前一学段的课程内容，也能够为后一学段课程内容的确定提供依据，能够确保整个教学过程的无缝连接。其次，关注不同学段课程的教学状况。关注课程设置是确保德育课程内容衔接中的重要工作，但企图完全依靠于此来实现德育课程内容衔接，显然是不可取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教学过程并非单纯的教材展示过程，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反而更为关键。近年来，新课程改革要求中小学德育应删繁就简、循序渐进。但诸多教育者秉持“应试为本”的教育理念，忽略上一学段的教学状况，按照教材增加教学难度。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完全依照教材衔接状况来建构教学体系的做法会导致教育内容衔接产生巨大偏差。最后，关注学生的教育存量。根据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信息的传输与教育对象的接受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的。学生并非单纯接受知识灌输的容器，在一切教育活动中都存在着学生对教育内容理解、认同和内化的问题。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对本阶段德育课程教学起点和教学切入点的确立将大有裨益。 三、健全德育内容衔接保障机制
毋庸置疑，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引导不足和课程整体设置欠缺的影响，更有保障机制缺乏的制约。因而，学校德育内容要真正实现整体构建与有效衔接，除了从顶层设计与课程设置入手之外，还必须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保障机制，促使学校德育内容衔接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真正意义上实现学校德育内容有效衔接。
一是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德育组织管理机制。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也是教育效果评估的组织者和承担者，是提高德育系统化的组织保证。当前，在传统体制框架的束缚之下，还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育领导管理机构，分别由不同的德育管理机构进行大学和中小学的德育管理工作。大学德育领导管理工作由“思想政治工作司”负责，而中小学则由“基础教育司”负责。总的来看，各学段的领导管理机构都在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难免各自为政，原本作为统一整体的学校德育系统就这样被分裂开来，在实践中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明显不足。面对这一问题，诸多地方和学校也并非坐以待毙，各种沟通合作机制的建立是衔接治理工作的不断尝试，但是依然无法克服根本上制约衔接治理推进的体制分割问题。所以，德育内容衔接整合的顺利进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从组织管理层面下手，破除原有教育体制障碍，以系统性思维整体谋划，结束彼此分离的状况。这样既有利于不同阶段德育功能的发挥，也从整体上保障德育系统的完整性、连续性及顺畅性。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探索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管理中枢系统，即由教育部至各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由主管领导挂帅，各学校相关德育负责领导参加的“德育工作委员会”，发挥其在宏观规划、政策统筹和工作协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统揽大中小学的德育工作，有效实现德育工作的统一部署，切实做到学校德育的通盘考虑，充分保证不同学段德育工作间的沟通交流。
二是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德育交流沟通机制。实现学校德育内容衔接，不但要建立系统化的领导管理机制，更需要在教育交流沟通上下功夫。有效的交流沟通是保障各学段德育协作运行不可或缺的因素。德育沟通交流机制的设立旨在通过拓宽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交流渠道，促进不同学段教育工作者之间长期性的沟通协作，实现不同层次德育工作者相互联系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德育过程中，大中小学教师间普遍缺少应有的交流与沟通。据笔者调查，德育教师中“经常性开展德育沟通交流”的仅占9.3%，甚至“有过德育交流沟通”的也不过58.1%。[5]。德育工作者之间沟通协作不足的问题，成为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推进的重要阻力。因而，科学化的德育交流沟通机制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增强各学段德育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实现德育内容科学衔接。加强德育的纵向沟通协作机制重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不同学段间德育者的制度化交流机制。在德育内容衔接过程中，作为德育工作主体的各学段德育工作者要充分展现其主体价值，必须通过经常性的交流沟通，定期就德育工作中存在的显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如邓小平所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6]通过制度，将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体现出德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德育衔接治理總体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强大中小学德育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平台以其突出的优势在当前德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育内容衔接治理要利用好这一便捷工具。通过信息平台丰富不同学段德育工作者的交流沟通途径，增强交流沟通的时效性，并利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激发教育主体共同推进衔接工作的自主意识。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对德育系统化问题高度重视的现实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关注德育内容衔接这一问题。但即便如此，当前对学校德育内容衔接问题所做的理论研究仍然无法满足实践发展要求。列宁曾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对于德育内容衔接这样的系统工程而言，更加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当前要做好德育内容衔接这项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研究，认真阐释德育内容衔接的本质与规律，科学剖析德育内容衔接的作用机理，促进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深入拓展，不断推进学校德育内容衔接治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教学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8-3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286.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2121.
[4]查朱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论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4）：35-39.
[5]郑敬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整体构建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5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3.
[7]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6.
【郑敬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