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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灵云，1925年生人，原名毛文怡，因被袁树德收为养女而改姓袁，成为著名的“袁家八姐妹”之一，她的姐姐袁汉云和袁美云，都曾是民国时期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京剧名伶和电影明星。她曾与周璇、袁美云等出演过《渔家女》（1943）和《红楼梦》（1944）等多部电影，亦曾参与演出多部话剧。袁灵云自小从袁树德处学习戏曲，因此擅演京昆，尤工于青衣，其表演闺门旦亦受到称赏。而后京剧成为她从事一生的事业，她先后任上海京剧院文艺四级演员和福建京剧院当家旦角。退休后，就一直在上海颐养天年。近日笔者拜访了这位87岁老人。
写是写袁灵云，但得从袁仰安说起。
袁仰安，这位曾经的上海滩大律师，1905年出生于浙江定海，1929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并获得法学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1930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法律学系讲师，嗣执行律师职务。1935年担任上海律师公会监察委员，1937年任该会常务委员。1936年，袁仰安被派为代表，出席全国律师协会，并由当时国民政府司法部派为代表，出席全国司法会议，对于改进当时中国的司法，做过不少工作。
对于良友而言，受赵家璧的请托，袁仰安一度担任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董事长。应当说，他直接参与了上海租界时期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组建，因此在一本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上海名人志中，袁仰安也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良友复兴公司的“创办人”。
从事法律工作，涉足文化事业，除此之外，袁仰安还进入工业和金融业的开发，先后创办冶中机器公司、大夏银行。他喜爱贵族的运动——狩猎，1932年，他还召集创办了上海狩猎学会。
《良友》画报第170期（1941年）的封面，是一位头戴彩色草帽、形容姣好的年轻女性，她就是以京剧为本业、电影为副业的袁灵云，她是电影明星袁美云的表妹，同时也是袁仰安的干女儿。袁灵云只记得拍摄封面的那天，一位良友的摄影师在袁仰安的家里给她拍摄了一组照片。袁灵云不知道，那位摄影师名叫“谷人”，他就是当时《良友》画报的主编张沅恒。而袁灵云只以为她的姐姐袁美云登上流行杂志的封面是天经地义的事，她没有想到，这组照片中的一张，不久便刊登在《良友》画报的封面，还是一位朋友拿着画报告诉她说：“这不是你吗？”如今，这帧凝定着一张清纯秀丽面孔的着色照片还摆放在袁灵云家的客厅中。
袁仰安与袁灵云以父女相称，虽同姓袁，但并无亲缘关系。袁灵云所从事的京剧行当，需要很多有身份的人来捧场，于是在养父袁树德的安排下，袁灵云认了很多干爹干妈，袁仰安夫妇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很正常”。事实上，因为当年演出忙碌，袁灵云与袁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2012年7月一个溽热的下午，我们陪同袁灵云驱车来到上海淡水路（原法租界上）寻访袁女士记忆中的袁仰安的故宅，“前面是花园草地，不是很大，后面就是一座小洋房”。距离袁灵云上一次来淡水路，已经有许多年了，虽然梧桐树依旧，但是道路两旁的老建筑已经所剩不多，我们开车顺着淡水路由北向南一路寻去，却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听力障碍，袁灵云很费力地与里弄的居民打听——那是一座别墅，前面有一座花园。在她的印象中，找到了那座花园，就找到了袁仰安的家。
一番功夫之后，袁灵云寻着自己的回忆，在一条里弄的联排别墅的尽头，找到了袁仰安的故宅，那是一座三层的别墅。文化大革命中，袁仰安一家虽已移居香港，但是袁仰安的大律师身份使住在这栋别墅的袁家族人受到了很大冲击，据说针对袁家的抄家行动进行了三天三夜，几支红卫兵队伍不分昼夜地进行。袁家别墅顶楼原有袁仰安离沪赴港时留下的所有家当，也被查抄一空，其中就有一套《良友》画报，箱子里居然还抄到了袁仰安狩猎所用的猎枪，这成为批判袁家的一大罪状。于是，袁家的房产被分掉，一下子住进了许多户人家。
在我们说是来寻访袁家人之后，故宅里面的一位住户热情地将我们引上三楼。通过逼仄狭窄的楼梯，我们来到顶楼，见到了袁仰安夫人苏燕生的亲属，这是袁灵云女士与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改革开放后，政府决定向受批判的家族发还旧有资产，袁家后人收回了别墅的顶层。袁仰安的一位侄女说，顶层原本是佣人的住处和库房，并不是主人的居处。曾几何时，我们刚才所走的逼仄的楼梯是专供佣人们行走，他们禁止走主家的大楼梯——从别墅空间格局的分配也可见旧时的主仆关系。如今，别墅的外表虽已配合市容的美化而涂上了明亮的土黄色，可是它的里面却已经糟朽不堪，它的繁华也早已逝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位于四川路上企业大楼的良友公司被日军查封，《良友》画报被迫停刊。时任良友经理和总编辑的赵家璧日后回忆说，1942年，良友董事长袁仰安在淡水路的家中设宴招待日本驻沪领事，计划与日本人合作恢复良友，座中除了赵家璧，还有徐朗西和费彝民。在赵家璧看来，这是一局带有要挟就范色彩的鸿门宴，也因此，在日后的文字中，赵家璧处处透露着对这位有附逆汉奸之嫌的袁仰安的愤怒。对于赵家璧耿耿于怀的“汉奸”嫌疑一事，在袁家族人的描述中，袁仰安却变了一番模样：他不仅爱国，而且亲共。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袁仰安一家人移居香港，她们从虹口机场出发，前来送行的亲朋中就有袁灵云。到香港后，袁仰安先后创办了长城电影公司、新新影业公司，发行《长城画报》等，甚至在六十年代投身于一度兴盛的玩具制造业。袁仰安的电影工业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不能回避的一页。1994年，袁仰安病逝于香港。十几年后，他的夫人苏燕生以百岁高龄在香港去世。
袁灵云安静地在上海颐养天年，这位八十七岁的耄耋老人早已离开了喧嚣的京剧舞台，无论当初她走上那座舞台的动机是什么，那段经历，无疑是她人生中最绚烂的时光。
袁灵云口述
【伶人往事】
我的生父姓毛，他是新宜药厂的工会主席和会计，他勤工俭学到法国。我的祖父是搞建筑的，在杭州很有名。我的祖父过世了以后，我的祖母败家败得很厉害，把所有的家产都败光。我的祖母喜欢打牌，跟哈同夫人一起赌钱，还办香烟厂什么的。 我的父亲有一点新的思想，思想比较开放，他喜欢电影，原本想让我去跟袁美云拍电影的，于是到了袁家。没想到进入袁家就是先学戏，后来竟唱了京剧。其实，我进袁家，先拜的袁美云做师傅学拍电影，后来袁美云嫁给了王引，我母亲就要接我回家读书。袁树德看到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在袁家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娘姨和一个儿子，说自己太孤单了，让我给他做女儿，我妈如果不同意我唱戏的话，就培养我读书。我就跟他说，我还是要唱戏，我喜欢唱戏。这样我就跟自己的生父生母讲，就留在了袁家。
我1925年生人，1935年，我10岁的时候到袁家学戏，1937年拜袁仰安做干爹。1942年开始演话剧，1943年和周璇一起在金城大戏院演《渔歌》，就是电影《渔家女》的改编。抗战胜利之后，我还唱过歌，在当时的南海花园，唱歌庆祝胜利，1946年我就到中国大戏院演京戏。1946年底到1947年，我到香港还拍过两部电影，和袁美云一起的，分别是《蒙难夫人》和《间谍忠魂》，《间谍忠魂》是讲国民党的。1950年，在上海国泰电影公司拍过电影《再生凤凰》。
我的养父袁树德与徐朗西都曾在日本留学，他们是同学关系。徐朗西是海上闻人，也是洪帮的首领，袁汉云、袁美云就是拜他为干爹的。
我比袁美云小八岁，比袁汉云小九岁，我比他们都小，袁家我是最小一个了。我虽然没有拜徐朗西为干爹，但实际上他也就是我的干爹了。他家里也经常有唱昆曲甚么的，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去唱昆曲。如此一来，在徐朗西的家里，我就认识了袁仰安的夫人袁苏燕生，据说她是苏东坡的后代，家族是很有渊源的。由徐朗西作介绍，我就拜袁苏燕生为继娘（干妈），拜袁仰安为继父（干爹）。他们都很喜欢我、看重我，认为我可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因为我小时候嗓子很好。袁仰安脾气很好，戴个眼镜，个子也不高，瘦瘦的，他是知名的律师。徐朗西对袁仰安开玩笑说，她（袁灵云）是你爱人的干女儿，不是你的，你的辈分还差呢。因为他们在青帮啊洪帮啊里面都是有辈分的。
我与袁仰安本人的交往不多，最多的就是请我吃饭。他会打电话给我说：灵云啊，我家里来了什么什么客人，你到家里来吃饭。就是徐朗西、费祎民那些朋友，还有一个叫夏超的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杭州的督军。有一年冬至，袁仰安家里请客，他家里不点灯，只点蜡烛，富丽堂皇的。袁美云没有去过袁仰安家，她那个时候很忙，已经是大明星了。
我的个子比较矮，我记得他们怕我长不高，袁仰安就开了车带我到一个检查身体的地方去，一查我的骨龄好像快要闭合了，他说那就不行了。大概是在1942年的时候，四大名旦的荀慧生到上海来演戏，袁仰安他们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就叫我拜荀慧生做老师，当时荀慧生也很高兴，因为我同时也是冯子和的学生。
冯子和是江南第一花旦，荀慧生很佩服冯子和的艺品和人品。我这个老师（冯子和）的人品非常高尚、非常要强，他说艺人要自尊自强，而且他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培养学生，办了一所学校，当时有几十个学生，白天他们读书，晚上就教他们唱戏，所以冯子和很赢得伶界的尊重。听说麒麟童（周信芳）年轻的时候也得到过冯子和的提携。我跟冯子和学过一两年的戏，所以荀慧生很高兴，就收我做徒弟了。他们（袁仰安夫妇）在家里设宴，就叫我过去，拜了荀慧生为师。
他们有一些朋友做了一家俱乐部，就在世界杯舞厅的楼上，舞厅在现在的延安中路，那个时候叫爱多亚路，徐朗西之类人物都去那儿玩，一帮有地位的人都在那里。那里也请了很多老师，那个时候有教昆曲的郑传鉴、教花旦的老先生陈彤云，还有王耀青的学生金碧艳，都是有名的伶人。每周二四六下午两点钟开始，我学习京昆就一直要到四五点钟。我在那里唱啊，他们大人们在那里玩牌啊、打麻将啊、打梭哈啊甚么的，他们也谈论一些时局。他们觉得我很好，预备组织一些人给我包下兰心大戏院，让我唱半个月或者十天的戏，票子他们包下来，其实就是来捧我，让我出名。我袁家爸爸（袁树德）不肯，他说小孩子基础还没有太扎实，因为没有通过足够的实践，马上就捧上去的话，弄得不好摔下来对不起大家，他希望我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他认为我如果真的努力的话，也是可以成名的。我袁家爸爸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但还是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他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让我到电影公司去拍电影，不一定拍，就是拿一点钱我可以来学戏。他们又想办法叫袁美云来吃饭，叫我也去，之后美云带着我就去见了张善琨，当场张善琨就同意跟我签三年合同，一个月三百块钱，那个时候三百块钱不得了啊。我就拿了三年的钱，但是没有拍过一部戏，就拿这个钱来学戏、买行头、置服装什么的。
以后抗战胜利，接着发生内战，我的袁家养父就不让我到外地演出，那么我就演话剧，演了很多话剧。
【养父袁树德】
我的养父袁树德是日本留学生，他的母亲有一点积蓄，都存在钱庄里头，后来钱庄倒闭了，他的母亲一急就去世了。临死前，她告诉袁树德的妻子和小妾说，你们不能叫你们的丈夫回来，因为他要完成学业，他还有三年才能毕业，回来的话我的心血就白费了。袁树德的妻子和小妾没有生路，一天到晚就是哭。楼下有一位邻居姓许，他是一位有名的文武老生，因为生病身体不好在家里养病，他看她们挺可怜的，眼见着没有生路了，就收了她们做徒弟，教她们唱戏。他的妻子叫陈善普，她就学老生，完全是学唱功，因为她们没有幼功，不能学武戏。小妾叫陈菊芳，就教她跑跑龙套，演一个宫女或者二路旦，配角儿。如此一来，陈善普就出名了，很红，赚了很多钱。结果袁树德回来以后才知道妈妈死掉了，老婆又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开始，袁树德要去湖广铁路当工程师，但是由于袁树德身体很不好，结果就把工作辞掉，回到家里来，留在了上海。可是，陈善普戏唱得很好，很有名，她后来就嫁了别人，走掉了，把袁树德家里的东西整个都拿走了，这些我都写在了电视剧剧本《袁氏姐妹九朵云》里。袁树德就开始收一些学生，改走唱戏的道路了。
那时，我赚的钱都给了他，他最多给我一些零用钱。袁美云也是这样，她后来要嫁王引，与袁树德脱离关系，她的工资就一分为三，她自己拿一份，她妈妈拿一份，袁家爸爸（袁树德）拿一份。他培养我，就是为了将来可以依靠我，老有所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袁树德自己有一个儿子，后来培养他读大学，是华北药厂的高级工程师，研究青霉素，现在他的后代还在石家庄的华北药厂。他的儿子比我小四岁，很本分，人很好。
刚开始我也没有赚钱啊，也是靠袁美云的那个份额来生活，来请老师教我戏。后来我赚钱，一直给袁树德十年，规定的十年。我和袁家爸爸是有签约的——这个是用不着说的，我给他做女儿，赚到的钱是不可以拿到自己家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1948年，解放前一年，袁树德因为生病死掉了。
袁树德对我很好，他不是很贪财，他毕竟读过一些书，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但是他还有一些流氓的行为，因为他接触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参加大字会或者青帮，但是不收徒弟。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那种习性，喜欢骂人，有一点江湖人的味道。他对我还可以，因为我小时候很乖，也不吵也不闹。打仗的时候，外地来约我，叫我到威海、大连那边去唱戏，如果要出去的话就完了，伪警、日本特务要看中你了你不同意，就把你枪毙算了。袁树德就不同意，他在战争的时候保护了我，不让我离开租界，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在政治上没有甚么污点，我因此很感激他。
我的干爸袁树德让我拜袁仰安为继父，也是希望自己的干女儿将来有一些关系，演戏需要人来捧场啊买票啊，这个都是关系啊。唱戏这个行当需要这些，过去都是这样的，拜很多干爹干妈。不然的话我关心你干什么呢，除非崇拜你的艺术那还可以。我曾经到汉口演戏，几个月时间，徐朗西还专门给我写信给汉口的老大老二。我到汉口后，就要去拜见他们，然后人家就会来捧你，一家买下三五排位子来看你的戏。
我的生父生母不需要我来赡养，我的父亲有一家公司，还不错。我走了唱戏这条路，我父亲也无所谓，他就觉得把我这个女儿送给人家了。我在袁家时，他们经常来看我，我也经常回去。小时候一年只能回去三次，正月一次、五月节（端午）和八月半（中秋）三个节气，其余时间都呆在袁家。1949年之后，我就回到了自己家里。
（摄影：程思远）
写是写袁灵云，但得从袁仰安说起。
袁仰安，这位曾经的上海滩大律师，1905年出生于浙江定海，1929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并获得法学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1930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法律学系讲师，嗣执行律师职务。1935年担任上海律师公会监察委员，1937年任该会常务委员。1936年，袁仰安被派为代表，出席全国律师协会，并由当时国民政府司法部派为代表，出席全国司法会议，对于改进当时中国的司法，做过不少工作。
对于良友而言，受赵家璧的请托，袁仰安一度担任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董事长。应当说，他直接参与了上海租界时期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组建，因此在一本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上海名人志中，袁仰安也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良友复兴公司的“创办人”。
从事法律工作，涉足文化事业，除此之外，袁仰安还进入工业和金融业的开发，先后创办冶中机器公司、大夏银行。他喜爱贵族的运动——狩猎，1932年，他还召集创办了上海狩猎学会。
《良友》画报第170期（1941年）的封面，是一位头戴彩色草帽、形容姣好的年轻女性，她就是以京剧为本业、电影为副业的袁灵云，她是电影明星袁美云的表妹，同时也是袁仰安的干女儿。袁灵云只记得拍摄封面的那天，一位良友的摄影师在袁仰安的家里给她拍摄了一组照片。袁灵云不知道，那位摄影师名叫“谷人”，他就是当时《良友》画报的主编张沅恒。而袁灵云只以为她的姐姐袁美云登上流行杂志的封面是天经地义的事，她没有想到，这组照片中的一张，不久便刊登在《良友》画报的封面，还是一位朋友拿着画报告诉她说：“这不是你吗？”如今，这帧凝定着一张清纯秀丽面孔的着色照片还摆放在袁灵云家的客厅中。
袁仰安与袁灵云以父女相称，虽同姓袁，但并无亲缘关系。袁灵云所从事的京剧行当，需要很多有身份的人来捧场，于是在养父袁树德的安排下，袁灵云认了很多干爹干妈，袁仰安夫妇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很正常”。事实上，因为当年演出忙碌，袁灵云与袁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2012年7月一个溽热的下午，我们陪同袁灵云驱车来到上海淡水路（原法租界上）寻访袁女士记忆中的袁仰安的故宅，“前面是花园草地，不是很大，后面就是一座小洋房”。距离袁灵云上一次来淡水路，已经有许多年了，虽然梧桐树依旧，但是道路两旁的老建筑已经所剩不多，我们开车顺着淡水路由北向南一路寻去，却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听力障碍，袁灵云很费力地与里弄的居民打听——那是一座别墅，前面有一座花园。在她的印象中，找到了那座花园，就找到了袁仰安的家。
一番功夫之后，袁灵云寻着自己的回忆，在一条里弄的联排别墅的尽头，找到了袁仰安的故宅，那是一座三层的别墅。文化大革命中，袁仰安一家虽已移居香港，但是袁仰安的大律师身份使住在这栋别墅的袁家族人受到了很大冲击，据说针对袁家的抄家行动进行了三天三夜，几支红卫兵队伍不分昼夜地进行。袁家别墅顶楼原有袁仰安离沪赴港时留下的所有家当，也被查抄一空，其中就有一套《良友》画报，箱子里居然还抄到了袁仰安狩猎所用的猎枪，这成为批判袁家的一大罪状。于是，袁家的房产被分掉，一下子住进了许多户人家。
在我们说是来寻访袁家人之后，故宅里面的一位住户热情地将我们引上三楼。通过逼仄狭窄的楼梯，我们来到顶楼，见到了袁仰安夫人苏燕生的亲属，这是袁灵云女士与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改革开放后，政府决定向受批判的家族发还旧有资产，袁家后人收回了别墅的顶层。袁仰安的一位侄女说，顶层原本是佣人的住处和库房，并不是主人的居处。曾几何时，我们刚才所走的逼仄的楼梯是专供佣人们行走，他们禁止走主家的大楼梯——从别墅空间格局的分配也可见旧时的主仆关系。如今，别墅的外表虽已配合市容的美化而涂上了明亮的土黄色，可是它的里面却已经糟朽不堪，它的繁华也早已逝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位于四川路上企业大楼的良友公司被日军查封，《良友》画报被迫停刊。时任良友经理和总编辑的赵家璧日后回忆说，1942年，良友董事长袁仰安在淡水路的家中设宴招待日本驻沪领事，计划与日本人合作恢复良友，座中除了赵家璧，还有徐朗西和费彝民。在赵家璧看来，这是一局带有要挟就范色彩的鸿门宴，也因此，在日后的文字中，赵家璧处处透露着对这位有附逆汉奸之嫌的袁仰安的愤怒。对于赵家璧耿耿于怀的“汉奸”嫌疑一事，在袁家族人的描述中，袁仰安却变了一番模样：他不仅爱国，而且亲共。
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袁仰安一家人移居香港，她们从虹口机场出发，前来送行的亲朋中就有袁灵云。到香港后，袁仰安先后创办了长城电影公司、新新影业公司，发行《长城画报》等，甚至在六十年代投身于一度兴盛的玩具制造业。袁仰安的电影工业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不能回避的一页。1994年，袁仰安病逝于香港。十几年后，他的夫人苏燕生以百岁高龄在香港去世。
袁灵云安静地在上海颐养天年，这位八十七岁的耄耋老人早已离开了喧嚣的京剧舞台，无论当初她走上那座舞台的动机是什么，那段经历，无疑是她人生中最绚烂的时光。
袁灵云口述
【伶人往事】
我的生父姓毛，他是新宜药厂的工会主席和会计，他勤工俭学到法国。我的祖父是搞建筑的，在杭州很有名。我的祖父过世了以后，我的祖母败家败得很厉害，把所有的家产都败光。我的祖母喜欢打牌，跟哈同夫人一起赌钱，还办香烟厂什么的。 我的父亲有一点新的思想，思想比较开放，他喜欢电影，原本想让我去跟袁美云拍电影的，于是到了袁家。没想到进入袁家就是先学戏，后来竟唱了京剧。其实，我进袁家，先拜的袁美云做师傅学拍电影，后来袁美云嫁给了王引，我母亲就要接我回家读书。袁树德看到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在袁家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娘姨和一个儿子，说自己太孤单了，让我给他做女儿，我妈如果不同意我唱戏的话，就培养我读书。我就跟他说，我还是要唱戏，我喜欢唱戏。这样我就跟自己的生父生母讲，就留在了袁家。
我1925年生人，1935年，我10岁的时候到袁家学戏，1937年拜袁仰安做干爹。1942年开始演话剧，1943年和周璇一起在金城大戏院演《渔歌》，就是电影《渔家女》的改编。抗战胜利之后，我还唱过歌，在当时的南海花园，唱歌庆祝胜利，1946年我就到中国大戏院演京戏。1946年底到1947年，我到香港还拍过两部电影，和袁美云一起的，分别是《蒙难夫人》和《间谍忠魂》，《间谍忠魂》是讲国民党的。1950年，在上海国泰电影公司拍过电影《再生凤凰》。
我的养父袁树德与徐朗西都曾在日本留学，他们是同学关系。徐朗西是海上闻人，也是洪帮的首领，袁汉云、袁美云就是拜他为干爹的。
我比袁美云小八岁，比袁汉云小九岁，我比他们都小，袁家我是最小一个了。我虽然没有拜徐朗西为干爹，但实际上他也就是我的干爹了。他家里也经常有唱昆曲甚么的，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去唱昆曲。如此一来，在徐朗西的家里，我就认识了袁仰安的夫人袁苏燕生，据说她是苏东坡的后代，家族是很有渊源的。由徐朗西作介绍，我就拜袁苏燕生为继娘（干妈），拜袁仰安为继父（干爹）。他们都很喜欢我、看重我，认为我可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因为我小时候嗓子很好。袁仰安脾气很好，戴个眼镜，个子也不高，瘦瘦的，他是知名的律师。徐朗西对袁仰安开玩笑说，她（袁灵云）是你爱人的干女儿，不是你的，你的辈分还差呢。因为他们在青帮啊洪帮啊里面都是有辈分的。
我与袁仰安本人的交往不多，最多的就是请我吃饭。他会打电话给我说：灵云啊，我家里来了什么什么客人，你到家里来吃饭。就是徐朗西、费祎民那些朋友，还有一个叫夏超的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杭州的督军。有一年冬至，袁仰安家里请客，他家里不点灯，只点蜡烛，富丽堂皇的。袁美云没有去过袁仰安家，她那个时候很忙，已经是大明星了。
我的个子比较矮，我记得他们怕我长不高，袁仰安就开了车带我到一个检查身体的地方去，一查我的骨龄好像快要闭合了，他说那就不行了。大概是在1942年的时候，四大名旦的荀慧生到上海来演戏，袁仰安他们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就叫我拜荀慧生做老师，当时荀慧生也很高兴，因为我同时也是冯子和的学生。
冯子和是江南第一花旦，荀慧生很佩服冯子和的艺品和人品。我这个老师（冯子和）的人品非常高尚、非常要强，他说艺人要自尊自强，而且他把自己的收入拿出来培养学生，办了一所学校，当时有几十个学生，白天他们读书，晚上就教他们唱戏，所以冯子和很赢得伶界的尊重。听说麒麟童（周信芳）年轻的时候也得到过冯子和的提携。我跟冯子和学过一两年的戏，所以荀慧生很高兴，就收我做徒弟了。他们（袁仰安夫妇）在家里设宴，就叫我过去，拜了荀慧生为师。
他们有一些朋友做了一家俱乐部，就在世界杯舞厅的楼上，舞厅在现在的延安中路，那个时候叫爱多亚路，徐朗西之类人物都去那儿玩，一帮有地位的人都在那里。那里也请了很多老师，那个时候有教昆曲的郑传鉴、教花旦的老先生陈彤云，还有王耀青的学生金碧艳，都是有名的伶人。每周二四六下午两点钟开始，我学习京昆就一直要到四五点钟。我在那里唱啊，他们大人们在那里玩牌啊、打麻将啊、打梭哈啊甚么的，他们也谈论一些时局。他们觉得我很好，预备组织一些人给我包下兰心大戏院，让我唱半个月或者十天的戏，票子他们包下来，其实就是来捧我，让我出名。我袁家爸爸（袁树德）不肯，他说小孩子基础还没有太扎实，因为没有通过足够的实践，马上就捧上去的话，弄得不好摔下来对不起大家，他希望我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他认为我如果真的努力的话，也是可以成名的。我袁家爸爸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但还是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他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让我到电影公司去拍电影，不一定拍，就是拿一点钱我可以来学戏。他们又想办法叫袁美云来吃饭，叫我也去，之后美云带着我就去见了张善琨，当场张善琨就同意跟我签三年合同，一个月三百块钱，那个时候三百块钱不得了啊。我就拿了三年的钱，但是没有拍过一部戏，就拿这个钱来学戏、买行头、置服装什么的。
以后抗战胜利，接着发生内战，我的袁家养父就不让我到外地演出，那么我就演话剧，演了很多话剧。
【养父袁树德】
我的养父袁树德是日本留学生，他的母亲有一点积蓄，都存在钱庄里头，后来钱庄倒闭了，他的母亲一急就去世了。临死前，她告诉袁树德的妻子和小妾说，你们不能叫你们的丈夫回来，因为他要完成学业，他还有三年才能毕业，回来的话我的心血就白费了。袁树德的妻子和小妾没有生路，一天到晚就是哭。楼下有一位邻居姓许，他是一位有名的文武老生，因为生病身体不好在家里养病，他看她们挺可怜的，眼见着没有生路了，就收了她们做徒弟，教她们唱戏。他的妻子叫陈善普，她就学老生，完全是学唱功，因为她们没有幼功，不能学武戏。小妾叫陈菊芳，就教她跑跑龙套，演一个宫女或者二路旦，配角儿。如此一来，陈善普就出名了，很红，赚了很多钱。结果袁树德回来以后才知道妈妈死掉了，老婆又是这么一个情况。
一开始，袁树德要去湖广铁路当工程师，但是由于袁树德身体很不好，结果就把工作辞掉，回到家里来，留在了上海。可是，陈善普戏唱得很好，很有名，她后来就嫁了别人，走掉了，把袁树德家里的东西整个都拿走了，这些我都写在了电视剧剧本《袁氏姐妹九朵云》里。袁树德就开始收一些学生，改走唱戏的道路了。
那时，我赚的钱都给了他，他最多给我一些零用钱。袁美云也是这样，她后来要嫁王引，与袁树德脱离关系，她的工资就一分为三，她自己拿一份，她妈妈拿一份，袁家爸爸（袁树德）拿一份。他培养我，就是为了将来可以依靠我，老有所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袁树德自己有一个儿子，后来培养他读大学，是华北药厂的高级工程师，研究青霉素，现在他的后代还在石家庄的华北药厂。他的儿子比我小四岁，很本分，人很好。
刚开始我也没有赚钱啊，也是靠袁美云的那个份额来生活，来请老师教我戏。后来我赚钱，一直给袁树德十年，规定的十年。我和袁家爸爸是有签约的——这个是用不着说的，我给他做女儿，赚到的钱是不可以拿到自己家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1948年，解放前一年，袁树德因为生病死掉了。
袁树德对我很好，他不是很贪财，他毕竟读过一些书，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但是他还有一些流氓的行为，因为他接触这个社会，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参加大字会或者青帮，但是不收徒弟。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那种习性，喜欢骂人，有一点江湖人的味道。他对我还可以，因为我小时候很乖，也不吵也不闹。打仗的时候，外地来约我，叫我到威海、大连那边去唱戏，如果要出去的话就完了，伪警、日本特务要看中你了你不同意，就把你枪毙算了。袁树德就不同意，他在战争的时候保护了我，不让我离开租界，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在政治上没有甚么污点，我因此很感激他。
我的干爸袁树德让我拜袁仰安为继父，也是希望自己的干女儿将来有一些关系，演戏需要人来捧场啊买票啊，这个都是关系啊。唱戏这个行当需要这些，过去都是这样的，拜很多干爹干妈。不然的话我关心你干什么呢，除非崇拜你的艺术那还可以。我曾经到汉口演戏，几个月时间，徐朗西还专门给我写信给汉口的老大老二。我到汉口后，就要去拜见他们，然后人家就会来捧你，一家买下三五排位子来看你的戏。
我的生父生母不需要我来赡养，我的父亲有一家公司，还不错。我走了唱戏这条路，我父亲也无所谓，他就觉得把我这个女儿送给人家了。我在袁家时，他们经常来看我，我也经常回去。小时候一年只能回去三次，正月一次、五月节（端午）和八月半（中秋）三个节气，其余时间都呆在袁家。1949年之后，我就回到了自己家里。
（摄影：程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