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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晋代；史学；诗歌；小说；史学意识；咏史诗；纪传体
摘要：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于晋时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大量文人因为兼综文史被社会所认同，他们既作为史家记史，又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大多有文集行世。这既促成了时人对史家文学才能的关注，也使晋代史学在诸多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以晋代诗歌和小说为代表，分析史学影响下的晋代文学发展状况。
晋代史学受到高度重视，已经逐步由原来文史不分的情况向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从目录学看，西晋苟勖著《中经新簿》，确立四部分类法，“一日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日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日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此时经史分立，史学地位在不断提高，由西晋时的丙部上升到乙部，也大体上奠定了后世史部位次。
东汉以后文人著述风气渐盛，魏晋时更为显著，文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体现，王隐认为：“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晋人面对祸福无常、战乱频仍的社会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修史不仅可以抒其蕴藉，还可名垂千古，所以当时士人不仅热衷于入史馆撰修史书，还大量从事私人修史。《晋书·王隐传》记载其父“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并提到“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提到：“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纪传体)史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
晋代文学的发展和史学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代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大量文人因为兼综文史被社会所认同，他们既是记史的史家，又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并多有文集行世。时人重视史家的文学才华，当时的许多文士正是凭借文学才华跻身史林，参与著述的。如《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史通·史官建制》云：“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这样的现状使得晋代史学和文学相互借鉴，一方面，修史要求史家善于驾驭材料，善于叙述事件，注意语言的表述，史家的文笔成为人们评价其史才高下的标准。《晋书·王隐传》提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对王隐著述的评价说明史家的文字功底非常重要。作为史家，袁山松也谈到：“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当时对史家的文笔要求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晋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带上了史学的影子。如傅玄既为史家，又著有《傅子》一书，“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张华名重一时，除佐著作郎，“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干宝既以才器召为著作郎，也以史的手法写出了《搜神记》，被誉为“鬼之董狐”。《晋书·虞溥传》记载：“(溥)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又向张载访问蜀吴之事并精研细核之事，正可看作史学意识对文人的影响。《三都赋》成，不仅皇甫谧为之作序，中书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为之训诂，司空张华也见而感叹其可以出入于班张之流，遂造成《三都赋》洛阳纸贵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文士与史家联系频繁，史家的博物洽闻，有益于文学创作。左思创作《三都赋》时正是依据“依本”、“征实”的态度，“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晋书·职官志》记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这既是对史家才能进行考验的过程，也表明晋代对人物传记的重视，进而促成了中国文学园地里传记文学的发展。
诗歌与史学的关系是历代文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要而言之，古人认为那些直抒胸臆、感怀激烈的诗作均堪称诗史。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日：“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作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怀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就晋代来看，史学的发展使得文士的史学意识空前高涨。他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方面借用诗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生活，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以诗观史的效果。另一方面，诗人多采用史家叙事手法，发表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或受纪传体影响而歌咏历史人物。
洪顺隆《六朝建国史诗试论》中提到郊庙歌辞用于祭祀饮宴歌舞，体裁以叙事为主，多叙建国事迹，目的在歌功颂德，称得上是建国史诗。从傅玄留存诗歌来看，这类乐府诗占比例较大。傅玄泰始年间奉命制礼作乐，作五组乐歌：《晋郊祀歌》五首、《晋天地郊明堂歌》五首、《晋宗庙歌》十一首、《晋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其中，《晋书·乐志》记载了《晋鼓吹曲》二十二首的写作背景，“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这部分作品基本上是由古辞改造扩 充而成。如果把这些歌辞连缀起来，就是歌颂司马氏三代创业代魏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的英雄史诗。再如张华的《晋四厢乐歌》十六篇、《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也是以古题乐府来抒写大晋文治武功。这些诗歌虽然不无谀词，但从题目以及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朝代更迭以及晋代统治者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决策和效果。所以，《晋书·乐志》提到：“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
《晋书·贾充传附》云：“谧好学，有才思。……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畛、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日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起为秘书监，掌国史。”贾谧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时人追捧，围绕在贾谧身边形成的二十四友，虽然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集团，但参与者大多在文坛享有盛誉，创作了大量诗歌，许多诗歌反映出当时文人雅集的情况。陆机《答贾谧》诗的序言也记载：“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人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二十四友于贾谧座中辨讲《汉书》，并写诗以记其盛，如潘岳作《于贾谧坐讲汉书诗》，“治道在儒，宏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唯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此诗写鲁侯贾谧的史才与识才，这和《晋书》所记二十四友内容吻合。陆机《讲汉书诗》云：“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活画出当时集宴辨讲的热闹场景。此外，《晋书·左思传》也提到贾谧开馆延宾，左思曾经讲《汉书》。针对某些重大事件，文士们也往往写诗称颂。元康六年关中平乱，帝命诸臣作关中诗。潘岳“奉诏竭愚作诗一篇”(《上(关中诗)表》)，以典正雅丽的四言诗写成《关中诗》十六章，以议论行文，不袭风雅，堪称大手笔。其他诗人如刘琨的诗被锺嵘《诗品》称为有“清刚”之气，认为：“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诗人能把诗情与现实抒写结合，为世所称许。
晋代文人不仅以诗笔歌功颂德，或借诗情写时事，也在咏史诗中以纪传手法抒写人世感喟。东汉时，班固的传体咏史诗已经奠定了咏史诗基本的写作范式，即铺陈史传中人、事并加以咏叹，多寓借鉴意义。晋代咏史诗人大多延续这一范式，并且在语言的表述上力避华美，而以质朴见长。如张载身为著作郎，生性闲雅，曾作《七哀诗》咏史，以平实语言正面叙述汉陵被毁盗的惨象，所述皆为史实。《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三国志·魏书》卷二也提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卢谌《览古》一诗以五言概括了蔺相如的主要业绩，可以说是蔺相如的诗体传，取材全从《史记》本传出，仅将本传改为韵体。傅玄的《惟汉行》、《秋胡行》、《秦女休行》，石崇的《王明君》等以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描述其生平遭际，情节细致生动。陶渊明的《咏荆轲》、《咏三良》、《咏二疏》、《咏贫士》等所咏史事详实，诗人也借诗寄慨。随着文体意识的自觉，咏史诗也逐渐由咏事咏人为主转到鉴戒讽诵为主，左思八首咏史诗借史抒写功业抱负，堪为代表。总之，此时咏史诗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紧密相连，诗人延续纪传手法，也在诗中糅合自己对史实的看法，甚至进而引入对现实的认识。与这样的创作观相应，史学发展中史论的部分也得到了加强，这可以说是文士立言以不朽思想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
我们现在理解的小说和魏晋的小说概念有很大区别，在古代被列为史部的，现在我们也把他们看作是小说，如《隋志》中记载的杂史、杂传，现在看来很多篇目就具有小说性质，如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等。从内容看，它们记叙的是鬼怪神异之事，属于小说一类。本文探讨的是晋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其中小说即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小说。关于小说和史学的关系，石昌渝诙谐地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史传文学太发达了，以至她的儿子在很长时期不能从她的荫庇下走出来，可怜巴巴地拉着史传文学的衣襟，在历史的途程中踽踽独行。”晋代小说虽然是诸多因素的产物，但史传对小说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现为小说在叙述上交待人物出身、籍贯、相貌、经历、结局等以及叙述的客观性等方面。另外小说与史传同样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一样涉及到材料的想象虚构等。
由于晋代小说的小说因素不完备，而作者又多熟谙历史，甚至任职著作郎，所以晋代小说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如《搜神记》、《袖中记》、《列女传》、《高士传》等。在记事体例上，晋代小说也借用了史家的手法，王嘉《拾遗记》现存残卷十卷，从卷一“春皇庖牺”至卷九“晋时事”依时代顺序排列。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例，可以看出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对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很多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可以说洞察一切，无所不知，操纵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对文中人物的姓名籍贯、身世背景、秉性气质及其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还能窥测他们的内心世界。但这个叙述者只是一个远离故事的局外人，不充当小说中的任何角色，这在《阿紫》、《三王墓》、《韩凭夫妇》等中都不乏其例。
从创作思想看，当时的小说创作在写作内容方面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材料的可靠性。例如干宝《搜神记》序称《搜神记》的创作是作者“考先志于载籍，搜遗逸于当时”。《晋书》本传提到《搜神记》的创作缘由时说：“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宝父侍婢的经历也似乎在证明干宝小说的真实性。托名葛洪的《西京杂记跋》更声言所载录的资料乃是正史未收的史料，具有补充正史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日《西京杂记》，以裨《汉书》阙尔”。
从内容看，当时的小说很多都是叙写鬼神、洪荒之事。作者认识到其中的材料可能会有虚错，但这不会妨碍小说整体上的真实性。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史传中往往允许适当的虚构想象，如对历史人物的言语心理和历史事件细节的补充，这一点也被小说所借鉴。正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所说：“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通”。
综上所述，受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当时的文坛宿将不论身兼史家与否，大多能在繁复和华靡的创作风气中以文笔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不论在创作观念还是内容、体式等方面都深受史学的影响，从而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摘要：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于晋时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大量文人因为兼综文史被社会所认同，他们既作为史家记史，又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大多有文集行世。这既促成了时人对史家文学才能的关注，也使晋代史学在诸多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以晋代诗歌和小说为代表，分析史学影响下的晋代文学发展状况。
晋代史学受到高度重视，已经逐步由原来文史不分的情况向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从目录学看，西晋苟勖著《中经新簿》，确立四部分类法，“一日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日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日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此时经史分立，史学地位在不断提高，由西晋时的丙部上升到乙部，也大体上奠定了后世史部位次。
东汉以后文人著述风气渐盛，魏晋时更为显著，文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体现，王隐认为：“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晋人面对祸福无常、战乱频仍的社会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修史不仅可以抒其蕴藉，还可名垂千古，所以当时士人不仅热衷于入史馆撰修史书，还大量从事私人修史。《晋书·王隐传》记载其父“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并提到“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提到：“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纪传体)史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
晋代文学的发展和史学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代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大量文人因为兼综文史被社会所认同，他们既是记史的史家，又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并多有文集行世。时人重视史家的文学才华，当时的许多文士正是凭借文学才华跻身史林，参与著述的。如《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史通·史官建制》云：“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这样的现状使得晋代史学和文学相互借鉴，一方面，修史要求史家善于驾驭材料，善于叙述事件，注意语言的表述，史家的文笔成为人们评价其史才高下的标准。《晋书·王隐传》提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对王隐著述的评价说明史家的文字功底非常重要。作为史家，袁山松也谈到：“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当时对史家的文笔要求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晋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带上了史学的影子。如傅玄既为史家，又著有《傅子》一书，“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张华名重一时，除佐著作郎，“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干宝既以才器召为著作郎，也以史的手法写出了《搜神记》，被誉为“鬼之董狐”。《晋书·虞溥传》记载：“(溥)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又向张载访问蜀吴之事并精研细核之事，正可看作史学意识对文人的影响。《三都赋》成，不仅皇甫谧为之作序，中书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为之训诂，司空张华也见而感叹其可以出入于班张之流，遂造成《三都赋》洛阳纸贵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文士与史家联系频繁，史家的博物洽闻，有益于文学创作。左思创作《三都赋》时正是依据“依本”、“征实”的态度，“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晋书·职官志》记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这既是对史家才能进行考验的过程，也表明晋代对人物传记的重视，进而促成了中国文学园地里传记文学的发展。
诗歌与史学的关系是历代文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要而言之，古人认为那些直抒胸臆、感怀激烈的诗作均堪称诗史。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日：“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作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怀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就晋代来看，史学的发展使得文士的史学意识空前高涨。他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方面借用诗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生活，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以诗观史的效果。另一方面，诗人多采用史家叙事手法，发表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或受纪传体影响而歌咏历史人物。
洪顺隆《六朝建国史诗试论》中提到郊庙歌辞用于祭祀饮宴歌舞，体裁以叙事为主，多叙建国事迹，目的在歌功颂德，称得上是建国史诗。从傅玄留存诗歌来看，这类乐府诗占比例较大。傅玄泰始年间奉命制礼作乐，作五组乐歌：《晋郊祀歌》五首、《晋天地郊明堂歌》五首、《晋宗庙歌》十一首、《晋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其中，《晋书·乐志》记载了《晋鼓吹曲》二十二首的写作背景，“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这部分作品基本上是由古辞改造扩 充而成。如果把这些歌辞连缀起来，就是歌颂司马氏三代创业代魏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的英雄史诗。再如张华的《晋四厢乐歌》十六篇、《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也是以古题乐府来抒写大晋文治武功。这些诗歌虽然不无谀词，但从题目以及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朝代更迭以及晋代统治者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决策和效果。所以，《晋书·乐志》提到：“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
《晋书·贾充传附》云：“谧好学，有才思。……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畛、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日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起为秘书监，掌国史。”贾谧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时人追捧，围绕在贾谧身边形成的二十四友，虽然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集团，但参与者大多在文坛享有盛誉，创作了大量诗歌，许多诗歌反映出当时文人雅集的情况。陆机《答贾谧》诗的序言也记载：“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人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二十四友于贾谧座中辨讲《汉书》，并写诗以记其盛，如潘岳作《于贾谧坐讲汉书诗》，“治道在儒，宏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唯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此诗写鲁侯贾谧的史才与识才，这和《晋书》所记二十四友内容吻合。陆机《讲汉书诗》云：“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活画出当时集宴辨讲的热闹场景。此外，《晋书·左思传》也提到贾谧开馆延宾，左思曾经讲《汉书》。针对某些重大事件，文士们也往往写诗称颂。元康六年关中平乱，帝命诸臣作关中诗。潘岳“奉诏竭愚作诗一篇”(《上(关中诗)表》)，以典正雅丽的四言诗写成《关中诗》十六章，以议论行文，不袭风雅，堪称大手笔。其他诗人如刘琨的诗被锺嵘《诗品》称为有“清刚”之气，认为：“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诗人能把诗情与现实抒写结合，为世所称许。
晋代文人不仅以诗笔歌功颂德，或借诗情写时事，也在咏史诗中以纪传手法抒写人世感喟。东汉时，班固的传体咏史诗已经奠定了咏史诗基本的写作范式，即铺陈史传中人、事并加以咏叹，多寓借鉴意义。晋代咏史诗人大多延续这一范式，并且在语言的表述上力避华美，而以质朴见长。如张载身为著作郎，生性闲雅，曾作《七哀诗》咏史，以平实语言正面叙述汉陵被毁盗的惨象，所述皆为史实。《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三国志·魏书》卷二也提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卢谌《览古》一诗以五言概括了蔺相如的主要业绩，可以说是蔺相如的诗体传，取材全从《史记》本传出，仅将本传改为韵体。傅玄的《惟汉行》、《秋胡行》、《秦女休行》，石崇的《王明君》等以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描述其生平遭际，情节细致生动。陶渊明的《咏荆轲》、《咏三良》、《咏二疏》、《咏贫士》等所咏史事详实，诗人也借诗寄慨。随着文体意识的自觉，咏史诗也逐渐由咏事咏人为主转到鉴戒讽诵为主，左思八首咏史诗借史抒写功业抱负，堪为代表。总之，此时咏史诗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紧密相连，诗人延续纪传手法，也在诗中糅合自己对史实的看法，甚至进而引入对现实的认识。与这样的创作观相应，史学发展中史论的部分也得到了加强，这可以说是文士立言以不朽思想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
我们现在理解的小说和魏晋的小说概念有很大区别，在古代被列为史部的，现在我们也把他们看作是小说，如《隋志》中记载的杂史、杂传，现在看来很多篇目就具有小说性质，如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等。从内容看，它们记叙的是鬼怪神异之事，属于小说一类。本文探讨的是晋代史学和小说的关系，其中小说即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小说。关于小说和史学的关系，石昌渝诙谐地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史传文学太发达了，以至她的儿子在很长时期不能从她的荫庇下走出来，可怜巴巴地拉着史传文学的衣襟，在历史的途程中踽踽独行。”晋代小说虽然是诸多因素的产物，但史传对小说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表现为小说在叙述上交待人物出身、籍贯、相貌、经历、结局等以及叙述的客观性等方面。另外小说与史传同样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一样涉及到材料的想象虚构等。
由于晋代小说的小说因素不完备，而作者又多熟谙历史，甚至任职著作郎，所以晋代小说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如《搜神记》、《袖中记》、《列女传》、《高士传》等。在记事体例上，晋代小说也借用了史家的手法，王嘉《拾遗记》现存残卷十卷，从卷一“春皇庖牺”至卷九“晋时事”依时代顺序排列。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例，可以看出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对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很多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可以说洞察一切，无所不知，操纵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对文中人物的姓名籍贯、身世背景、秉性气质及其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还能窥测他们的内心世界。但这个叙述者只是一个远离故事的局外人，不充当小说中的任何角色，这在《阿紫》、《三王墓》、《韩凭夫妇》等中都不乏其例。
从创作思想看，当时的小说创作在写作内容方面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材料的可靠性。例如干宝《搜神记》序称《搜神记》的创作是作者“考先志于载籍，搜遗逸于当时”。《晋书》本传提到《搜神记》的创作缘由时说：“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宝父侍婢的经历也似乎在证明干宝小说的真实性。托名葛洪的《西京杂记跋》更声言所载录的资料乃是正史未收的史料，具有补充正史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日《西京杂记》，以裨《汉书》阙尔”。
从内容看，当时的小说很多都是叙写鬼神、洪荒之事。作者认识到其中的材料可能会有虚错，但这不会妨碍小说整体上的真实性。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史传中往往允许适当的虚构想象，如对历史人物的言语心理和历史事件细节的补充，这一点也被小说所借鉴。正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所说：“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通”。
综上所述，受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当时的文坛宿将不论身兼史家与否，大多能在繁复和华靡的创作风气中以文笔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不论在创作观念还是内容、体式等方面都深受史学的影响，从而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