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２０年代，吉林省有一位蒙古族青年，他满怀报国之志，参加东北军，后来赴日、美深造，大有发展前途。“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他中断学业返国，要赴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日。“七七”抗战爆发，他又弃教授与中校文职军官的安逸生活去当兵，要以“战争之神”，猛轰日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他成为震惊国民党中央的“共党阴谋叛乱案”的主角。解放前夕，他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解放后，他对中共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文革”中却在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离别人世。这个人，就是原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莽大令。
　　
　　青年时代立志报效国家
　　
　　１９０１年农历六月初五，莽大令（曾用名莽龄魁、莽大龄）生于吉林省永吉县的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蒙古族家庭。先后就读于吉林法专、省立一中等校。
　　莽大令中学毕业后便参加东北军，先后任二等兵、司务长、邹作华将军的中尉副官、郭松龄将军的上尉参谋，据说还当过张学良将军的副官。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在吉林市的青年会馆，他边弹琴边讲抗击列强侵略的道理，讲到激动处，“砰”的一声把琴摔在一边。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受到人们赞扬。
　　１９２６年广东革命政府拟将一批优秀青年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莽也被派遣留学日本东京。在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国民党。因局势变化，一年后他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州、怀俄明州的州立大学。
　　在国外，他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九一八事变”，东北陷落；“一·二八事件”，上海军民浴血苦战……祖国处于危难中！海外学子莫不将关切的目光，集中在遭受日寇侵略的祖国。
　　１９３２年５月，他毅然停学返国。他要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报效祖国！
　　他到北平，找到了老上司、东北军的邹作华将军，与他商定，共同回东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八九月间他同邹作华将军及其副官抵达上海，拟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秘密进入东北。但邹突然改变主意，未能成行。
　　
　　投笔从戎又弃官当兵
　　
　　孤掌难鸣的莽大令不得已滞留于沪、宁等地，以教书为业，先后任家庭教师及光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
　　他同时结识了陶行知、李公朴、穆木天和陈影和（《申报》主编）等进步人士，还与李培之（中共领导人王若飞之妻，当时化名“李英”，在申报馆附设的上海文库任俄文翻译）相识。莽当时只知李英及其丈夫“黄敬斋”都是共产党员，李失掉组织关系，黄被囚于山西监狱，生死难料。
　　莽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及工人文化教育，包括举办工人夜校、小图书馆等活动，协助陶行知搞工学团，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座谈会讲苏联教育问题。他深入几个纱厂了解工人生活，还把美国退回的贷学金数百美元，用来资助民众互助补习学校。他是穆木天主持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得知被列入特务机关蓝衣社的黑名单以后，他一度逃往广州，于中山大学任教。
　　１９３５年秋，经军界留学同学汤武介绍，莽担任了南京中央军校的中校政治教官。他在讲授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的同时，积极宣传全国抗日救国，一度任军校附设的高等教育班第五队政治训导员。西安事变后，被调回军校。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满怀抗敌热情、年已３６岁的莽大令，为了掌握实战技术走上抗日最前线，毅然申请并成为中央军校第１４期一总队的炮兵学员。
　　一个曾经留学国外、回国当过教授的中级军官，竟然自愿当兵，剃了光头，与年轻人一起摸爬滚打，一时成为轰动军校的新闻。
　　
　　“莽案”经过
　　
　　１９３８年秋，莽被调至位于贵州都匀的炮兵学校受训。
　　１９３９年初，都匀炮校的学员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中，分成两派，一派以东北籍学员为主，带头人就是莽大令，他力主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国际上应中苏合作。另一派为“黄埔派”学员，来自中央军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观点。曾经举行过连队规模的辩论会，在激烈的辩论中，莽大令还拿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作为依据。
　　４月的一天，炮校突然紧急集合，戒备森然。莽大令等１４人被叫出，收缴了身上的所有东西以后，立即被分散关押于附近的农村中。莽与他的好友吴植楷则被单独关押于远处的村中。
　　当时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严峻。后来才知道，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阴谋在军队中组织叛乱”，由于认为事态非常严重、紧急，故采取了紧急措施。
　　关押期间，莽两次写信给炮校教育长邹作华（原东北军将领），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爱国青年；这是伍中定（炮校政治部主任）想制造一个共产党案件，以便把炮校的东北籍成员赶出去，使炮校成为黄埔派的天下。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并非“共党阴谋叛乱”。一个月以后，莽大令等人被释放，炮兵总监刘翰东向他们宣读了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的“安慰电”，他们继续正常学习。
　　然而，才过了二三周，５月的一天深夜，莽大令被突然逮捕，并很快被押解到陪都重庆，先后被关押于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的卫士连长室和重庆行营的警卫连长室。
　　莽大令被当作“共党分子”，多次被审讯。他在一本《战略与策略》（斯大林著）书内空白处写的同意斯大林观点的批语，也被作为证据。莽则继续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否认搞叛乱，也否认那本书中的批语是他写的——那是他在遵义的一个书摊上购买时原有的（后来核对笔迹，证明确非莽所写），同时继续申明自己“国共应合作抗日、反共错误”的观点。
　　在此期间，炮校学员王契刚带着要求保释莽大令、有大量炮校教职员和学员签名的上诉信，到重庆行营营救莽大令。
　　最后一次审讯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行营主要负责人贺耀祖主持。
　　莽再次申明：“我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我主张国共合作，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国民党好。两党如不合作抗日，国家亡了，一切也就都亡了。”
　　经过这次高层审讯，又找不到其他“共党”证据，当年年底，莽被察看释放，由炮兵总监分配工作。
　　
　　莽问宋岱：“在党内好还是在党外好？”
　　
　　通过“莽案”，莽大令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面目。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春，莽大令虽然先后担任了宜昌荆宜师管区中校参谋、炮兵总监中校监员、军训部校阅委员会中校校阅官，后来还担任过经济会议（后改为总动员会议）秘书、庶务科长、专员等职，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皖南事变”后，莽大令毅然辞去军职，重新执鞭教学。他与妻子——我的母亲、抗战初期曾任广西学生军女生分队长的裴曼娜，共同开办了“私立曼龄英语补习学校”，并期望以后能够开办一所大学。
　　莽大令以他那地道的英语和认真的教学态度，享誉陪都，许多青年来校学习，一些美军飞行员也常来校与其晤谈。
　　莽同时兼任吉林省流亡政府秘书、设计委员。
　　莽还与中共在重庆上层从事统战工作的东北人阎宝航结为好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们在沈阳青年会就相识），并参加了阎主持的东北政治协会。
　　莽体察百姓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青年把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偷钱，他随即也把手伸进口袋，攥住小偷的手，没有声张，就这样把小偷带回了家。他和蔼地询问小偷的家庭情况，然后给了他一些钱物，叫他不要再做偷窃之事，要从事正当职业。
　　１９４４年莽应邀任重庆市第七区（上清寺区，国民政府位于此区）区长，又兼“三青团”第七分团干事、区分部训导员（还参加了“袍哥”，被推举为“大哥”），他的条件是不要工资及不离开教学。
　　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位经历不凡才干出众的蒙古族东北人，曾赠送莽一幅有他亲笔书写“莽大龄同志惠存”的个人戎装１２寸茶色照片。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在重庆进行。
　　经阎宝航联系，莽大令非常高兴地到中共代表团住处拜访，并与代表团成员、东北老乡宋岱热情交谈。
　　经过多年了解，对中共已有颇深感情的他，迫切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曾问宋：“在党内好还是在党外好？”宋答：“一个样，都可以为党工作嘛。”
　　回家后，一连几天，莽大令都处在情绪亢奋之中。
　　这时，他才知道上海友人“李英”的丈夫“黄敬斋”，竟是中共要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王若飞。一天，他的姐夫胡体乾（曾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来访，问莽：“李英的丈夫黄敬斋，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是谁啊？”“哎呀呀，那个黄敬斋就是王若飞呀！”后来王若飞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从报纸上看到李培之写的悼念王若飞的文章，才知道“李英”的真实姓名，并致信李培之，予以慰问。
　　
　　引吭高歌：“瞧吧！黑暗就要休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
　　
　　不久，莽大令将家迁至北平，继续开办英语学校。
　　１９４６年冬，莽安排好英语学校，带着１１岁的我，应邀赴位于吉林市的长白师范学院任教，担任英语系主任并兼任省教育厅考试委员。
　　终于返回到离别达２０年、日夜思念的故士，莽大令充满激情。他走亲访友，寻找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踪迹，包括曾经游玩过的吉林北山。他在北山玉皇阁娘娘殿前留影以后，在照片后面写道，这“是我９岁时‘跳墙’所在地”。他还买了匹铁青色的马，进城办事常策马而行，这对于他，是回味青少年时代蒙古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院师生和吉林市的一些市民，却成为好奇的一景。
　　对于他所继承的父母遗留的那份土地、房产，他不予重视，地租、房租都不收，以至后来有的农户，主动将收获的一些农产品送给他。
　　此时，内战兴起。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已经深恶痛绝，向往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他在全校大会上引吭高歌：“瞧吧！黑暗就要休了，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博得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掌声。
　　他与吉林、沈阳等地的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央军校校友保持着联系，并不隐瞒他对时局的观点。驻守吉林市的“国军”中的中央军校毕业生，曾在松花江畔的一家餐厅，设宴热情招待这位同学兼教官的大学教授。
　　解放前夕的吉林市，以长白师范学院为首的学潮此伏彼起，国民党警察当局怀疑莽大令是学潮后台（街头小报也有“莽大龄是赤色分子”的宣传），派特务进行严密监视。一些特务还扮作学员，参加他在市内魁星楼临时开办的英语补习班。莽则在讲课的时候，讥讽这些特务：“欢迎警察同志来听课，你们不用换衣服，穿制服也可以。”
　　后来，莽忍无可忍。一天，他牵着１３岁的我，直闯省警察厅二楼的厅长办公室。他站在室中，面对着特务分子，严词斥责迫害行径，还说：“要抓就抓，何必总派人跟着我！”不待那个急忙站起来答讪的厅长回完话，就愤然走出。
　　由于莽大令在教育界和社会上的声望，国民党反动派迟迟未能下决心除掉这颗“眼中钉”。
　　１９４８年３月７日深夜，窗外传来“国军”以及一些百姓逃往长春的急促脚步声和嘈杂声。莽静静地躺在床上，安慰着被惊醒的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民新时代的来临。
　　
　　赤胆忠心
　　
　　莽大令以满腔热情投入解放初期的学院教学事业，时任学院的教务长。
　　１９４９年随校迁往长春，他先后任东北师大图书馆秘书、英语教授和英语教研室主任，以及校、系委员会委员，校工会委员。５０年代初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１９５７年莽大令加入民革，先后任民革师大支部主任委员、长春市民革大专学校支部主任委员和省、市民革委员，还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被推举为市教育界中心发言人，在市人代会上发言。１９６０年８月，莽大令作为吉林省民革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京举行的民革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莽大令以赤子之心对待新社会，对中共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自己要求很严。各个运动都积极参加，“理解不理解，都紧跟”（莽的自述）。对于他的亲友，也无不以“努力进步”予以鼓励。同事称莽“政治热情之高为教授之冠”。
　　抗美援朝时期，在“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他将位于吉林市河南街商业区祖传的２４间房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没有使用政协发给的购物证买过一份优待物品。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着随便，一些不认识他的学生，曾经误以为他是学校搞勤杂的工人。
　　１９６２年他应统战部门的邀请，写文章又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当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莽在上海任教时，一个曾在校走廊打地铺睡觉、刻苦求学的学生，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讲话。该项工作完成后，他兴奋不已，高兴地告诉了我。
　　
　　浩劫中自沉南湖
　　
　　“文革”初期，莽大令积极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参加运动，参加群众组织，帮抄大字报，“主观上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小将”（摘自莽在“文革”中的检查）。
　　


　　他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我，在运动中“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阅读党的文件和社论，紧紧按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办事”（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来信）。告诫我，“绝大多数党组织是好的，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个人决不可以按照自己平时感觉爱恶或兴趣去揭露去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６日来信）。
　　他也谈到他的困惑：“我开始发现我对主席所讲的一切几乎都是新的，我对它们可以说是无知。对我来说，现代史近代史是漆黑一团，基本上也是无知的。就是我以前认为懂得的，其实理解错了。因为大多是按我的旧观念理解的，距离主席思想十万八千里。所以我现在下最大决心，从头学起。”（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来信）在谈到他的历史时，他写道：“自己检查起来，解放前是在反动派集团工作的，自己曾有一些同反动头子搞不来的地方，那也只是一些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不能算在革命账上，这样自己就毫无自己宽饶之处，更不能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以功臣自居了。”（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４日）
　　１９６７年５月上旬，北京一份题为《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长篇大字报传遍全国，其中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监委书记的李培之诬为“叛徒”，并株连莽大令，诬莽是“国民党特务头子”。
　　莽知道后，十分冷静，因为事情并非如此。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于１９５０年前后以及以后交心的补充交代，已把我的历史全部如实的向党交代了。最近由于这一问题的发生而又重复将一些详细情况，向革命组织汇报了，但基本事实无变动。这一点，我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早已把我历史中的大问题，都如实的交代过，虽然以前的观点或分析不够十分正确……经过这次了解调查研究，对我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干了一些什么事，能弄得更清楚。我的历史是很乱的，有重认识的必要，对我是件大好事不是坏事。我非常感激革命组织对我的关怀。”（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来信）
　　尽管东北师大的红卫兵对一贯表现很好的莽老师，在运动初期持比较客气的态度，军队部门的专案组来长春向莽调查“莽案”的详情时，也没有为所欲为，而一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狂热而蛮横的红卫兵却没有放过他。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中旬，莽抱着搞清问题的极大希望被红卫兵押往北京。他在行前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不欺骗党，不欺骗毛主席，不欺骗革命群众，不欺骗自己。”却不料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他一直处在地狱般的生活中……笔者后来清理莽的遗物，还发现他在一次被毒打以后，用自己流下的鲜血，写在交待材料用纸上的字：“血．６７．１．６．”。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莽遭到了进一步迫害：经常被本校一个红卫兵组织逼供，每次都被打得行走困难，还被全市游斗。他的工资被扣发，住房两次搬迁，越住越差，有的人还趁人之危向他勒索物品……
　　面对所有的迫害，莽从不为使自己少受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而说一句假话，哪怕仅仅是“证实”他人的“问题”。
　　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毫无申辩的权力，更没有正义、公理可言。尽管他对于所有的质问，一次次的再说明，仍然被审查者们蛮横地否定。
　　１９６８年夏，北京某单位外调人员强迫他承认原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是他过去派遣的“特务”，并限定他必须在６日交出材料。６日清晨，心灵的极度痛苦以及无望的前景，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溺于师大附近的南湖中。终年６７岁。
　　就是在自尽前，他还希望他的死，会被看作是因为他在湖中摸蚌，因意外抽筋而偶然溺水死亡的。他放在湖边装有工作证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旁边放着几个已经摸出的湖蚌……
　　
　　英魂永在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东北师大党委为莽平反，结论中写道：“莽大令同志的历史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向组织作过交待，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原吉林师大人事处有审查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并未发现新问题。所谓‘特嫌’问题，纯属冤案。并由于逼供信导致死亡，应按因公死亡对待。”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３日，东北师大举行莽大令同志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在悼词中说，莽大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做出了对人民有益的贡献”，“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为台湾回归祖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莽“政治上不断进步，工作上勤勤恳恳，教学上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文革”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迫害和摧残”，“１９６８年六七月间北京某专案组的外调人员来取证材料时，接连四次威逼莽老师承认向解放区派遣特务。他坚持实事求是，既没承认自己是特务，也未给别人写假材料。最后被逼含冤离开人世”。
　　莽大令的坎坷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爱人民的一生。
　　值得莽大令在天之灵欣慰的是，他热爱的祖国正兴旺发达，他生前为之努力工作的东北师大正欣欣向荣。
　　东北师大没有忘记他，他在台、港的许多友人也还记得他。一位友人曾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怀念他。他的一位侄女初到台湾，生活困难，莽的友人得知她的身份，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作为长期生活在莽大令身边的亲人，更深刻地体会到莽大令的高尚品德。他作为继父，将来自广西偏僻小县１９４２年才８岁的我抚养成人，慈爱有加，２０多年如一日，非常人所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