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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朱振武的《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及其中国接受者的审美心理进行了深度探索，该论著顺应了当前美国文学研究主张跨界、跨学科的国际潮流，同时又牢牢扎根于中国福克纳和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的实际。《福》体现了著者作为中国学人高度的批评自觉和文化自觉，它采用的研究理念和技术路线对学界反思如何更好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启示。
关键词：福克纳研究;朱振武;审美心理;批评自觉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新西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多元文化进程”（18PJC072）。
作者简介：刘略昌，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
朱振武的专著《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下简称《福》）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它旨在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维度出发，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的创作理念、创作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接受进行钩沉索隐。无论是就作者本人的学术历程还是福克纳的研究进程来说，《福》都是一部值得学界关注的著作。
一、一脉相承的研究理念
在评介《乔伊斯诗学研究》时，朱振武曾说：“作者（杨建）把乔伊斯读了十几年，教了十几年，同时研究了十几年，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对象中去，这样的人写出的东西自然格外令人信服”（朱振武，批评自觉与本土意识 163）。几年前朱振武发表的这番评论如今看来颇像他撰写《福》时的夫子自道。《福》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积累和扎实阅读的基础上。朱振武对福克纳产生兴趣，始于本科求学阶段，真正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则可追溯到他攻读博士研究生之时。朱振武是个有心之人，他会不时地记录阅读感受并将之加以整理发表。继2002年推出《论福克纳的荒原情结》后，朱振武陆续发表了20多篇相关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心理美学研究》，出版了专著《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以下简称《创作论》）。检视朱振武的学术历程，可发现自2002年以来他的关注视线几乎从未离开过福克纳。
除对福克纳保持长期关注，朱振武《福》的研究理念也与其前期成果存在一脉相承之处。《爱伦·坡研究》亦曾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助，它对坡的哥特小说的探讨体现了作者一贯对坡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学术思考。其实，不仅是对坡的哥特小说，而且对其它领域的发掘，朱振武都显示出了坚持整体关照的理念，这在他步入学界伊始就已有所体现。朱振武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四次勃兴》，它对从明代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通俗小说的批评理论进行了梳理。此后，《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等多篇论文采用的也均是宏观论述的路径。《福》在框架安排上也坚持整体审视，如福克纳创作的心路历程、创作思想的嬗变、中国福克纳译介的发生和接受讨论的虽只是福克纳研究中的某一层面，但作者对整体之部分的阐释却又是居高临下的审视。
朱振武学术视域宽广，他长于把文本分析与宏观的文化透视结合起来，这就摆脱了不少研究中存在的就事论事的嫌疑。他的《<小城畸人>与美国“三农”问题》等文章虽从具体文本入手，但其论旨均延伸到了文本之外的广大世界。《福》也建基于文本分析之上，如支撑第四章论述的就是福克纳的《熊》。《福》虽对《熊》不同版本的改动进行了对照，但在朱振武看来，作为福克纳二次创作实现巨大超越的范例，《熊》的创作流变背后作家的思想嬗变更值得学界予以关注：“纵观《熊》创作与修改过程中福克纳的思想嬗变，作者不仅赋予荒野与文明善恶对立的道德内涵，还试图据此为美国南方种族制度的痼疾和生态危机问题寻求出路，这表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深刻思考”（朱振武，《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 156）（以下仅标注页码）。
《福》重在探索福克纳艺术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朱振武长期以来重视文学研究的心理路径。他曾出版过《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论与批评》;他的《创作论》采用心理美学对西方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一部著作。此外，他还从心理视角撰写过四篇有关《聊斋志异》的论文，其中《<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的批评思路后来被多次沿用并加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福》延续了朱振武多年来的心理研究路径。
二、多个层面的求新求变
陶洁曾如是说道：朱振武探讨福克纳的文章“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著述“都讨论了以前没有涉及的问题，不仅为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也说明我国学者开始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能够把福克纳及其作品和技巧与更为广泛的文学、哲学甚至其他文化形式相联系”（陶洁 348-349）。陶洁的上述评价说明，朱振武先前的福克纳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过，朱振武自称出版《创作论》时，他被迫删去了很多篇幅，显然作者对福克纳的认识在《创作论》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自述隐含了少许遗憾，而这在《福》中得到了补偿。
《创作论》讨论的是福克纳创作的心理动势、文本的心理范式和结构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聚焦研究，而《福》则是全景式的，它将读者带入了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创作论》采用的是静态研究，它将福克纳的创作予以定格，将其放在显微镜下细加考量。而《福》则是动态的呈现，它论及的是福克纳创作的流变：“从青涩少年到‘终南’隐士”，“从短篇到中篇”，“从外化到内化”，“从借鉴到创新”，《福》每个章节的命名都体现了这种动态感。通过对比可知，《福》不是对《创作论》所做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从与现有成果的对比来看，《福》也因其鲜明的特色而格外引人注目。“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的福克纳研究从译评起步，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对新的福克纳研究学者产生影响的焦虑。朱振武起初也有过困惑，觉得都难出新意，后来借助心理美学，打开了通往福克纳文本背后隐秘世界的大门，也使得这部著作有别于其他福克纳研究成果。在当时，我国的福克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批評方式多样，但“在研究对象和论题方面其实仍然比较集中。长篇小说仍以《喧哗与骚动》为主，短篇小说也还是主要讨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论题仍然围绕种族、性别、神话王国、时间观念等方面”（陶洁 347）。 朱振武的《福》重点考察了福克纳创作及其异域复生的心理美学元素。《福》也在谈《喧哗与骚动》和《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它指向的是福克纳的创作范式，而“建筑范式”和“命名范式”两节援引的福克纳作品就涵盖了《熊》、《圣殿》、《喧哗与骚动》等多部小说。《福》没有完全舍弃旧材料，而是对之加以选择重组，同时又援引了一些前人甚少论及的作品，这就使著述多了一丝新味道，如《喧哗与骚动》就被认为在情节设计和创作手法上融入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元素。
三、心系当下的批评自觉
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福克纳总是给人常读常新的感觉，因此“如何讓福克纳的作品与现实社会产生共鸣，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一直是福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197）。《福》牢牢立足中国现实，主动对接福克纳研究的国际潮流，对当前的外国文学译评和中国文坛现状均予以了积极回应。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创新意识不足、重复现象严重，福克纳研究也是如此，“在关注点方面仍然存在大量的聚集现象”，“有些作品鲜有关注甚至根本无人问津”（101）。朱振武认为福克纳批评在不同时期的表征有着深层次的成因。着眼于固定作用和目标定向性求同作用，《福》对这些心理机制在福克纳批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挖掘。《福》得出的结论是：固定作用“使接受仅停留在对福克纳作品的形式价值的认同上，接受的程度并不深入”，而目标定向性求同作用则令“中国研究界逐渐赶上了世界福学研究的脚步，在接受的同时也注重发掘自己的特色”（179）。
除心系当下的福克纳批评，《福》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前的福克纳译介和外国文学翻译，这显然与朱振武翻译家的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翻译实践和研究使朱振武在面对福克纳译介时格外感同身受。《福》专门设立一章论述中国福克纳译介，“中国对福克纳的译介接受一直受到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综合影响……现实性焦虑一度使福克纳的译介受制于意识形态，道德性焦虑则令译介能够从文学自身的立场出发，最后共同推进了接受，使其范围变得更加宽广”（164-165）。探讨福克纳在我国译介接受的成因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福》指出，今后的福克纳翻译“应该综合考虑到焦虑心理所起到的影响……使焦虑性心理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165）。这样的结论对于译者充分认识自我、对于学者深入透视外国文学翻译现状恐怕不无启迪意义。
《福》的当下关怀还体现它对中国创作界之于福克纳接受的探赜索隐上。除了是学者和翻译家，朱振武还是位作家，多重身份使朱振武具备了更加开阔的视野。《福》对福克纳与中国作家关系的考察即是一个例子。朱振武认为，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与福克纳的创作语境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多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有相似的创作追求，此外中国创作界在接受福克纳时正处于自恋性求同作用的心理状态之下，因此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纳就成为一种必然。朱振武还剖析了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小说技巧的接受，指出中国作家对福克纳小说的仿效不是简单的植入，而是掺杂有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理性特征。作家作为一群特殊的读者，他们对福克纳的认同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创作，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发展，在《福》中，朱振武通过对中国作家与福克纳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包括福克纳在内的外国文学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
避开探讨创作流变或影响接受的传统路径，《福》选择了心理美学这个较难涉及也鲜有人涉足的方法，从而将原本两个宏大的议题嫁接在一起。朱振武的《福》体现了与其前期成果一脉相承的理念，它对福克纳及其中国接受者审美心理进行的深度探索使之在众多福学著述中脱颖而出。《福》的研究顺应了当前美国文学研究主张跨界、跨学科的国际潮流，同时又牢牢扎根于中国福克纳和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的实际，它体现了著者作为中国学人高度的批评自觉和文化自觉，它采用的研究理念和技术路线也对学界反思如何更好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Tao， Jie. 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朱振武：批评自觉与本土意识——评杨建近著《乔伊斯诗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4（2012）：161-164。
[Zhu， Zhenwu. “On Yang Jian’s Recent Work A Study of James Joyce’s Poetic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2）： 161-164.]
——：《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Faulkner’s Fiction Creation and His Influence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责任编辑：张甜
关键词：福克纳研究;朱振武;审美心理;批评自觉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新西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多元文化进程”（18PJC072）。
作者简介：刘略昌，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
朱振武的专著《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下简称《福》）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它旨在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维度出发，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的创作理念、创作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接受进行钩沉索隐。无论是就作者本人的学术历程还是福克纳的研究进程来说，《福》都是一部值得学界关注的著作。
一、一脉相承的研究理念
在评介《乔伊斯诗学研究》时，朱振武曾说：“作者（杨建）把乔伊斯读了十几年，教了十几年，同时研究了十几年，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对象中去，这样的人写出的东西自然格外令人信服”（朱振武，批评自觉与本土意识 163）。几年前朱振武发表的这番评论如今看来颇像他撰写《福》时的夫子自道。《福》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建立在作者深厚积累和扎实阅读的基础上。朱振武对福克纳产生兴趣，始于本科求学阶段，真正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则可追溯到他攻读博士研究生之时。朱振武是个有心之人，他会不时地记录阅读感受并将之加以整理发表。继2002年推出《论福克纳的荒原情结》后，朱振武陆续发表了20多篇相关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心理美学研究》，出版了专著《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以下简称《创作论》）。检视朱振武的学术历程，可发现自2002年以来他的关注视线几乎从未离开过福克纳。
除对福克纳保持长期关注，朱振武《福》的研究理念也与其前期成果存在一脉相承之处。《爱伦·坡研究》亦曾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项目资助，它对坡的哥特小说的探讨体现了作者一贯对坡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学术思考。其实，不仅是对坡的哥特小说，而且对其它领域的发掘，朱振武都显示出了坚持整体关照的理念，这在他步入学界伊始就已有所体现。朱振武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四次勃兴》，它对从明代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通俗小说的批评理论进行了梳理。此后，《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等多篇论文采用的也均是宏观论述的路径。《福》在框架安排上也坚持整体审视，如福克纳创作的心路历程、创作思想的嬗变、中国福克纳译介的发生和接受讨论的虽只是福克纳研究中的某一层面，但作者对整体之部分的阐释却又是居高临下的审视。
朱振武学术视域宽广，他长于把文本分析与宏观的文化透视结合起来，这就摆脱了不少研究中存在的就事论事的嫌疑。他的《<小城畸人>与美国“三农”问题》等文章虽从具体文本入手，但其论旨均延伸到了文本之外的广大世界。《福》也建基于文本分析之上，如支撑第四章论述的就是福克纳的《熊》。《福》虽对《熊》不同版本的改动进行了对照，但在朱振武看来，作为福克纳二次创作实现巨大超越的范例，《熊》的创作流变背后作家的思想嬗变更值得学界予以关注：“纵观《熊》创作与修改过程中福克纳的思想嬗变，作者不仅赋予荒野与文明善恶对立的道德内涵，还试图据此为美国南方种族制度的痼疾和生态危机问题寻求出路，这表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深刻思考”（朱振武，《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 156）（以下仅标注页码）。
《福》重在探索福克纳艺术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朱振武长期以来重视文学研究的心理路径。他曾出版过《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论与批评》;他的《创作论》采用心理美学对西方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一部著作。此外，他还从心理视角撰写过四篇有关《聊斋志异》的论文，其中《<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的批评思路后来被多次沿用并加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福》延续了朱振武多年来的心理研究路径。
二、多个层面的求新求变
陶洁曾如是说道：朱振武探讨福克纳的文章“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著述“都讨论了以前没有涉及的问题，不仅为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也说明我国学者开始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能够把福克纳及其作品和技巧与更为广泛的文学、哲学甚至其他文化形式相联系”（陶洁 348-349）。陶洁的上述评价说明，朱振武先前的福克纳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过，朱振武自称出版《创作论》时，他被迫删去了很多篇幅，显然作者对福克纳的认识在《创作论》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自述隐含了少许遗憾，而这在《福》中得到了补偿。
《创作论》讨论的是福克纳创作的心理动势、文本的心理范式和结构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聚焦研究，而《福》则是全景式的，它将读者带入了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创作论》采用的是静态研究，它将福克纳的创作予以定格，将其放在显微镜下细加考量。而《福》则是动态的呈现，它论及的是福克纳创作的流变：“从青涩少年到‘终南’隐士”，“从短篇到中篇”，“从外化到内化”，“从借鉴到创新”，《福》每个章节的命名都体现了这种动态感。通过对比可知，《福》不是对《创作论》所做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从与现有成果的对比来看，《福》也因其鲜明的特色而格外引人注目。“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的福克纳研究从译评起步，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对新的福克纳研究学者产生影响的焦虑。朱振武起初也有过困惑，觉得都难出新意，后来借助心理美学，打开了通往福克纳文本背后隐秘世界的大门，也使得这部著作有别于其他福克纳研究成果。在当时，我国的福克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批評方式多样，但“在研究对象和论题方面其实仍然比较集中。长篇小说仍以《喧哗与骚动》为主，短篇小说也还是主要讨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论题仍然围绕种族、性别、神话王国、时间观念等方面”（陶洁 347）。 朱振武的《福》重点考察了福克纳创作及其异域复生的心理美学元素。《福》也在谈《喧哗与骚动》和《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它指向的是福克纳的创作范式，而“建筑范式”和“命名范式”两节援引的福克纳作品就涵盖了《熊》、《圣殿》、《喧哗与骚动》等多部小说。《福》没有完全舍弃旧材料，而是对之加以选择重组，同时又援引了一些前人甚少论及的作品，这就使著述多了一丝新味道，如《喧哗与骚动》就被认为在情节设计和创作手法上融入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元素。
三、心系当下的批评自觉
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福克纳总是给人常读常新的感觉，因此“如何讓福克纳的作品与现实社会产生共鸣，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一直是福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197）。《福》牢牢立足中国现实，主动对接福克纳研究的国际潮流，对当前的外国文学译评和中国文坛现状均予以了积极回应。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创新意识不足、重复现象严重，福克纳研究也是如此，“在关注点方面仍然存在大量的聚集现象”，“有些作品鲜有关注甚至根本无人问津”（101）。朱振武认为福克纳批评在不同时期的表征有着深层次的成因。着眼于固定作用和目标定向性求同作用，《福》对这些心理机制在福克纳批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挖掘。《福》得出的结论是：固定作用“使接受仅停留在对福克纳作品的形式价值的认同上，接受的程度并不深入”，而目标定向性求同作用则令“中国研究界逐渐赶上了世界福学研究的脚步，在接受的同时也注重发掘自己的特色”（179）。
除心系当下的福克纳批评，《福》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前的福克纳译介和外国文学翻译，这显然与朱振武翻译家的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翻译实践和研究使朱振武在面对福克纳译介时格外感同身受。《福》专门设立一章论述中国福克纳译介，“中国对福克纳的译介接受一直受到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综合影响……现实性焦虑一度使福克纳的译介受制于意识形态，道德性焦虑则令译介能够从文学自身的立场出发，最后共同推进了接受，使其范围变得更加宽广”（164-165）。探讨福克纳在我国译介接受的成因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福》指出，今后的福克纳翻译“应该综合考虑到焦虑心理所起到的影响……使焦虑性心理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165）。这样的结论对于译者充分认识自我、对于学者深入透视外国文学翻译现状恐怕不无启迪意义。
《福》的当下关怀还体现它对中国创作界之于福克纳接受的探赜索隐上。除了是学者和翻译家，朱振武还是位作家，多重身份使朱振武具备了更加开阔的视野。《福》对福克纳与中国作家关系的考察即是一个例子。朱振武认为，中国创作界接受福克纳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与福克纳的创作语境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多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有相似的创作追求，此外中国创作界在接受福克纳时正处于自恋性求同作用的心理状态之下，因此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纳就成为一种必然。朱振武还剖析了中国创作界对福克纳小说技巧的接受，指出中国作家对福克纳小说的仿效不是简单的植入，而是掺杂有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理性特征。作家作为一群特殊的读者，他们对福克纳的认同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创作，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发展，在《福》中，朱振武通过对中国作家与福克纳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包括福克纳在内的外国文学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
避开探讨创作流变或影响接受的传统路径，《福》选择了心理美学这个较难涉及也鲜有人涉足的方法，从而将原本两个宏大的议题嫁接在一起。朱振武的《福》体现了与其前期成果一脉相承的理念，它对福克纳及其中国接受者审美心理进行的深度探索使之在众多福学著述中脱颖而出。《福》的研究顺应了当前美国文学研究主张跨界、跨学科的国际潮流，同时又牢牢扎根于中国福克纳和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的实际，它体现了著者作为中国学人高度的批评自觉和文化自觉，它采用的研究理念和技术路线也对学界反思如何更好地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陶洁：《福克纳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Tao， Jie. 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朱振武：批评自觉与本土意识——评杨建近著《乔伊斯诗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4（2012）：161-164。
[Zhu， Zhenwu. “On Yang Jian’s Recent Work A Study of James Joyce’s Poetic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2）： 161-164.]
——：《福克纳的创作流变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Faulkner’s Fiction Creation and His Influence in China.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