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廷是明末清初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的一位大学者，梁启超曾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他是个“谜的人物”。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嘉业堂精钞本影印的《广阳诗集》的出版，为理解这个“谜”打开了一个窗口。
　　刘献廷，字继庄，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人。原籍江苏吴县，祖父为宫廷太医，全家就住到了北京大兴县。此地秦汉时属广阳郡，又曾立为广阳国，刘献廷以“广阳子”为号，由来于此。少年时候，他就很聪明，喜爱看书，每至彻夜不眠。父母将灯火拿走，不让他看，他就“燃香”以代灯光，继续学习。他胸怀大志，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不涉及。
　　他有独到的哲学见解，认为“人”之所以被说成“天地之心”是因为“人心之知”能做天地所不能做的事；天地间自有规律存在，“人心之知”是可以认识并掌握它们的。曾有人专门撰文称刘献廷为大思想家。天文历法方面，刘献廷很不满意旧历法的疏漏，说是“不合天行”，还亲自参加过增定《明史稿》历法志部分的写作，受到当时学者们的重视。
　　刘献廷的革新思想在舆地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十分重视我国丰富的地理典籍，然而又洞悉其严重不足：浩繁的著作只是记载疆域建置、山川古迹和人物风俗，并没有写出“天地之故”，即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原因。他在物候学方面也有细致的观察和可贵的见解。他还遍历祖国各地山川，注重实地调查，绘制舆地图等。
　　刘献廷学习过许多种文字：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蒙文、满文等。由于他懂得多种语言，又喜好周游各地，在这基础上经过彼此参照、深入钻研，创定新韵谱。他还打算以它为基准进一步谱上全国各地的土音，由方言推见各地人民的性情风俗。后来梁启超搞注音字母时还采用过他的成绩。
　　另外在医学、文学等方面，刘献廷也都有卓越的成就。清代学者王源说他“负绝世之学”、“抱天人之略”；近代学者向达也称他“淹贯百氏，不名一家”。
　　遗憾的是，刘献廷的生平事迹尚有隐而未明之处，加上他四十几岁壮年死去，计划中不少著述都未能完成，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少。清代乾隆时学者全祖望对刘的著述难以觅得，已经深为感叹了，难怪梁启超要以“谜的人物”相称。
　　解放后，讨论《红楼梦》问题时，曾有许多文章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初中国社会内部已出现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邓拓《燕山夜话》中又有“广阳学派”一篇专文介绍。于是，广阳学派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这个命名当然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因为以刘献廷为代表的广阳学派确实自成体系、自有特点：
　　首先，他们治学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说：“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乃是“为他日经济天下”。刘被聘为《明史》、《一统志》编纂时，评价同事“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还批评那些知古不知今的学者，纵使博极群书，也只能算“半个学者”。至于抱残守阙、寻章摘句，更是“雕虫小技，壮夫耻为”。全祖望也强调他们所学是“主于经世”，“深恶雕虫之技”。
　　其次是他们治学很注意广博和精到。他们说：“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所以从象纬律历、边塞财赋到释道之言都留心钻研。他们的成就包括许多方面，这和学贯古今、知识广博是分不开的。同时又认为“物理无穷，人知有限”，所以“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这真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
　　再说治学方法也很有可取之处。他们很注意讨论问题取长补短，增进见识。无论在书房还是在旅途，他们时或露坐在蕉阴下，时或鹄立于船头上，讨论时制，品谈诗文人物，甚至边陲形势、军令之类也每有涉及。他们“人各有长”，先是相约在各自专长方面努力钻研作些准备，隔些时候会面就“快聚一二日”，彼此探讨学问。
　　而广阳学派的产生也是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明清之际，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着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另方面从外部又传来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影响，恰似两个石块碰击迸发出火光一样，广阳学派就是这种条件下闪现出来的一簇耀眼的火花。
　　广阳学派是应当重视的。但是这一学派的组成情况，也就是人物关系如何，至今仍然是个谜。要解此谜，当然先须了解刘献廷的学侣情况。曾有人说刘献廷的门人弟子“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以千百计。”而从《广阳杂记》来看，刘的交游是极为广泛的，与他论学的人也很多。例如关系甚密又卓有成就的即有数人：
　　梁份(1641—1729年)字质人，江西南丰人，是一位实测的地理学家。他曾有万里之行，经过实地考察，写成《西陲今略》，刘献廷认为是“有用之奇书”，还特地化了几十天时间日夜不停地亲手抄录一部。
　　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安徽宣城人。刘献廷在京时，梅入都与游，讨论历算。刘曾说：“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梅也在著作中记载了两人彼此合契的情形。梅的算学成就很大，其《历算全书》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钞》并称为清初“三大奇书”。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博览众书，喜好文艺，对历象学尤有研究。他认为明朝大统历不够详当，崇祯间的历法仍未尽善，所以“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见”著成《晓庵新法》。刘在《广阳杂记》中多次提到。王死后，刘仍是一直惦念这位亡友。
　　但《广阳杂记》条目杂乱，所记友侣虽也有数十百人却总是有限(刘交友广泛，曾一日亲自手录友人姓氏仅近年于京所交就得三百余人，难怪人说“以千百计”)，可见解广阳学派之谜，单凭《广阳杂记》这把钥匙是不够的。
　　现在，《广阳诗集》作为《清人别集丛刊》之一，已经和刘献廷选的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合刊出版。这对于研究明清思想学术文化史是有所裨益的。要研究广阳学派，《广阳诗集》更是一份可贵的原始资料。以前，王勤撰《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时，曾经引用过《广阳诗集》中有关材料，并因此而使作品增色不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广阳诗集》的有关材料，这部年谱是无法做成的。
　　《广阳诗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八十八篇：古乐府九篇、禽言二篇，五言古诗四十篇及七言古诗三十七篇。下卷百八十二篇，其中五言律诗四十七篇；五言长律七篇；七言律诗八十二篇；五绝十四篇及七绝三十二篇。合计诗篇二百七十。这部集子集中地反映了刘献廷诗歌方面的造诣。清代学者杨宾曾论及刘诗主陶渊明、杜甫，而以杜为多。沈德潜《国朝诗别裁》说：刘献廷，“韵语其余事也，然豪气飚驰，逸情云上，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人”。《广阳诗集》中不少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境界，使人回味无穷。如《采木谣》就是对压迫劳动人民以满足其奢侈生活的统治者所作的强烈讽刺和深刻鞭挞：“……使君驱命如羊群，上山采木何纷纭！孤儿鲜弟昆，婺女乏子孙，夜半持斧随人，痛哭安得归旧门？萧条百里无完村。伛楼上山冈，持斧来公堂，使君方宴客，击鼓吹笙簧。或为鸳鸯床，流苏暖丽欢红妆；或为儿女箱，绮罗绣香衣裳；或为锦屏画潇湘，洞房艳艳生辉光。清晨唤民聚，盛怒常诩诩：前木短小为尔侮，尔等骨肉当臭腐；吾欲，巨木为堂庑，小者如楹大如柱。小民听语心煦煦，吾曹何罪罚此土！山木已尽何所取？存者惟此山之。山有毒蛇，山有猛虎，大儿前日已折股，小儿啼泣持弓弩：驱毒蛇，逐猛虎，蛇虎食我身，使君怒及父与母……”读之使人感到有白香山新乐府之风。
　　同时，诗集中应酬唱和之作颇多，未录姓氏的《访友》、《送友》等篇除外，仅题有友侣名号之作，也已不下百十余篇，占了全部集子的近半。尤其当注意的是《广阳诗集》中提到友倡字号的多是《广阳杂记》中未曾提及的。因此，若能综合这些友侣字号，详考其姓氏生平，并参照他人著作中有关资料(如梁份《怀葛堂文集》等)先作成《刘献廷学倡考》，然后进一步可以摸清广阳学派的组成情况及人物关系，包括广阳学派与颜李学派、浙东学派的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