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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一批“海归”重新开始登上中国的商界、政坛，并像跟历史开玩笑一般，成为一支广受关注的力量。
他们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是时代的宠儿，也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所在。
因此，关于他们的故事，精彩而刺激。尤其是最近两年，安徽、广东等省又推出新规，延揽“海归”进入政府高级管理职位。
一度热议的“海归从政”话题再度升温。
那么，“海归”的加入，究竟能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周小川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周小川的官方简历没有提及他的美国修学经历，但是丝毫不坊碍外界视之为中国省部级“海归”高官的代表。2002年，周小川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龙永图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当《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策划的一个经济高峰论坛——《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人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入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饧洁篪。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的人中国内地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并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陈竺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部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
他们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是时代的宠儿，也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所在。
因此，关于他们的故事，精彩而刺激。尤其是最近两年，安徽、广东等省又推出新规，延揽“海归”进入政府高级管理职位。
一度热议的“海归从政”话题再度升温。
那么，“海归”的加入，究竟能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之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题为《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2009年，周小川成功说服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币国际化构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运用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利用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来推行自己的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终实现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上述说法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众多的政治攻击了。最近几年，屡遭国内政治攻击的高级官员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龙永图亦曾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变。而他们被攻击的一个重要“把柄”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居功至伟”；与此同时，批评者还总是不忘提及，他们均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
周小川 人民币汇率的解放者?
周小川的官方简历没有提及他的美国修学经历，但是丝毫不坊碍外界视之为中国省部级“海归”高官的代表。2002年，周小川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国际化观念和国际性知识便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从技术上来说已经破产(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50％以上)；日本和美国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每个问题均不止一个政策选项，关键是政策当局如何选择。
周小川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立即给出答案。而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人事调整已经悄然展开。一批和周小川一样有着留学英美的经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逐渐占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位置。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公布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2006年至2007年，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经过注资、包装之后集中上市。突然宣布调整汇率制度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立即引发了业内广泛的争议。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海内外上市则直接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是否被贱卖的大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与周小川、唐双宁、吴敬琏之间的交锋一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之后，人们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大型金融机构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问题上来，而对此，现实还没有给出答案。
然而，争论没有动摇周小川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他开始告诉外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龙永图 代表中国的谈判者
当《华尔街日报》网络版有关周小川的文章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的时候，龙永图登上了大连一家地产公司特别为他策划的一个经济高峰论坛——《论道·龙永图》，他演讲的内容自然离不开“人世”谈判。7天之后，他又要赶赴天津滨海新区，主持首届“于家堡论坛年会”，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金融开放回顾与展望”。
虽然龙永图离开谈判桌已经十年，但是多数公开场合，“入世”谈判总是他绕不开的话题。十余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不下五十次往返于北京与日内瓦之间，早已使他成了中国“入世”的代名词。
龙永图大学时学的是英美文学。1973年，28岁的他成了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进^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国际经济，与他同去的还有中国现任外交部长饧洁篪。但是此后，龙永图的职业长期和他留学时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直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
1991年下半年，中止了两年多的中国“复关”谈判重启。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访问北京。此时，龙永图刚刚从中国驻联合国特约代表处回国。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出生的署长口音很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的翻译听不懂，他们就找到龙永图，希望他充当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之间的翻译。龙永图的翻译工作显然给李岚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3个月的学习结束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1992年1月，他开始参与中国“复关”谈判。龙永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是形成共识的过程。”据说，现在谈判中广泛使用的“双赢”一词，亦是他最早的人中国内地的。
1999年4月，龙永图告诉正在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美之间最核心、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朱镕基很高兴，立马宣布了这一消息。美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国会和企业界的支持，亦通过网络披露了中美协议中对美国有利的谈判内容。但是几天后的5月8日，就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国内一些人于是开始骂龙永图是卖国贼，要求更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并且开始怀疑龙永图当初提出要用英文和美国人小范围一对一谈判的用意。
2005年之后，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一些产业受到了外资的强大冲击，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反倾销浪潮，再次把龙永图推到了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的争论漩涡之中。龙永图对此的经典回答是：“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陈竺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
与周小川、龙永图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卫生部部长陈竺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则是从体制外“空降”到体制内的“海归”高官。
2007年上半年，中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当属两个非中共人士——万钢和陈竺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对于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国内舆论寄予了多重希望。
一些人期待他和万钢的“入阁”能给中国的政治、人事制度变革带来新气象。另一些人则希望陈竺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和国际化视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点：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能否加快医疗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时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和趋势?能否革除公共医疗机构行公益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流弊?能否让卫生部摒弃部门利益，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后，法国是他出访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推动，中法医疗卫生机构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多领域的合作。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很难说是借鉴了哪一个国家的模式。从医疗保险，到医疗服务体系，再到公立医院改革，应该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再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是尽善尽美的。”王虎峰的说法或许正好说明，陈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官僚的能量正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