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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井上靖的小说注重趣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其早期创作的《明妃曲》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手法与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视角、副文本性等角度分析《明妃曲》的叙事特征和艺术效果。
关键词： 井上靖 《明妃曲》 叙事视角 副文本性
作为日本中间小说的领军人物，井上靖的小说既注重作品的趣味性，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又考虑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短篇小说《明妃曲》虽然题材与历史关系密切，却表现出小说鲜明的特征。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副文本性等方面分析《明妃曲》的叙事特征和艺术效果。
一、《明妃曲》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或者呈现故事的角度。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视角在表现主题意义或展现艺术价值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莱士·马丁指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145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用“聚焦”（focalization）代替视角（point of view）这一术语，并把叙事聚焦类型分为“零聚焦”（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人物）三种形式。申丹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视角或聚焦模式：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三人称外视角。这种四分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区分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外视角，有助于纠正当代西方批评界对于第一人称叙述中叙事视角的分类的片面性[2]203。
从叙述视角看，《明妃曲》最鲜明的特点是采用人物视角的转换展开叙事，即作品虽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模式，但也运用人物视角的转换。《明妃曲》由四部分组成。在第一、二和第四部分中，叙述者“我”处于聚焦的中心，一切围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展开叙述，却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部分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回顾学生时代的“我”曾经有一段时期被匈奴给迷住，因此阅读了大量与匈奴有关的文献资料，并对匈奴民族的历史及其发展作了详尽的介绍。第二部分回忆“我”与同样痴迷于匈奴的图书管理员田津冈龙英的交往，在小吃铺里两人对王昭君的故事展开讨论，田津冈龙英认为之前所看到的有关王昭君的故事都不真实。第四部分作为小说的尾声，讲述了数年之后，田津冈龙英应召入伍，“我”收到田津冈龙英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他去了中国大陆，到了昭君曾经投河自尽的黑河，拜谒了不知真假的所谓王昭君墓。战后我才得知他战死于大陆。第三部分仍然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叙述者是田津冈龙英，其故事突出了王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爱情。
其次，在第一人称叙事时，《明妃曲》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与第一人称外视角双重复合的叙述聚焦，既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又包括被“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的差别体现为知道事情的真相和蒙在鼓里之间的差异。在作品中，除了第三部分，基本上是叙述者“我”以追忆往事的眼光进行叙事，但交织着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小说一开始就是现在我“我”对往事的追忆：“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紧接着回顾了我痴迷于匈奴的往事。在叙述中，“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与“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不时转换。如“我”在追忆与田津冈龙英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叙述者就运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来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那本书你读过了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本书”是指哪本书，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他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的一个办事员[3]157。
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激发我对匈奴的兴趣？作为回顾性追忆者的“我”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田津冈龙英所问的是哪本书。但是这种经验自我的叙述却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又如当昭君投河被救起来后，她心爱的匈奴小伙子陪伴在身边，田津冈龙英要“我”猜测小伙子对王昭君说了些什么话来劝慰她时，也是以“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来叙事：
“小伙子看昭君苏醒过来了，便走过去跟她说话。你猜他说的什么？”
“这我可猜不出来。”我回答道。事实上，匈奴的小伙子说了些什么，这我是无法猜测的[3]174。
这是王昭君故事的高潮部分，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制造悬念，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表现王昭君与匈奴王子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置基本的社会伦理于不顾的爱情。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叙述者“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直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小说中这种灵活转换、双重复合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二、《明妃曲》的副文本性
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叙事学家热拉爾·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热奈特关于副文本性的含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79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副文本性，此处的副文本性指的是一种与某一文本的“模仿和改造”的关系。在《隐迹文稿》一书中热奈特修正了这一术语。之前的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模仿和改造”的关系被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所取代，而副文本性则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在这里热奈特将副文本地界定为“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等。自此副文本这一术语的内涵大致明确，并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等著作中反复论及与运用。
《明妃曲》的副文本性首先体现在“明妃曲”这一标题的使用上。副文本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前言、跋、插图、护封文字等，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明妃曲”作为作品的标题，有着丰富的含义。首先，小说《明妃曲》这一名字很显然来自于王安石的同名诗歌《明妃曲》。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被公认为歌咏王昭君的名篇，内涵丰富且极具新意。后人对这两首诗歌的解读大相径庭，但是对其中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诗句的理解大都是一致的，即认为王昭君的远嫁匈奴，不是被毛延寿误了青春，而是汉元帝的昏庸、无眼光，所以诗作有翻案之意。 井上靖以“明妃曲”作为小说的标题，实际上暗含了翻案的意思。昭君出塞和番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最早记载于《汉书·匈奴传》，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从而使“昭君出塞”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王昭君的故事大约在公元8世纪左右便传到了日本，许多文艺作品以其为题材进行创作，如滋野贞王的《王昭君》、嵯峨天皇的《王昭君》、赤染卫门的《咏王昭君》、金春权守的谣曲《昭君》等。可以说昭君故事在日本汉诗集、和歌、物语及谣曲中不断出现，而在这些作品中，王昭君“始终是不幸运的美女的代名词”。在小说《明妃曲》中，井上靖借田津冈龙英之口，给读者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王昭君形象，这一形象既不同于中国昭君故事中那些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汉帝之情而殉情的烈女，又不同于日本相关故事中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形象，而是一个为了真爱而义无反顾远赴西域的奇女子。在井上靖的笔下，在深宫待了十年之久的王昭君一直无缘得到汉元帝的召见，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作为匈奴使者来到汉廷的呼韩邪单于的长子，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感情，此后尽管昭君得到了元帝的宠爱，但是她为了爱情远赴匈奴，从而塑造出一个为了追求个人爱情与幸福的女性形象。
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有助于读者理解某一文本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内容，副文本最基本的功能特征“其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换言之，作者设计副文本是为了获得理想读者，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4]。井上靖以《明妃曲》作为小说的标题，以及1987年作者为收录有《明妃曲》等八个短篇小说的小说集而写的前言《致中国读者》这些副文本，充分体现了热奈特所阐述的副文本的功能，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作品中，王昭君的故事从第二部分后半部分才开始出现，而且是以田津冈龙英与“我”探讨问题的方式出现，即便是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主体，也是以作品中人物田津冈龙英讲故事的方式展现的，反而田津冈龙英的故事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更多。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出现了几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明妃曲》的主人公是田津冈龙英，如佐伯彰一在小说集的《解说》中认为作品“写的是一位家境贫苦的图书馆管理员田津冈龙英他对匈奴的历史表现出一种近似执着的关心”[3]193。评论者好像担心读者弄错了作品的主人公似的，随后他再次强调：“说到主人公的名字，这个短篇的‘田津冈龙英’，也不能不说是有些特色的，使人联想起棱角和阴影的一个名字。”[3]200而中国的读者与研究者往往认为作品的主人公是王昭君。赵建萍的《试分析井上靖〈明妃曲〉中的昭君形象》和周静的《析井上靖〈明妃曲〉中的昭君形象》均将王昭君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加以分析。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是认为作品有两个主人公，即认为作品安排了田津冈龙英和王昭君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他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5]310。
那么作品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读者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我们联系这部小说的两个副文本来分析，可能就会更加切合作品和作者创作的意图。一个是作为副文本的标题《明妃曲》明确地指出了作品所表现的对象是明妃即王昭君。联系井上靖以人物为标题的其他小说看，如《孔子》、《杨贵妃传》及《胡姬》等作品的中心人物都是小说中的同名主人公。序言同样是副文本的一种类型，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背景，也可以加深对作品中人物的把握及作品主旨的理解。作为副文本，井上靖的中译本序言《致中国读者》明确地谈到《明妃曲》是一部历史小说，“这里收集的八个短篇，分别取材于古代，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小说”[3]1。由此可见，作为历史小说的《明妃曲》其主人公是王昭君而不是田津冈龙英。
井上靖在《明妃曲》的創作中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表现了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通过人物视角的转换，双重复合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昭君故事”虽然仅仅作为文本中的一个故事而存在，但是在副文本的分析中，读者不难辨认出作品的主角并不是“我”与田津冈龙英，而是昭君。
参考文献：
[1]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4]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04）：39-46.
[5]钟响.关于《明妃曲》的一点思考[A].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3）[C].上海：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2013.
关键词： 井上靖 《明妃曲》 叙事视角 副文本性
作为日本中间小说的领军人物，井上靖的小说既注重作品的趣味性，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又考虑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短篇小说《明妃曲》虽然题材与历史关系密切，却表现出小说鲜明的特征。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副文本性等方面分析《明妃曲》的叙事特征和艺术效果。
一、《明妃曲》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或者呈现故事的角度。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视角在表现主题意义或展现艺术价值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莱士·马丁指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1]145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用“聚焦”（focalization）代替视角（point of view）这一术语，并把叙事聚焦类型分为“零聚焦”（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人物）三种形式。申丹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视角或聚焦模式：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三人称外视角。这种四分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区分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外视角，有助于纠正当代西方批评界对于第一人称叙述中叙事视角的分类的片面性[2]203。
从叙述视角看，《明妃曲》最鲜明的特点是采用人物视角的转换展开叙事，即作品虽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模式，但也运用人物视角的转换。《明妃曲》由四部分组成。在第一、二和第四部分中，叙述者“我”处于聚焦的中心，一切围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展开叙述，却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部分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回顾学生时代的“我”曾经有一段时期被匈奴给迷住，因此阅读了大量与匈奴有关的文献资料，并对匈奴民族的历史及其发展作了详尽的介绍。第二部分回忆“我”与同样痴迷于匈奴的图书管理员田津冈龙英的交往，在小吃铺里两人对王昭君的故事展开讨论，田津冈龙英认为之前所看到的有关王昭君的故事都不真实。第四部分作为小说的尾声，讲述了数年之后，田津冈龙英应召入伍，“我”收到田津冈龙英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他去了中国大陆，到了昭君曾经投河自尽的黑河，拜谒了不知真假的所谓王昭君墓。战后我才得知他战死于大陆。第三部分仍然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叙述者是田津冈龙英，其故事突出了王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爱情。
其次，在第一人称叙事时，《明妃曲》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与第一人称外视角双重复合的叙述聚焦，既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又包括被“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的差别体现为知道事情的真相和蒙在鼓里之间的差异。在作品中，除了第三部分，基本上是叙述者“我”以追忆往事的眼光进行叙事，但交织着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小说一开始就是现在我“我”对往事的追忆：“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紧接着回顾了我痴迷于匈奴的往事。在叙述中，“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与“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不时转换。如“我”在追忆与田津冈龙英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叙述者就运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来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那本书你读过了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本书”是指哪本书，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他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的一个办事员[3]157。
这是一本什么书？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激发我对匈奴的兴趣？作为回顾性追忆者的“我”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田津冈龙英所问的是哪本书。但是这种经验自我的叙述却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又如当昭君投河被救起来后，她心爱的匈奴小伙子陪伴在身边，田津冈龙英要“我”猜测小伙子对王昭君说了些什么话来劝慰她时，也是以“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来叙事：
“小伙子看昭君苏醒过来了，便走过去跟她说话。你猜他说的什么？”
“这我可猜不出来。”我回答道。事实上，匈奴的小伙子说了些什么，这我是无法猜测的[3]174。
这是王昭君故事的高潮部分，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制造悬念，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也表现王昭君与匈奴王子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置基本的社会伦理于不顾的爱情。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叙述者“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直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小说中这种灵活转换、双重复合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二、《明妃曲》的副文本性
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叙事学家热拉爾·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热奈特关于副文本性的含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79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副文本性，此处的副文本性指的是一种与某一文本的“模仿和改造”的关系。在《隐迹文稿》一书中热奈特修正了这一术语。之前的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模仿和改造”的关系被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所取代，而副文本性则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在这里热奈特将副文本地界定为“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等。自此副文本这一术语的内涵大致明确，并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等著作中反复论及与运用。
《明妃曲》的副文本性首先体现在“明妃曲”这一标题的使用上。副文本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前言、跋、插图、护封文字等，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明妃曲”作为作品的标题，有着丰富的含义。首先，小说《明妃曲》这一名字很显然来自于王安石的同名诗歌《明妃曲》。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被公认为歌咏王昭君的名篇，内涵丰富且极具新意。后人对这两首诗歌的解读大相径庭，但是对其中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诗句的理解大都是一致的，即认为王昭君的远嫁匈奴，不是被毛延寿误了青春，而是汉元帝的昏庸、无眼光，所以诗作有翻案之意。 井上靖以“明妃曲”作为小说的标题，实际上暗含了翻案的意思。昭君出塞和番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最早记载于《汉书·匈奴传》，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从而使“昭君出塞”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王昭君的故事大约在公元8世纪左右便传到了日本，许多文艺作品以其为题材进行创作，如滋野贞王的《王昭君》、嵯峨天皇的《王昭君》、赤染卫门的《咏王昭君》、金春权守的谣曲《昭君》等。可以说昭君故事在日本汉诗集、和歌、物语及谣曲中不断出现，而在这些作品中，王昭君“始终是不幸运的美女的代名词”。在小说《明妃曲》中，井上靖借田津冈龙英之口，给读者展现出一个全新的王昭君形象，这一形象既不同于中国昭君故事中那些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汉帝之情而殉情的烈女，又不同于日本相关故事中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形象，而是一个为了真爱而义无反顾远赴西域的奇女子。在井上靖的笔下，在深宫待了十年之久的王昭君一直无缘得到汉元帝的召见，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作为匈奴使者来到汉廷的呼韩邪单于的长子，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感情，此后尽管昭君得到了元帝的宠爱，但是她为了爱情远赴匈奴，从而塑造出一个为了追求个人爱情与幸福的女性形象。
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有助于读者理解某一文本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内容，副文本最基本的功能特征“其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换言之，作者设计副文本是为了获得理想读者，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4]。井上靖以《明妃曲》作为小说的标题，以及1987年作者为收录有《明妃曲》等八个短篇小说的小说集而写的前言《致中国读者》这些副文本，充分体现了热奈特所阐述的副文本的功能，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作品中，王昭君的故事从第二部分后半部分才开始出现，而且是以田津冈龙英与“我”探讨问题的方式出现，即便是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主体，也是以作品中人物田津冈龙英讲故事的方式展现的，反而田津冈龙英的故事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更多。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出现了几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明妃曲》的主人公是田津冈龙英，如佐伯彰一在小说集的《解说》中认为作品“写的是一位家境贫苦的图书馆管理员田津冈龙英他对匈奴的历史表现出一种近似执着的关心”[3]193。评论者好像担心读者弄错了作品的主人公似的，随后他再次强调：“说到主人公的名字，这个短篇的‘田津冈龙英’，也不能不说是有些特色的，使人联想起棱角和阴影的一个名字。”[3]200而中国的读者与研究者往往认为作品的主人公是王昭君。赵建萍的《试分析井上靖〈明妃曲〉中的昭君形象》和周静的《析井上靖〈明妃曲〉中的昭君形象》均将王昭君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加以分析。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是认为作品有两个主人公，即认为作品安排了田津冈龙英和王昭君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他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5]310。
那么作品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读者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我们联系这部小说的两个副文本来分析，可能就会更加切合作品和作者创作的意图。一个是作为副文本的标题《明妃曲》明确地指出了作品所表现的对象是明妃即王昭君。联系井上靖以人物为标题的其他小说看，如《孔子》、《杨贵妃传》及《胡姬》等作品的中心人物都是小说中的同名主人公。序言同样是副文本的一种类型，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背景，也可以加深对作品中人物的把握及作品主旨的理解。作为副文本，井上靖的中译本序言《致中国读者》明确地谈到《明妃曲》是一部历史小说，“这里收集的八个短篇，分别取材于古代，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小说”[3]1。由此可见，作为历史小说的《明妃曲》其主人公是王昭君而不是田津冈龙英。
井上靖在《明妃曲》的創作中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表现了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并通过人物视角的转换，双重复合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昭君故事”虽然仅仅作为文本中的一个故事而存在，但是在副文本的分析中，读者不难辨认出作品的主角并不是“我”与田津冈龙英，而是昭君。
参考文献：
[1]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4]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04）：39-46.
[5]钟响.关于《明妃曲》的一点思考[A].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3）[C].上海：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