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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秦文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发表处女作，迄今出版了五六十部作品，六百多万字。曾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并于2002年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她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十余部作品被译为英、德、日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并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采访人：梁燕，《儿童文学选刊》执行主编，2015“桂冠编辑”。发表评论、散文、诗歌若干，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
一生的事业
梁燕：您的写作开始于1981年，如今已有35个年头，您是怎样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并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的？
秦文君：对我来说，创作儿童文学是一种缘分。我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儿童文学。当时，我非常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就把自己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写下来，投给一家报纸。文章被报纸采纳，编辑告诉我，我写的是儿童文学。于是，我对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朝着儿童文学的方向去创作。就这样，我一篇接一篇地写，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写，我对儿童文学的情感也越来越深厚。可以说，我是误打误撞进了儿童文学圈的，原来的文学梦变成了儿童文学梦。我的写作从热爱自己的童年直至珍惜他人的童年，关注人类所有人的童年，这是命运，也是缘分吧。我的人生里面很多时间都在我热爱的写作里度过，一个人的能量和时光能打发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无疑是幸福圆满的。
梁燕：说到“热爱、珍惜童年”，请问您的童年成长经历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秦文君：童年两方面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一个是阅读，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有时生病了就只能在家读书，我读了很多有意思的课外书籍，这是最初的文学烙印。另一个是跟同龄人的交往，我小时候是在南昌路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同龄的小朋友有几十个，彼此交往比较频繁。对人的多元理解，对儿童心性的判断，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我后来的一些作品，如《会跳舞的向日葵》《我的石头心爸爸》等都有着我童年生活的影子和感悟，但又是超越了自我遭际的书写。
梁燕：您对于自己的经历似乎格外珍视，在您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那些保存在记忆深处的成长记忆是经历过酝酿、发酵之后才被写进您的作品的，比如您1988年才开始写作《十六岁少女》，这个时候已经是您开始创作的第九年了；比如您2014年才出版《我的石头心爸爸》，里面有您对童年的真挚体验和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秦文君：是的，我无比珍视生活对我的馈赠，不论是在南昌路机关大院的童年时光，还是“上山下乡”的八年知青生涯，我都无比珍惜，我将它们留在记忆里等待时间的发酵，轻易不敢拿出来，一直到它们从原本的粗粝中虚化出来，一直到我感觉自己有饱满的情绪可以把握它们，我才开始动笔书写。《十六岁少女》也是我最珍爱的代表性作品，我喜欢它在泥泞的现实中能够飞翔起来，它的写作就像从雪地里飞出一只翠鸟，能得到它，让我本人也觉得吃惊。现在回想起来写的时候几乎是疯狂的。那年我正好怀孕，我爱人被派到新加坡一个月，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把食物和水都买好，把家里的电话线也关了。然后我就在家里写作，那是一个很小的房子，有一间很小的书房，我把窗帘拉上，把钟也停掉了。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就是笔停不下来，生怕一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最后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十六岁少女》。
梁燕：这样的写作状态多么难得！真是如评论家吴其南先生所说的，《十六岁少女》是您“真正把自己‘煮’在里面的作品”。写作《十六岁少女》的时候您正怀孕，此后当您有了自己的孩子，并陪伴孩子长大，您和孩子的生活也成为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部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可以说是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吧？
秦文君：是的。女儿给了我无穷的创作源泉，《一个女孩的心灵史》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对女儿成长历程的忠实记录。除了这本书之外，“小香咕系列”也是带有一些自传的感觉的。我年轻的时候，因为经常出差或出国，不得不把女儿放到亲戚家照顾。亲戚家有三个女孩，加上她就是四个。每次我外出回来的晚上，都会和女儿睡在一起，我们两人把分开这几天的见闻讲给对方听。每天起床后我都会把这些事情记在笔记本上。从女儿六七岁到十二岁，我记了厚厚四大本，这就是后来的“小香咕系列”最初的雏形。
进入孩子们的幽密花园
梁燕：您有相当多的作品描写当下的孩子，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您都如有神助，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但现在社会变化那么快，一代代的孩子也就有了不同，您怎么在作品中把握孩子们的不同和变化？
秦文君：现在我感觉隔几年，孩子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一方面，人的成长最关键的情感都会有共同性；另一方面，孩子成长的环境在改变，心理会改变，审美也会改变，我希望自己能挖掘一些永恒的东西，了解孩子细微的变化。其实从讲述的内容来说，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人在每个年龄段遇到的烦恼大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素材——要从孩子真实的内心世界提炼故事，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出来。
梁燕：请问您是怎样进入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提炼故事的？
秦文君：途径有两种：一是到学校里去采访孩子，但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也很警惕，在陌生人面前他会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你这么问他是要做什么，这种状态下孩子说的话不足为信，但进入校园可以感受那种或天真或青春的气氛；另一种方法是阅读小读者们的来信，这是第一手资料。近七八年，我收到了八千多封来信，孩子们会在信中敞开心扉，我在阅读时也会深有感触，常常感慨，“我当年不也是这么想的吗”。有时候我读着一些小朋友的来信，会觉得是到了一个非常幽密的地方，仿佛是被他们邀请到了他们的秘密花园里。这些信件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它们就像打开童年的密码，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孩子们内心真实的颜色，这样在创作时，我就能准确地把握孩子们的眼光和喜好。同时，在和孩子们的交流中，我也找到了很多随着成长被我们遗失的东西，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一般说来，我擅长写女孩子的故事，感觉心灵是相通的。可把生活里的东西羽化成艺术，还是要有一种能力。 梁燕：这样的能力可能就对应着“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吧，您称自己是“00后的同路人”， 您怎样理解您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
秦文君：儿童文学作家在成人的世界里，可以很理性、成熟，但同时，他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小人，葆有一颗童心，能了解孩子的感受、喜爱。这是一种天赋，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做到。我相信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天生的。有写作儿童文学天赋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吃力，而是乐在其中。我写了三十多年儿童文学，没有丝毫的疲倦，还很陶醉。能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创作的灵感总是源源不断，这让我觉得很幸福。
梁燕：一个作家能有这样的状态，的确是幸福的事。
在会心一笑中抵达感动的彼岸
梁燕：在“乐在其中”的写作中，您写出了许多广受好评的作品，这其中，《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是不得不提的代表性作品。能介绍下这两个系列作品的写作情况吗？当初是怎么想到由此转变写作风格的呢？
秦文君：1991年我开始创作《男生贾里》小说系列，最初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男孩的远方来信，那种起因包含着太多的偶然内核。《男生贾里》是我一改“戏路”，寻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述人物心灵的途径的尝试。这部小说在当时比较凝重的儿童小说创作风气之中显得“另类”，也许具有些启示性。小说后来在中国内地、台北、香港三地共发行数百万册，获得十几项重要奖项，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后又获得中国电视最高奖“飞天奖”。有评论家说，《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它们创导了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的风气。
梁燕：如今“贾里贾梅”诞生已经25年了，算起来他们也应该是接近四十岁的青年人了。但是今天的孩子还在读“贾里贾梅”，这个系列还是出版社的当家畅销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实在让人赞叹。让我们好奇的是，二十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巨大了。请问秦老师，您在写这个系列以及它们的续集《贾里日记》《贾梅日记》等作品的时候，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有没有考虑到它的长久流传性？
秦文君：这个问题我在创作中确实考虑过。比如像时代的痕迹，这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也注意了，不要把特别明显的时代标记贴在里面，也避免一些政治色彩。到2011年写“贾里贾梅日记系列”，是接着十几年前的故事来写，实际上还是从人物性格上来接，这中间虽有着较大的时间跨度，在艺术上却“无缝”——在细节和人物性格的开掘处理上我还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梁燕：说到时代，我们再来回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少儿小说大都追求深刻厚重，作家的姿态大都是思考的、疑问的。“贾里贾梅系列”成为儿童文学由凝重的风格向着轻灵、明快的风格拓展的标志性作品。说到“贾里贾梅系列”，就不能不说到“幽默”。您怎样理解儿童文学中的幽默？
秦文君：我从数千封小读者来信中总结出来，孩子们对内容的要求最多的是，幽默一点，再幽默一点，让我们会心有一笑。许多读者来信说喜欢《男生贾里》的幽默风格。我想，倘若幽默能达到一种“单纯的犀利”，那是能进入少儿浪漫灵性的心灵的，从而发挥艺术魅力。我感觉幽默把握不好就比较俗气，如果幽默背后隐藏着严肃的东西、世界的真相，那这个时候的幽默就升华到了比较通透的阶段，也使得幽默成为一种永恒，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或个性、风格上的一缕“香味”了。我非常喜欢马克·吐温，喜欢他的幽默。他的幽默是源自血液的，是一种直感，是随性而动的，并没有刻意地谋划情节与人物，非常松弛，随感而发，这样，哪怕是一些深刻的东西也同样能蕴含鲜活的幽默元素。
梁燕：这就是说，从幽默始，但我们的儿童文学要抵达的并不只是博孩子们一笑。
秦文君：是的，孩子们的笑声过后，必须留下东西才有意义，这个东西是感动，是对他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有所触动，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文学理想，同时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的使命。
做不“安分”的作家
梁燕：纵观您三十多年来的创作，从自传体的《十六岁少女》，到轻幽默写实类的“贾里贾梅系列”，到低幼的“小香咕系列”，到最近几年的幻想小说《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等，不论是内容还是体裁、文风，您的写作似乎一直都在尝试着改变。
秦文君：是这样。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的人，所以这些年来，我的写作文风变化很大。我写过少女文学，写过
幽默作品，写过温情的作品，儿童绘本，最近几年一直尝试幻想的作品。我是一个追梦的人，不会拘泥于同一种写作方法或者风格，我就是一直在找最能够表达内心的一种途径。我通过细致的阅读和走四方的采风，这两个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写作灵感，得到人生观点和写作动力。虽然我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写作风格，但我追求的根本的东西不会变，那就是让作品更好看一些，更体现尊重内心这个微观花园，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和理解，不要晦涩难懂，要用心感动孩子。
梁燕：在这些风格的尝试中，我非常关注您的幻想小说的创作。您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现实题材的，您自己也表达过现实题材的作品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请问您为什么会在最近的创作中采用幻想的形式靠近小读者呢？
秦文君：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作家，我不满足于写信手拈来的故事，总是要寻找，要发现一些被人类忽略的视角，对生活做出精致的、更有意思的诠释。我总觉得幻想类的作品能富有某种预见性，从中体现常人无法看到的人生风景，写幻想的作品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才有了《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即将要出版的《变形学校》系列等。
梁燕：您的创作中大家普遍比较关注像《十六岁少女》《男生贾里》等代表性的小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还非常关注您的散文作品，比如《活着的一万零一条理由》以及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陆续发表的一些随笔性的短文，这里面有可触摸的生活，有一个成熟作家对生活的感悟、敏锐的观察，平和而精准的表达，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散文类的具体打算呢？ 秦文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我会跟随笔更加亲近吧。其实不管是什么体裁，我只是用文字表达文学理想，表达真善美，为表达的内容找一个较完美的叙述方式而已。
纯粹的文字会发光
梁燕：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您觉得今天我们该如何引领孩子爱上阅读？
秦文君：让孩子快乐地阅读最重要。当代少儿是视听的一代，在接受模式上呈现强烈的直观性、消遣性以及功利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阅读文字的障碍。图像、画面的东西比较直观，容易接受，少儿天生就喜欢。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创办了“小香咕阅读之家”，就是在新媒体形式下的情境化阅读，这是根据孩子的天性，设计得可以让孩子们亲身参与，主动创造的一系列创意阅读活动，包括将书本上的故事与情景再造，改编故事剧本，组织孩子们表演故事等，将书中传达的文化氛围和美食美景都真切地带到孩子的面前，尝试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享受阅读。我常常很感恩，如若没有阅读的光芒，我所有的生活，感情世界，以及写作的热情就黯淡了，察看书籍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可以发现它重要得恍如这个人心灵的颜色。阅读对一个人的气质、修养、性格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
梁燕：您觉得孩子们应该读怎样的儿童文学？
秦文君：孩子们要多读纯粹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文字会发光，发出人性之光、艺术之光、生活之光。读了它，你的心会变得很柔软，很清澈。纯粹的儿童文学艺术性会很强，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光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
梁燕：今年4月4日，曹文轩先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对于什么是优秀的可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认可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中的现状等，您怎么看？
秦文君：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好的儿童文学表达的是人类的所有情感的本质。一部“真正”的作品就应当如此，小孩读它有小孩的想法，大人读它就有大人的想法，每一个人读它就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这样才是最精彩的。因为这恰恰就说明了作品的多元，而这种多元实际上也就是作品深度与厚度的体现，属于一种“放射”性的元素，也就是说它可以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感动。
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地“走出去”还是一条漫漫长路。
曹文轩获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它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自信和动力。
梁燕：您也获得过安徒生奖的提名，进入过它的名单，其实在国内，“秦文君”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儿童文学品牌”。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中少总社国际合作总经理张明舟看来，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高洪波、金波、梅子涵、白冰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就像青藏高原上的座座山峰，未来会有更多作品获得国际认可。您认为，相比较国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应往哪个方向努力？
秦文君：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在“格局”与“想象力”上还是存在软肋的。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提升人文素养，加强自身的学习，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也许显得格外重要。就整体来说，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翻译也是必须的。我们要了解世界的儿童文学，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儿童文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采访人：梁燕，《儿童文学选刊》执行主编，2015“桂冠编辑”。发表评论、散文、诗歌若干，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
一生的事业
梁燕：您的写作开始于1981年，如今已有35个年头，您是怎样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并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的？
秦文君：对我来说，创作儿童文学是一种缘分。我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是儿童文学。当时，我非常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就把自己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写下来，投给一家报纸。文章被报纸采纳，编辑告诉我，我写的是儿童文学。于是，我对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朝着儿童文学的方向去创作。就这样，我一篇接一篇地写，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写，我对儿童文学的情感也越来越深厚。可以说，我是误打误撞进了儿童文学圈的，原来的文学梦变成了儿童文学梦。我的写作从热爱自己的童年直至珍惜他人的童年，关注人类所有人的童年，这是命运，也是缘分吧。我的人生里面很多时间都在我热爱的写作里度过，一个人的能量和时光能打发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无疑是幸福圆满的。
梁燕：说到“热爱、珍惜童年”，请问您的童年成长经历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秦文君：童年两方面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一个是阅读，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有时生病了就只能在家读书，我读了很多有意思的课外书籍，这是最初的文学烙印。另一个是跟同龄人的交往，我小时候是在南昌路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同龄的小朋友有几十个，彼此交往比较频繁。对人的多元理解，对儿童心性的判断，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我后来的一些作品，如《会跳舞的向日葵》《我的石头心爸爸》等都有着我童年生活的影子和感悟，但又是超越了自我遭际的书写。
梁燕：您对于自己的经历似乎格外珍视，在您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那些保存在记忆深处的成长记忆是经历过酝酿、发酵之后才被写进您的作品的，比如您1988年才开始写作《十六岁少女》，这个时候已经是您开始创作的第九年了；比如您2014年才出版《我的石头心爸爸》，里面有您对童年的真挚体验和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秦文君：是的，我无比珍视生活对我的馈赠，不论是在南昌路机关大院的童年时光，还是“上山下乡”的八年知青生涯，我都无比珍惜，我将它们留在记忆里等待时间的发酵，轻易不敢拿出来，一直到它们从原本的粗粝中虚化出来，一直到我感觉自己有饱满的情绪可以把握它们，我才开始动笔书写。《十六岁少女》也是我最珍爱的代表性作品，我喜欢它在泥泞的现实中能够飞翔起来，它的写作就像从雪地里飞出一只翠鸟，能得到它，让我本人也觉得吃惊。现在回想起来写的时候几乎是疯狂的。那年我正好怀孕，我爱人被派到新加坡一个月，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把食物和水都买好，把家里的电话线也关了。然后我就在家里写作，那是一个很小的房子，有一间很小的书房，我把窗帘拉上，把钟也停掉了。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就是笔停不下来，生怕一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最后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十六岁少女》。
梁燕：这样的写作状态多么难得！真是如评论家吴其南先生所说的，《十六岁少女》是您“真正把自己‘煮’在里面的作品”。写作《十六岁少女》的时候您正怀孕，此后当您有了自己的孩子，并陪伴孩子长大，您和孩子的生活也成为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部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可以说是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吧？
秦文君：是的。女儿给了我无穷的创作源泉，《一个女孩的心灵史》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对女儿成长历程的忠实记录。除了这本书之外，“小香咕系列”也是带有一些自传的感觉的。我年轻的时候，因为经常出差或出国，不得不把女儿放到亲戚家照顾。亲戚家有三个女孩，加上她就是四个。每次我外出回来的晚上，都会和女儿睡在一起，我们两人把分开这几天的见闻讲给对方听。每天起床后我都会把这些事情记在笔记本上。从女儿六七岁到十二岁，我记了厚厚四大本，这就是后来的“小香咕系列”最初的雏形。
进入孩子们的幽密花园
梁燕：您有相当多的作品描写当下的孩子，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您都如有神助，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但现在社会变化那么快，一代代的孩子也就有了不同，您怎么在作品中把握孩子们的不同和变化？
秦文君：现在我感觉隔几年，孩子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一方面，人的成长最关键的情感都会有共同性；另一方面，孩子成长的环境在改变，心理会改变，审美也会改变，我希望自己能挖掘一些永恒的东西，了解孩子细微的变化。其实从讲述的内容来说，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人在每个年龄段遇到的烦恼大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素材——要从孩子真实的内心世界提炼故事，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出来。
梁燕：请问您是怎样进入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提炼故事的？
秦文君：途径有两种：一是到学校里去采访孩子，但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也很警惕，在陌生人面前他会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你这么问他是要做什么，这种状态下孩子说的话不足为信，但进入校园可以感受那种或天真或青春的气氛；另一种方法是阅读小读者们的来信，这是第一手资料。近七八年，我收到了八千多封来信，孩子们会在信中敞开心扉，我在阅读时也会深有感触，常常感慨，“我当年不也是这么想的吗”。有时候我读着一些小朋友的来信，会觉得是到了一个非常幽密的地方，仿佛是被他们邀请到了他们的秘密花园里。这些信件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它们就像打开童年的密码，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孩子们内心真实的颜色，这样在创作时，我就能准确地把握孩子们的眼光和喜好。同时，在和孩子们的交流中，我也找到了很多随着成长被我们遗失的东西，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一般说来，我擅长写女孩子的故事，感觉心灵是相通的。可把生活里的东西羽化成艺术，还是要有一种能力。 梁燕：这样的能力可能就对应着“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吧，您称自己是“00后的同路人”， 您怎样理解您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
秦文君：儿童文学作家在成人的世界里，可以很理性、成熟，但同时，他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小人，葆有一颗童心，能了解孩子的感受、喜爱。这是一种天赋，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做到。我相信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天生的。有写作儿童文学天赋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吃力，而是乐在其中。我写了三十多年儿童文学，没有丝毫的疲倦，还很陶醉。能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创作的灵感总是源源不断，这让我觉得很幸福。
梁燕：一个作家能有这样的状态，的确是幸福的事。
在会心一笑中抵达感动的彼岸
梁燕：在“乐在其中”的写作中，您写出了许多广受好评的作品，这其中，《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是不得不提的代表性作品。能介绍下这两个系列作品的写作情况吗？当初是怎么想到由此转变写作风格的呢？
秦文君：1991年我开始创作《男生贾里》小说系列，最初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男孩的远方来信，那种起因包含着太多的偶然内核。《男生贾里》是我一改“戏路”，寻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述人物心灵的途径的尝试。这部小说在当时比较凝重的儿童小说创作风气之中显得“另类”，也许具有些启示性。小说后来在中国内地、台北、香港三地共发行数百万册，获得十几项重要奖项，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后又获得中国电视最高奖“飞天奖”。有评论家说，《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它们创导了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的风气。
梁燕：如今“贾里贾梅”诞生已经25年了，算起来他们也应该是接近四十岁的青年人了。但是今天的孩子还在读“贾里贾梅”，这个系列还是出版社的当家畅销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实在让人赞叹。让我们好奇的是，二十多年的变化实在太巨大了。请问秦老师，您在写这个系列以及它们的续集《贾里日记》《贾梅日记》等作品的时候，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有没有考虑到它的长久流传性？
秦文君：这个问题我在创作中确实考虑过。比如像时代的痕迹，这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也注意了，不要把特别明显的时代标记贴在里面，也避免一些政治色彩。到2011年写“贾里贾梅日记系列”，是接着十几年前的故事来写，实际上还是从人物性格上来接，这中间虽有着较大的时间跨度，在艺术上却“无缝”——在细节和人物性格的开掘处理上我还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梁燕：说到时代，我们再来回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少儿小说大都追求深刻厚重，作家的姿态大都是思考的、疑问的。“贾里贾梅系列”成为儿童文学由凝重的风格向着轻灵、明快的风格拓展的标志性作品。说到“贾里贾梅系列”，就不能不说到“幽默”。您怎样理解儿童文学中的幽默？
秦文君：我从数千封小读者来信中总结出来，孩子们对内容的要求最多的是，幽默一点，再幽默一点，让我们会心有一笑。许多读者来信说喜欢《男生贾里》的幽默风格。我想，倘若幽默能达到一种“单纯的犀利”，那是能进入少儿浪漫灵性的心灵的，从而发挥艺术魅力。我感觉幽默把握不好就比较俗气，如果幽默背后隐藏着严肃的东西、世界的真相，那这个时候的幽默就升华到了比较通透的阶段，也使得幽默成为一种永恒，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或个性、风格上的一缕“香味”了。我非常喜欢马克·吐温，喜欢他的幽默。他的幽默是源自血液的，是一种直感，是随性而动的，并没有刻意地谋划情节与人物，非常松弛，随感而发，这样，哪怕是一些深刻的东西也同样能蕴含鲜活的幽默元素。
梁燕：这就是说，从幽默始，但我们的儿童文学要抵达的并不只是博孩子们一笑。
秦文君：是的，孩子们的笑声过后，必须留下东西才有意义，这个东西是感动，是对他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有所触动，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文学理想，同时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的使命。
做不“安分”的作家
梁燕：纵观您三十多年来的创作，从自传体的《十六岁少女》，到轻幽默写实类的“贾里贾梅系列”，到低幼的“小香咕系列”，到最近几年的幻想小说《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等，不论是内容还是体裁、文风，您的写作似乎一直都在尝试着改变。
秦文君：是这样。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的人，所以这些年来，我的写作文风变化很大。我写过少女文学，写过
幽默作品，写过温情的作品，儿童绘本，最近几年一直尝试幻想的作品。我是一个追梦的人，不会拘泥于同一种写作方法或者风格，我就是一直在找最能够表达内心的一种途径。我通过细致的阅读和走四方的采风，这两个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写作灵感，得到人生观点和写作动力。虽然我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写作风格，但我追求的根本的东西不会变，那就是让作品更好看一些，更体现尊重内心这个微观花园，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和理解，不要晦涩难懂，要用心感动孩子。
梁燕：在这些风格的尝试中，我非常关注您的幻想小说的创作。您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现实题材的，您自己也表达过现实题材的作品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请问您为什么会在最近的创作中采用幻想的形式靠近小读者呢？
秦文君：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作家，我不满足于写信手拈来的故事，总是要寻找，要发现一些被人类忽略的视角，对生活做出精致的、更有意思的诠释。我总觉得幻想类的作品能富有某种预见性，从中体现常人无法看到的人生风景，写幻想的作品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才有了《王子的长夜》《小鸟公主》，即将要出版的《变形学校》系列等。
梁燕：您的创作中大家普遍比较关注像《十六岁少女》《男生贾里》等代表性的小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还非常关注您的散文作品，比如《活着的一万零一条理由》以及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陆续发表的一些随笔性的短文，这里面有可触摸的生活，有一个成熟作家对生活的感悟、敏锐的观察，平和而精准的表达，您未来的创作中，有没有散文类的具体打算呢？ 秦文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我会跟随笔更加亲近吧。其实不管是什么体裁，我只是用文字表达文学理想，表达真善美，为表达的内容找一个较完美的叙述方式而已。
纯粹的文字会发光
梁燕：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您觉得今天我们该如何引领孩子爱上阅读？
秦文君：让孩子快乐地阅读最重要。当代少儿是视听的一代，在接受模式上呈现强烈的直观性、消遣性以及功利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阅读文字的障碍。图像、画面的东西比较直观，容易接受，少儿天生就喜欢。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创办了“小香咕阅读之家”，就是在新媒体形式下的情境化阅读，这是根据孩子的天性，设计得可以让孩子们亲身参与，主动创造的一系列创意阅读活动，包括将书本上的故事与情景再造，改编故事剧本，组织孩子们表演故事等，将书中传达的文化氛围和美食美景都真切地带到孩子的面前，尝试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享受阅读。我常常很感恩，如若没有阅读的光芒，我所有的生活，感情世界，以及写作的热情就黯淡了，察看书籍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可以发现它重要得恍如这个人心灵的颜色。阅读对一个人的气质、修养、性格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
梁燕：您觉得孩子们应该读怎样的儿童文学？
秦文君：孩子们要多读纯粹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文字会发光，发出人性之光、艺术之光、生活之光。读了它，你的心会变得很柔软，很清澈。纯粹的儿童文学艺术性会很强，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光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
梁燕：今年4月4日，曹文轩先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对于什么是优秀的可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认可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中的现状等，您怎么看？
秦文君：好的儿童文学一定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好的儿童文学表达的是人类的所有情感的本质。一部“真正”的作品就应当如此，小孩读它有小孩的想法，大人读它就有大人的想法，每一个人读它就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这样才是最精彩的。因为这恰恰就说明了作品的多元，而这种多元实际上也就是作品深度与厚度的体现，属于一种“放射”性的元素，也就是说它可以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感动。
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地“走出去”还是一条漫漫长路。
曹文轩获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它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自信和动力。
梁燕：您也获得过安徒生奖的提名，进入过它的名单，其实在国内，“秦文君”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儿童文学品牌”。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中少总社国际合作总经理张明舟看来，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高洪波、金波、梅子涵、白冰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就像青藏高原上的座座山峰，未来会有更多作品获得国际认可。您认为，相比较国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应往哪个方向努力？
秦文君：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在“格局”与“想象力”上还是存在软肋的。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提升人文素养，加强自身的学习，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也许显得格外重要。就整体来说，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翻译也是必须的。我们要了解世界的儿童文学，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儿童文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