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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类就是地球的一种寄生物。当人类不知克制地扩张和掠夺的时候，已让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森林消失、水体污染、土壤腐蚀、垃圾围城、雾霾压顶。“为此，地球启动了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而病毒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
一场病毒，一次蝗灾，地震或海啸，甚至大火，都足以证明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无力。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这一切的开端，目前来看，只是因为蝙蝠扇了下翅膀，在全球刮起了一场又一场疫情龙卷风。纵观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疫情，几乎每一次都跟野生动物有关，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与野生动物到底该怎样共存共生？
有人说，不吃它们就是最好的和谐共处。这话有一定道理。除了蝙蝠，古今中外被禁食的動物实在太多了。只不过，人类习惯于忘记。
吃 鼠
2019年5月7日，两名俄罗斯游客因生食土拨鼠而死于鼠疫。蒙古政府为此对事发地巴彦乌尔吉省，进行了为期6天的检疫隔离管制。
而鼠疫是个“老病”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源于中东，经埃及传至北非、欧洲，先后夺走近亿条生命。而当时全球总人口不过才两亿多。
第二次鼠疫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使得欧洲大陆丧失了1/3甚至一半的人口。《中国地方病学杂志》披露，青海省祁连县在1860—1949年间，共发生人间鼠疫病例315例，死亡315例;建国后到2004年共发生29例，死亡23例，上述病例皆因剥食喜马拉雅旱獭（即土拨鼠）所致。
SARS暴发时，科学家已在菊头蝠体内检测出了SARS病毒的基因残留，认为菊头蝠可能是SARS病毒的真正元凶。这次导致新型冠状疾病全球大流行的病毒，也和蝙蝠有关。
蝙蝠身上的病毒，怎么会跑到人身上呢？可能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吃—就像生食土拨鼠的那对不幸的俄罗斯夫妇一样。
打 猎
古今中外，吃可谓人类的头等大事。但欲壑难填，在过了温饱阶段后，人们就开始想过神仙般的生活了—“有啥吃啥”还不满足，还想“吃啥有啥”。最著名的“吃货”，莫过于宋代的苏东坡了。
这老先生的“好吃”，在文坛是出了名的，比如春天那么多好东西他不写，偏偏写个“正是河豚欲上时”。我想，大概率是老先生食指大动，想吃河豚了。至于河豚有没有毒、吃了对身体有没有害，老先生只字未提。
一个民族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往往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基本种族与文化特征。
在刀耕火种、食不果腹的远古时期，或在硝烟弥漫、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人之所以吃野味，更多是外界所迫，实属无奈之举。
比如，陈毅当年写就的《赣南游击词》里，就有“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之慨叹。身边缺乏更稳定、更有营养和更安全的肉食，再不吃野味，生存就成大问题了。
对此，北京大学的张弛教授曾深入研究过。张先生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中，依据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世界体系理论推测：“北方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泉护二期）出土的动物以野生为主，家养动物只有猪和狗，比例一般也不到40%，还是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
普通人狩猎野生动物，就是纯粹的打猎、打野味，基本用于自用，与史上记载的帝王“木兰秋狝”完全不同。但如果扒扒典籍，那些因吃野味而产生的历史事件可就不胜枚举了。
《左传·文公元年》载：“冬十月，（商臣）以宫甲围（楚）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宣公二年《传》说：“晋灵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
“熊蹯”就是熊掌。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件中，熊掌作为史剧的道具之一，很好地扮演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后世的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说，“熊掌，亦我所欲也”，更是让熊掌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孔夫子更讲究，耶和华更环保，总的来说，东西方都有共同的饮食文化禁忌。
除了熊肉，古人还喜欢吃两栖类动物。《墨子·公输》记载了墨子的话：“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狐狸者也，此尤粱肉之与糟糠也。”于是，血案再次酿就。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献鼋于郑灵公。”这个鼋，就是龟鳖科的一属，体重可达100公斤;由于过度捕杀，现已属世界濒危保护动物和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墓和汉景帝阳陵中，出土了王公贵族乃至皇宫食用褐家鼠的证据—大量装在陶罐等容器里的鼠骨。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张琦先生为此在其合著的《汉景帝不吃老鼠吗？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一文中认为，这些老鼠是作为食物储藏而放到墓里陪葬的，而不是寄居在墓穴里的老鼠遗骸，或是出于其他原因用来陪葬的。
禁 忌
提起吃文化，有相声演员曾因此调侃，单位得宠、圈儿里走红叫“吃得开”“吃香”，受了损失叫“吃亏”，讨了没趣叫“吃瘪”，年纪轻轻不思进取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叫“啃老”，占异性便宜叫“吃豆腐”，甚至在游戲中获得第一名时叫“吃鸡”。
对此，美国瓦萨大学教授刘皓明认为，一个民族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往往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基本种族与文化特征。在历史的发展中，这种特征又往往以信仰的形式绝对化，被固定下来。
比如《论语·乡党》里，就有这么一段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絮絮叨叨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告诫人们，要养成科学卫生的饮食习惯，不要吃腐败变质的，不要暴饮暴食。
不过孔夫子的言论，跟人类史上形成最早且延续至今的宗教暨民族饮食律法—犹太民族的饮食法（Kosher）颇为相似。其后世施行的细则，来自摩西五书中的第三、四部，即《利未记》和《民数记》。
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即反刍）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鹞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戴鵀与蝙蝠。……鼬鼠、鼫鼠、蜥蜴与其类……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
圣人总是相通的。孔夫子更讲究，耶和华更环保，总的来说，东西方都有共同的饮食文化禁忌，并非像某些地区的人一样，只要是“四条腿”的，除了凳子，一切都可以吃。
可以说，希伯来人在几千年前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标准与体系，那么，既然是“好东西”，为何到了更文明更完善的现代社会，却有日渐失序乃至溃散的征兆呢？！也许，这一切只能用林语堂先生的逻辑才能解释了：“在戒备森严、严禁烟火的炸药库房里，如果我能够坐在炸药箱上吸口烟卷，那我可就是很有面子的人了。”
这种宁要面子不要命的吃法，确实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致命的病毒或细菌。例如蝙蝠携带多种病毒，光冠状病毒就有数百种;野生蛇携带多种体内寄生虫，人类若感染可致腹膜炎、败血症、心包炎、虹膜炎等病症，严重者会损害多个脏器甚至危及性命。
尽管蝙蝠长期发着40度高烧，以一己之力封印了病毒千年，昼伏夜出，努力扮演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但人类一吃，万魔出洞，潘多拉魔盒就此砰然打开。
目前来看，人类如果想做点什么来与野生动物、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话，那么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先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吃就是一种不打扰。毕竟，自然界太过复杂，其关系盘根错节，相互交织，不分青红皂白地贸然去吃，恐将像贾雨村那样，非但救不了英莲，还会惹火烧身、自身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