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5日，大规模的动荡让埃及成为中东变局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二块。仅仅18天，统治埃及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以国防部长坦塔维为首的军方接管了政权。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任总统，长期在埃及社会苦心经营的伊斯兰政党势力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然而穆尔西却在执政满一年后就被赶下了总统宝座，军方卷土重来，重新接管了政权。二次革命由此展开，局势震荡无法平静。支持穆尔西的民众持续在阿拉维亚进行抗议。7月26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警方与穆尔西支持者发生冲突，至少74人死亡，但对峙仍在持续。8月2日，穆兄会再次发动百万人大游行，以示抗议。穆尔西下台后的一个月，世界看到的依然还是开罗广场上人山人海，对抗冲突不断升级，却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迹象。或许正如《亚洲时报》所说，埃及陷入到了“后革命时代”。
　　激烈的变乱
　　每年的7月23日是埃及的国庆日，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然而61年后，革命仍未停止。在首都开罗东部，为纪念当年革命胜利而建造的纳赛尔城如今成为新革命的源头。坚持与临时政府抗争的穆兄会大本营就在这里。抗争，而非庆祝，是国庆纪念日的主题。据总部设在开罗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仅7月份，埃及就发生了1432场游行示威，平均每天46场。
　　穆巴拉克倒台后，拥有几十年历史的穆兄会在埃及迅速崛起，赢得议会和总统选举。这源于他们在埃及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拥有的多数支持。但是，穆兄会手中有选票，却没有枪。虽然埃及早已走上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化道路，但是一旦伊斯兰政党势力坐大，军方势必强力介入。而这样的迹象使得《亚洲时报》联想起，这正是几年前泰国红衫军对抗黄衫军的街头政治翻版。
　　眼下在埃及，类似泰国的当年街头政治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景。但相比于泰国，埃及民众明显没有那么多耐心。他们在推翻穆巴拉克之后，又把民选出来的穆尔西赶下了台。现在军方推出的临时政府正在试图平息民众的抗议浪潮。
　　临时政府前副总统巴拉迪此前表示可以遵照宪法路线图计划，组建联合政府，给予穆兄会以合法席位。但是穆兄会不愿轻易言败，达成妥协。穆兄会绝不接受穆尔西下台这一事实，而如果穆尔西归来，那么国防部长塞西极可能要走人。
　　显然，比起泰国的政治动乱，埃及的变乱来得更加激烈，也更具戏剧性。不过正所谓偶然中存在必然的因素，在看似突发性事件的偶然中，埃及的局势其实在因循着历史的某种必然。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埃及多幕剧，遵循众所周知的剧本”。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经常会像海啸一样涌来，但是无法在一夜之间抵达彼岸。而在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经历过埃及这样的历史之痛，这种历史之痛就出现在曲折而漫长且时有反复的后革命时代。
　　谁在付出代价？
　　2013年7月11日，穆斯林进入到斋月。在穆斯林看来，斋月是一年中最吉祥的月份。但是在埃及，不断发生的冲突与死亡令人们的心情变得沉重。在开罗的一个街区，男孩吉卡的画像取代节日里的装饰品被挂了出来。16岁的吉卡在去年年底的一次抗议中被枪击致死。人们把他视为英雄，而在吉卡父母眼中，他只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动荡年代死去的抗争者，究竟是英雄还是牺牲品？这是一个跨越世纪的历史之问。
　　1793年11月8日，法国吉伦特派著名政治人物罗兰夫人被政敌送上了断头台，临刑前她留下了一句为后人记住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当时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已经过去4年，法国局势依然一片混乱。从共和国，到帝国再到王室复辟，起起落落，动荡不宁。直到80多年后，1875年法国的民主制度才得以稳定下来。对于这段历史，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是：“法国大革命开创传奇的街头游行后200多年里，开启革命总比结束革命更容易。”
　　法国大革命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波旁王朝复辟后的几十年间，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1848年发生在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革命将欧洲的革命浪潮推向了高峰。然而高潮之后同样是王朝复辟，直到几十年后这些国家才建立起相对成熟的现代政治制度。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连锁反应，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这在基督教世界里属于一场社会的裂变，欧洲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而如今在伊斯兰世界里，同样的事情却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和时代背景，那么这一场后革命时代的变局又会是怎样的演变呢？
　　2013年7月31日，在突尼斯首都的议会广场上，在2011年前总统本·阿里下台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已经进入到第六天，示威者要求解散内阁。抗议者声称，即便是在本·阿里时代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惨案”。抗议者口中的“惨案”指的是7月25日，突尼斯世俗派领导人布拉米在家门口前遭枪杀，而其前任贝莱德今年2月也遭枪杀。布拉米的遗孀说，这不是简单的两党间的街头打斗，而是由突尼斯现政府发起的暴力事件。
　　2011年1月，突尼斯成为中东剧变的临爆点。长期执政的本·阿里在民众的抗议声中下台。之后宗教色彩浓郁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同年10月取得议会多数席位。两个月后，以贾巴利为首的新政府开始执政。然而，新政府并未能带领国家走出乱局，新宪法迟迟无法制订，世俗社会的反制斗争也愈演愈烈。布拉米之死，可以看作是宗教势力与世俗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而革命的意义仿如在比较谁在乱局中制服对手的能力更强。
　　革命之后就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权威，只要进入到选举程序，组织能力强的政党就能够脱颖而出，埃及和突尼斯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执掌政权之后，这些伊斯兰宗教色彩浓郁的党派难免会犯错误，从而也就酝酿出二次革命。与埃及、突尼斯一样，利比亚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今，中央政府权威不振，部落冲突不断，抗议活动频发，来自不同派别的民兵拥枪自重。利比亚街头的民众都无法区分这么多的检查站哪个是官方的，哪个是非法的。显然，种种迹象表明，剧变后的中东暂时看不到明朗的轮廓。但是，生活在痛苦中的还是广大的民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为此即使部分牺牲民主制度也在所不惜。”然而现实总会给出与理论不太一致的答案。以埃及为代表的不少中东国家在二战之后长期在威权统治下保持着政治稳定。但是在2011年，中东的剧变打破了原有的这一切。而剧变之后的后革命时代，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埃及的社会变局，也让整个中东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极时代”。
　　2013年7月29日，停滞了三年的巴以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华盛顿重新启动。美国国务卿克里盛赞道：“合理的妥协是所有努力的基石。”但是在《纽约时报》看来，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应对中东变局的措施。如今美国在中东位置尴尬，一方面依旧保持着领导者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东乱局却无从着手。因此，找到巴以和谈为切入点，以彰显自我的存在。
　　然而面对中东的大头国家，美国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从穆巴拉克时代起，美国就将埃及视为中东重要支柱，每年提供13亿美元给埃及军方。7月27日，埃及发生流血冲突之后，美国宣布延期交付4架F-16战机，暂停军援埃及。然而几天后，五角大楼又宣布9月中旬将重启源于穆巴拉克时代的美埃联合军演。从1981年起，美埃每两年举行一次联合军演，成为双方同盟关系的象征。
　　不仅是美国，欧盟也试图开始介入。3A（Army军队，Allah宗教，America美国）曾被看作是影响埃及和中东局势的关键因素，但目睹埃及局势陷入僵持，欧盟也开始积极行动。7月29日，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到访埃及，并会晤了穆尔西。美国在中东政策的调整，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希望与欧洲来分担在本区的责任。在《卫报》看来，这正是中东剧变引发的地缘再平衡。
　　而与外部势力的消长相比，后革命时代对地区大国的影响更为深刻。8月3日，伊朗新总统鲁哈尼正式就任。穆尔西上台后曾拉近埃及与伊朗的关系，引起美国和以色列的不安。如今穆尔西被解职、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巴以和谈重启等等，这些都让伊朗的处境变得微妙。新总统鲁哈尼的外交作风也因此备受关注。无论是诸如美国、欧盟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还是伊朗这样的区内大国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影响着后革命时代中东社会的前进步伐。
　　中东的未来正在酝酿更大的变数。我们探讨埃及乃至中东的后革命时代，其实可以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来做注脚：“革命这种突发性历史大事永远不能被忽略，它表露了人性中有求取改变和挣脱现状的需求。”我们必须得承认革命在推进历史前进的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所有的重大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东变局之后，所有的参与国都在经历着漫长的变化，要重建秩序，要明确方向。而在这样的一种变革当中，曾经席卷人心的那种革命的激情也许应该让位于理性的态度和妥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