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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阿乙，是在他有“作家”身份之前两三年，有次朋友的朋友约了十来个人一起去白洋淀玩，他也在。后来又在各种文人扎堆的饭局上见过好几次，还在同一家报社做了一段时间的同事。只不过，他后来很快走了，自己写书，当了作家，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2012年2月，他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出版，迅速成为各大榜单上的畅销书。而我和他，也变成了记者和被采访者的关系。
人家说我“装”，那就“装”吧
饭局上，阿乙是个很值得观察的对象：首先，他的话从来都不多，喜欢捧本书坐在角落里一直看，不管别人的欢声笑语、推杯换盏。第一次和他吃饭的人估计会很不习惯，心里一定觉得这个人好没礼貌。再者，他极容易脸红，一喝酒就更是如此。醉了之后，他还是很安静，顶多不读书了，往桌子上一趴，浅浅睡去。曾问过他，既然来饭局，怎么还一个人正经八百地读书，“我不喜欢喝太多酒，但是很多场合你又不得不去，有时候就犯贱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说话，去了基本不说话，就把时间利用起来看书。看书多了，人家就说我‘装’。那就‘装’吧，我也不想解释。”阿乙淡淡地说。
阿乙以前在江西的一个小镇当警察，那时候他叫艾国柱。当警察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报刊投稿，后来跳槽进了河南一家报社，从体育版做到文学版，最后，又从河南来到北京，取了个笔名“阿乙”。
阿乙说自己对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没什么热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就喜欢买一个面包回家吃。“其实我可以自己煮饭，但是我觉得浪费时间，而且还得刷锅。面包吃完后最多洗个手，吃个面包就两分钟，一顿饭就交代过去了。”
省下来的时间，阿乙都用来读书、构思、写作。2008年，阿乙写了140篇稿子，投了30多个电子信箱，只有偶尔几个编辑回信说：“你的邮件我已收到，会仔细阅读。”但“阅读”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其中有几个信箱阿乙记得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记仇很厉害”。现在这几个信箱也会发来约稿信，他很想回个“去死！”但到最后，还是给了稿子。
那时候，不被编辑理睬的阿乙把小说都发在论坛上，文学版主们去围观他的东西，有的说是像“我爸爸记的流水账”，有的直接说是“狗屎”。阿乙很悲伤，直到他认识了罗永浩。
罗永浩看了阿乙的小说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帮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灰故事》。在这之后，阿乙的文学发表路一下子顺畅起来。2010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10个故事，主人公都是不折不扣的底层，每个故事都有种冷峻、怪诞且可怖的氛围，阿乙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情节结构让读者耳目一新。人们把他归入“70后”代表作家行列。
还没搞懂什么是温暖
文学史上以一本书向另一本书致敬的作品并不少见，阿乙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是对法国作家加缪《局外人》的模仿。阿乙承认，他深受《局外人》的影响，“因为这是我最早读的几本外国小说之一”。
《局外人》第一句话就把阿乙震住了——“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在阿乙的人生经历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爷爷过世时，他一点都不悲伤。“我看到姐姐、妈妈都在嚎啕大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看客。我一直问自己：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孝到顶了？死活想不通。当时我用了一个最差劲的办法，用眼睛看灯光，过一会儿眼泪就流下来了，但心里还是一点也不悲伤。这种分裂的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加缪书中写的那种。”阿乙一直在想，哪天要向加缪致敬一下。
几年前，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一个冷漠的高中生，把自己漂亮的女同学杀了，可是没有任何动机。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大家对这个“无由杀人案”进行了各种解释。但阿乙觉得仇杀等正常的解释都是不合理的，“这个男孩自己设计这么一个杀人案，只是因为他特别无聊，他觉得特别烦闷。于是，我就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加入我的解读”，阿乙说。这成就了他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个像《局外人》那样的故事。作品里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因为阿乙“害怕它变成一本坏书”，“没有名字，至少在讨论的时候，不会成为热点”。
经常有人劝阿乙写点温暖的东西。“我还没有搞懂什么是温暖，所以我写不了。可能温暖对我来说，就是妻子端来的一杯热水。”
只要坚持，没有不开花的时候
环球人物杂志：你被称作“70后”作家。在你眼中，“70后”和“60后”、“80后”作家群体有什么区别？
阿乙：“70后”处于自养状态。“60后”可能有体制上的扶助，“80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被当成一种可贵的市场资源开发。看起来两块大的资源都被“60后”和“80后”瓜分了，他们分别占有了茅盾文学奖和市场利润。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70后”作家是否也因此更关注写作本身？
阿乙：如果说纯文学是忠于文学本身，而对体制和商业有所拒绝的话，那么“70后”作家一出生就纯文学了。“70后”作家自身有淘汰的功能，这其实是一种耐力的淘汰，没人管，没人要，自生自灭，活下来的都是执拗的。
环球人物杂志：是一种集体落寞？
阿乙：在“70后”作家群体里，如柴春芽、路内等，你很难看到他们取悦谁。他们写的时候没有向读者投降，也没有进入庙堂的居心。这是个很好的群体。“70后”确实是整体落寞，必须相信自己才能活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具体到你自己，你是否感受到这种落寞？
阿乙：我在没有出版和发表前感到很难坚持。我记得当时读蒲松龄的《叶生》（淮阳一个姓叶的书生，文采很好但屡试不中）时非常难受，觉得老天如此不公。后来我慢慢有了发表机会，再去看以前写的作品，觉得自己被埋没是正常的。实际上谈不上被埋没，因为当时自己的那点水平，根本就没有被埋没的资格。现在写作的舞台很大，全国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有那么多等着好故事好小说的电影投资人，不缺硬件，就缺人。只要有可取之处，就一定会闪光。像我这样就是例子。所以我想只要等待，只要坚持，没有不开花的时候。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大胆预测一下，你觉得“70后”中，能否出现伟大的作家？
阿乙：“70后”将才很多，帅才很少，出伟大作家的可能性小。这需要积累，需要团队，需要有人去指路。“60后”那一代积累得很好，如果“70后”顺利接下去，也许会出大师，但是“70后”生不逢时，遭遇文学低潮，像我们这样写作的基本上是从零摸索，等于重新来一遍，跑得根本没有“60后”那么远，能否达到那个高度还要很长时间的考验。我对那些做青春文学，去祸害“80后”的出版行为尤其憎恨，它们搞了一场“文化小革命”，革掉了“80后”文学浪潮的命，制造出一批纸糊的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犯罪故事是你擅长的题材，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阿乙：过去我写书评时，批评余华重复使用自己的细节，说写《兄弟》时他早已挖空了自己的“富矿”。我自己开始写作后，大概3年就挖空了自己。一些关键的细节就像绕不过去的臭虫，反复在多篇小说里出现。一些过去当警察时经历过的事情，也被翻来覆去地写。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稳定、理性的写作方法，从而告别过去。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
人家说我“装”，那就“装”吧
饭局上，阿乙是个很值得观察的对象：首先，他的话从来都不多，喜欢捧本书坐在角落里一直看，不管别人的欢声笑语、推杯换盏。第一次和他吃饭的人估计会很不习惯，心里一定觉得这个人好没礼貌。再者，他极容易脸红，一喝酒就更是如此。醉了之后，他还是很安静，顶多不读书了，往桌子上一趴，浅浅睡去。曾问过他，既然来饭局，怎么还一个人正经八百地读书，“我不喜欢喝太多酒，但是很多场合你又不得不去，有时候就犯贱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说话，去了基本不说话，就把时间利用起来看书。看书多了，人家就说我‘装’。那就‘装’吧，我也不想解释。”阿乙淡淡地说。
阿乙以前在江西的一个小镇当警察，那时候他叫艾国柱。当警察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报刊投稿，后来跳槽进了河南一家报社，从体育版做到文学版，最后，又从河南来到北京，取了个笔名“阿乙”。
阿乙说自己对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没什么热情，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就喜欢买一个面包回家吃。“其实我可以自己煮饭，但是我觉得浪费时间，而且还得刷锅。面包吃完后最多洗个手，吃个面包就两分钟，一顿饭就交代过去了。”
省下来的时间，阿乙都用来读书、构思、写作。2008年，阿乙写了140篇稿子，投了30多个电子信箱，只有偶尔几个编辑回信说：“你的邮件我已收到，会仔细阅读。”但“阅读”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其中有几个信箱阿乙记得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记仇很厉害”。现在这几个信箱也会发来约稿信，他很想回个“去死！”但到最后，还是给了稿子。
那时候，不被编辑理睬的阿乙把小说都发在论坛上，文学版主们去围观他的东西，有的说是像“我爸爸记的流水账”，有的直接说是“狗屎”。阿乙很悲伤，直到他认识了罗永浩。
罗永浩看了阿乙的小说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帮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灰故事》。在这之后，阿乙的文学发表路一下子顺畅起来。2010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10个故事，主人公都是不折不扣的底层，每个故事都有种冷峻、怪诞且可怖的氛围，阿乙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情节结构让读者耳目一新。人们把他归入“70后”代表作家行列。
还没搞懂什么是温暖
文学史上以一本书向另一本书致敬的作品并不少见，阿乙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是对法国作家加缪《局外人》的模仿。阿乙承认，他深受《局外人》的影响，“因为这是我最早读的几本外国小说之一”。
《局外人》第一句话就把阿乙震住了——“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在阿乙的人生经历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爷爷过世时，他一点都不悲伤。“我看到姐姐、妈妈都在嚎啕大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看客。我一直问自己：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孝到顶了？死活想不通。当时我用了一个最差劲的办法，用眼睛看灯光，过一会儿眼泪就流下来了，但心里还是一点也不悲伤。这种分裂的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加缪书中写的那种。”阿乙一直在想，哪天要向加缪致敬一下。
几年前，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一个冷漠的高中生，把自己漂亮的女同学杀了，可是没有任何动机。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大家对这个“无由杀人案”进行了各种解释。但阿乙觉得仇杀等正常的解释都是不合理的，“这个男孩自己设计这么一个杀人案，只是因为他特别无聊，他觉得特别烦闷。于是，我就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加入我的解读”，阿乙说。这成就了他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个像《局外人》那样的故事。作品里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因为阿乙“害怕它变成一本坏书”，“没有名字，至少在讨论的时候，不会成为热点”。
经常有人劝阿乙写点温暖的东西。“我还没有搞懂什么是温暖，所以我写不了。可能温暖对我来说，就是妻子端来的一杯热水。”
只要坚持，没有不开花的时候
环球人物杂志：你被称作“70后”作家。在你眼中，“70后”和“60后”、“80后”作家群体有什么区别？
阿乙：“70后”处于自养状态。“60后”可能有体制上的扶助，“80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被当成一种可贵的市场资源开发。看起来两块大的资源都被“60后”和“80后”瓜分了，他们分别占有了茅盾文学奖和市场利润。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70后”作家是否也因此更关注写作本身？
阿乙：如果说纯文学是忠于文学本身，而对体制和商业有所拒绝的话，那么“70后”作家一出生就纯文学了。“70后”作家自身有淘汰的功能，这其实是一种耐力的淘汰，没人管，没人要，自生自灭，活下来的都是执拗的。
环球人物杂志：是一种集体落寞？
阿乙：在“70后”作家群体里，如柴春芽、路内等，你很难看到他们取悦谁。他们写的时候没有向读者投降，也没有进入庙堂的居心。这是个很好的群体。“70后”确实是整体落寞，必须相信自己才能活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具体到你自己，你是否感受到这种落寞？
阿乙：我在没有出版和发表前感到很难坚持。我记得当时读蒲松龄的《叶生》（淮阳一个姓叶的书生，文采很好但屡试不中）时非常难受，觉得老天如此不公。后来我慢慢有了发表机会，再去看以前写的作品，觉得自己被埋没是正常的。实际上谈不上被埋没，因为当时自己的那点水平，根本就没有被埋没的资格。现在写作的舞台很大，全国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有那么多等着好故事好小说的电影投资人，不缺硬件，就缺人。只要有可取之处，就一定会闪光。像我这样就是例子。所以我想只要等待，只要坚持，没有不开花的时候。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大胆预测一下，你觉得“70后”中，能否出现伟大的作家？
阿乙：“70后”将才很多，帅才很少，出伟大作家的可能性小。这需要积累，需要团队，需要有人去指路。“60后”那一代积累得很好，如果“70后”顺利接下去，也许会出大师，但是“70后”生不逢时，遭遇文学低潮，像我们这样写作的基本上是从零摸索，等于重新来一遍，跑得根本没有“60后”那么远，能否达到那个高度还要很长时间的考验。我对那些做青春文学，去祸害“80后”的出版行为尤其憎恨，它们搞了一场“文化小革命”，革掉了“80后”文学浪潮的命，制造出一批纸糊的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犯罪故事是你擅长的题材，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阿乙：过去我写书评时，批评余华重复使用自己的细节，说写《兄弟》时他早已挖空了自己的“富矿”。我自己开始写作后，大概3年就挖空了自己。一些关键的细节就像绕不过去的臭虫，反复在多篇小说里出现。一些过去当警察时经历过的事情，也被翻来覆去地写。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稳定、理性的写作方法，从而告别过去。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