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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制作金银器最为发达的时期,有一些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的新面目,金银器的造型、纹样都显现出一种异国风情。这些金银器存在外来文化的元素,应该来源于粟特、萨珊和罗马-拜占庭。本文从这一线索延伸开来,对唐代金银器的外来影响进行探索与研究。唐代艺匠在外来金银工艺的影响之下,日益累积金银生产经验,在外来原有的基础上制作金银器,逐渐摆脱了外来艺术的影响,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精美作品。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代;金银器;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唐代金银器代表着中国古代金银的最高水平,主要归功于唐代开放的经济环境,唐代在不断受外来文化影响下,金银器愈发精致与华贵,达到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准。中国的唐代,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实早在商代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金银器皿直到春秋战国才出现。其实金银器真正发展起来,真正成为主流的是在唐代,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成熟阶段。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金银产量大量增加,使得金银器制作在唐代成为可能,加上上层阶级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从根本上刺激了金银制作的发展。西汉(前202-前138),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通往中亚、西亚等地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唐王朝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外来工匠纷纷来华创作与交流,取得与中亚、西亚地区的粟特、波斯萨珊、东罗马等地在金银制作工艺与造型装饰艺术上相融合,造就了工艺、造型与装饰风格、纹样的发展,形成了璀璨华贵的时代性艺术。
一、异域金银工匠来华交流与创作
中国的金银最早出现在商代,那时候的金银大部分只是金银饰品,很少出现金银器皿,直到唐代金银器皿才流行了起来,并且质地精美,工艺了得。随着唐代开明的政治,中外交流的规模逐渐庞大,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与工匠纷纷来到中国,并且带来了外来的金银器物,同时也引进了金银器制造工艺。在这些外来技艺中,影响最大的是錾刻工艺、捶揲工艺以及镏金工艺,首先要了解的是捶揲工艺,其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中亚、西亚得到广泛使用。
中国古代金银器制造一直以来受青铜器制造的影响,所以在制造金银工艺上一开始是受到限制的,直到唐代金银器制作成为主流,才改变了这个局面。其实,金银器一开始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并且金银器是地位和富贵的象征,在唐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银器只为宫廷皇宫贵族服务,平民百姓无权享用。由于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引进了外来金银器和技术,在制造金银器上可谓是不计其数,不计成本。除此之外,唐王朝还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专门负责制作金银器的机构“金银作坊院”和“文书院”,同时,各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大量打造金银器。从根本上来说,唐初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到西方影响比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
二、金银器皿进贡与贸易
在唐王朝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产生对外贸易是必然的,在外来的金银器皿中大多数来自进贡与贸易。中国的金银器皿中,一部分是外来器皿,一部分是唐代仿外来器皿。唐人尚金,认为金是最高标准,外来的各个国家和各民族为了讨好大唐王朝,向唐王朝帝王进贡名贵的金银器皿,同时也不会放过向唐王朝输出金银器皿进行贸易。在阿姆河流域居住的粟特人,他们善于经商,在亚欧内陆甚至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粟特商人的身影,他们是国际贸易、文化传播的媒介。
在中国金银器的输入品中,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把壶,带把杯应是粟特银器。由此可见,唐代金银器皿的外来进贡与贸易也有中国边境民族的参与,包括吐蕃以及喀喇沁旗等地。在外来金银器皿进贡与贸易中还有另外一个往来密切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来自波斯的萨珊王国,中国与波斯萨珊来往最密切的是在北魏时期至唐初永徽二年(651年),波斯萨珊国王被杀,萨珊亡,其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咸亨年间来到唐朝,被授予右武将军 。与此同时,萨珊灭国后所谓的使者,其实是萨珊商人冒充使者,借此机会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定居,大概从那时候就带来了外来文化与制银技术。
三、各民族金银器的交流与融合
在唐代与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与周边各民族基本都有往来,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经济成为各民族想要靠拢的原因,其中,往来最多的可数吐蕃藏族以及喀喇沁旗奚族,其最为普遍的往来方式是通婚。从史册以及考古资料来看,大汉民族和藏族间的正式交往开始于唐代,那时候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唐王朝与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朝会经常发起战争,但有时也会和平相处,就这样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交往十分频繁,在大汉民族和藏族之间的交往中,两个民族间的文化相互融合,其中金银器工艺也在此交往中得到扩展和流传。
唐代金银器与吐蕃交往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两次通婚。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吐蕃遣使献黄金千金以求婚”,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的赞普曾向李唐集团赠送金胡瓶、金盘、金碗等,金城公主又“別进金鸭盘、盏、等”礼品。唐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和唐中宗时期的金城公主在与吐蕃王朝通婚过程中,唐代把金银器物作为嫁妆随嫁传入吐蕃。与此同时,传入吐蕃的还有经济、文化、医药等。唐朝金银器和文化的传入,使得吐蕃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金城公主入藏后,唐王朝与吐蕃经常相互遣使,互敬礼物。唐人喜金,认为“金”是地位的象征,唐重视与周边关系,送礼送名贵的金银器,大气又不失体面。吐蕃在与唐王朝的文化交流中,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金属制作作为吐蕃王国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所以,吐蕃制作产生的金银器也是经常作为进贡唐朝的礼品。其中有史料记载,吐蕃与粟特往来也相当密切,也经常进贡金银制品,从根本上可以看出唐朝金银器与粟特金银器有着微妙的联系。汉藏金银器在这样的交往与贸易中逐渐成长,通过金银器的相互模仿与创新,唐代金银器技术愈发先进,金银器物愈发精美。 1976年,在内蒙古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的银器窖藏,出土有刘赞进奉的鹿纹金花银盘等6件,这批金银器体型很大,做工精美,是唐代金银器发现中又一重要发现。考古发现出土的这一批金银器来看,这批金银器从造型以及工艺上来看都不像是蒙古本土的器物,反而像是为皇宫贵族所用的皇室私有财产。其实,喀喇沁旗在唐朝时期属于奚族的分布范围,所以在属于奚族分布的喀喇沁旗出土唐朝产生的金银器也不觉得奇怪。然而,从流入奚地的这批金银器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有质地以及品味的差别,这似乎和当时的经济、文化以及政策有著一定的联系。这批流入奚地的皇家御用金银器物,我们一般能理解为是唐朝对奚地的回赠,同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周边统治者和中央统治者的政治关系。
然而,在唐朝与奚地进行交往中,金银器的流入可能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其一是最主要的渠道,奚地对朝廷进贡,朝廷对奚地的回赠;其二是政治管理问题,唐朝为了能够与周边关系融洽,能够更好地管理周边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往来;其三是唐朝对吐蕃的往来方式是一样的,也是最普遍的,以下嫁公主作为条件,让唐朝能够更好地与周边民族友好相处,又以名贵的金银器作为公主随嫁的嫁妆来换取其信任,从一定程度上得到周边民族的忠诚。在唐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中,无论是联姻还是讨伐,唐朝与周边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考古资料研究,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中,有相当一部分金银器是在中国传统器物中从未出现过,这种金银器在中国的唐朝被称为“西方风格”。从根本上说,唐代金银器皿是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具体到某一器物或者某一地区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从齐东方教授《唐代金银器的研究》一书中分析,唐代金银器受到外来影响有三个影响源,分别是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其证实并非凭空而来,从何家村和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可以一一得出结论。齐东方先生提出唐代金银器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三个影响源只是做抛砖之玉,对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更深一步研究还需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卢琼.精美金银青铜器[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59.
[2]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J].考古学报,1994(2):173-190.
[3]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M].三秦出版社,1989(25).
[4]曹燕萍.金银器:流金岁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35).
[5]韩金科.法门寺塔地宫[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27.
作者简介:王美艳(1974-),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研究。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代;金银器;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唐代金银器代表着中国古代金银的最高水平,主要归功于唐代开放的经济环境,唐代在不断受外来文化影响下,金银器愈发精致与华贵,达到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准。中国的唐代,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实早在商代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金银器皿直到春秋战国才出现。其实金银器真正发展起来,真正成为主流的是在唐代,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成熟阶段。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金银产量大量增加,使得金银器制作在唐代成为可能,加上上层阶级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从根本上刺激了金银制作的发展。西汉(前202-前138),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通往中亚、西亚等地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唐王朝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交往频繁,外来工匠纷纷来华创作与交流,取得与中亚、西亚地区的粟特、波斯萨珊、东罗马等地在金银制作工艺与造型装饰艺术上相融合,造就了工艺、造型与装饰风格、纹样的发展,形成了璀璨华贵的时代性艺术。
一、异域金银工匠来华交流与创作
中国的金银最早出现在商代,那时候的金银大部分只是金银饰品,很少出现金银器皿,直到唐代金银器皿才流行了起来,并且质地精美,工艺了得。随着唐代开明的政治,中外交流的规模逐渐庞大,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与工匠纷纷来到中国,并且带来了外来的金银器物,同时也引进了金银器制造工艺。在这些外来技艺中,影响最大的是錾刻工艺、捶揲工艺以及镏金工艺,首先要了解的是捶揲工艺,其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中亚、西亚得到广泛使用。
中国古代金银器制造一直以来受青铜器制造的影响,所以在制造金银工艺上一开始是受到限制的,直到唐代金银器制作成为主流,才改变了这个局面。其实,金银器一开始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并且金银器是地位和富贵的象征,在唐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银器只为宫廷皇宫贵族服务,平民百姓无权享用。由于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引进了外来金银器和技术,在制造金银器上可谓是不计其数,不计成本。除此之外,唐王朝还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专门负责制作金银器的机构“金银作坊院”和“文书院”,同时,各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大量打造金银器。从根本上来说,唐初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到西方影响比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
二、金银器皿进贡与贸易
在唐王朝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产生对外贸易是必然的,在外来的金银器皿中大多数来自进贡与贸易。中国的金银器皿中,一部分是外来器皿,一部分是唐代仿外来器皿。唐人尚金,认为金是最高标准,外来的各个国家和各民族为了讨好大唐王朝,向唐王朝帝王进贡名贵的金银器皿,同时也不会放过向唐王朝输出金银器皿进行贸易。在阿姆河流域居住的粟特人,他们善于经商,在亚欧内陆甚至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粟特商人的身影,他们是国际贸易、文化传播的媒介。
在中国金银器的输入品中,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把壶,带把杯应是粟特银器。由此可见,唐代金银器皿的外来进贡与贸易也有中国边境民族的参与,包括吐蕃以及喀喇沁旗等地。在外来金银器皿进贡与贸易中还有另外一个往来密切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来自波斯的萨珊王国,中国与波斯萨珊来往最密切的是在北魏时期至唐初永徽二年(651年),波斯萨珊国王被杀,萨珊亡,其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咸亨年间来到唐朝,被授予右武将军 。与此同时,萨珊灭国后所谓的使者,其实是萨珊商人冒充使者,借此机会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定居,大概从那时候就带来了外来文化与制银技术。
三、各民族金银器的交流与融合
在唐代与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与周边各民族基本都有往来,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经济成为各民族想要靠拢的原因,其中,往来最多的可数吐蕃藏族以及喀喇沁旗奚族,其最为普遍的往来方式是通婚。从史册以及考古资料来看,大汉民族和藏族间的正式交往开始于唐代,那时候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唐王朝与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朝会经常发起战争,但有时也会和平相处,就这样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交往十分频繁,在大汉民族和藏族之间的交往中,两个民族间的文化相互融合,其中金银器工艺也在此交往中得到扩展和流传。
唐代金银器与吐蕃交往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两次通婚。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吐蕃遣使献黄金千金以求婚”,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的赞普曾向李唐集团赠送金胡瓶、金盘、金碗等,金城公主又“別进金鸭盘、盏、等”礼品。唐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和唐中宗时期的金城公主在与吐蕃王朝通婚过程中,唐代把金银器物作为嫁妆随嫁传入吐蕃。与此同时,传入吐蕃的还有经济、文化、医药等。唐朝金银器和文化的传入,使得吐蕃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金城公主入藏后,唐王朝与吐蕃经常相互遣使,互敬礼物。唐人喜金,认为“金”是地位的象征,唐重视与周边关系,送礼送名贵的金银器,大气又不失体面。吐蕃在与唐王朝的文化交流中,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金属制作作为吐蕃王国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所以,吐蕃制作产生的金银器也是经常作为进贡唐朝的礼品。其中有史料记载,吐蕃与粟特往来也相当密切,也经常进贡金银制品,从根本上可以看出唐朝金银器与粟特金银器有着微妙的联系。汉藏金银器在这样的交往与贸易中逐渐成长,通过金银器的相互模仿与创新,唐代金银器技术愈发先进,金银器物愈发精美。 1976年,在内蒙古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的银器窖藏,出土有刘赞进奉的鹿纹金花银盘等6件,这批金银器体型很大,做工精美,是唐代金银器发现中又一重要发现。考古发现出土的这一批金银器来看,这批金银器从造型以及工艺上来看都不像是蒙古本土的器物,反而像是为皇宫贵族所用的皇室私有财产。其实,喀喇沁旗在唐朝时期属于奚族的分布范围,所以在属于奚族分布的喀喇沁旗出土唐朝产生的金银器也不觉得奇怪。然而,从流入奚地的这批金银器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有质地以及品味的差别,这似乎和当时的经济、文化以及政策有著一定的联系。这批流入奚地的皇家御用金银器物,我们一般能理解为是唐朝对奚地的回赠,同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周边统治者和中央统治者的政治关系。
然而,在唐朝与奚地进行交往中,金银器的流入可能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其一是最主要的渠道,奚地对朝廷进贡,朝廷对奚地的回赠;其二是政治管理问题,唐朝为了能够与周边关系融洽,能够更好地管理周边地区而进行的经济往来;其三是唐朝对吐蕃的往来方式是一样的,也是最普遍的,以下嫁公主作为条件,让唐朝能够更好地与周边民族友好相处,又以名贵的金银器作为公主随嫁的嫁妆来换取其信任,从一定程度上得到周边民族的忠诚。在唐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中,无论是联姻还是讨伐,唐朝与周边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考古资料研究,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中,有相当一部分金银器是在中国传统器物中从未出现过,这种金银器在中国的唐朝被称为“西方风格”。从根本上说,唐代金银器皿是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具体到某一器物或者某一地区时,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从齐东方教授《唐代金银器的研究》一书中分析,唐代金银器受到外来影响有三个影响源,分别是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其证实并非凭空而来,从何家村和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可以一一得出结论。齐东方先生提出唐代金银器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三个影响源只是做抛砖之玉,对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更深一步研究还需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卢琼.精美金银青铜器[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59.
[2]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J].考古学报,1994(2):173-190.
[3]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M].三秦出版社,1989(25).
[4]曹燕萍.金银器:流金岁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35).
[5]韩金科.法门寺塔地宫[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27.
作者简介:王美艳(1974-),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