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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魏是建桥的。我是在单位附近的工地上认识他的。那时正是冬天,在单位食堂吃过午饭后,我都会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那个建桥的工地,是我常去的地方。
第一次见老魏时,他和工友们在吃午饭,都背靠着帐篷坐着,一字儿排开,一人端一个搪瓷缸子。老魏咀嚼的声音很响。有工友喊他,老魏,你能不能小声点?好像几天没吃饭似的。老魏有些不好意思,说,饿坏了,顾不得吃相了。
去的次数多了,就和老魏熟起来。知道老魏是山西农村的,一年到头跟着施工队东南西北地在外建桥。他说他不到50岁,我怎么也不相信:他额头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根筷子,头上的白发黑发已是“三七开”,更主要的是背还有些罗锅。
老魏最喜欢和我聊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这个时候,他常常是倚着帐篷,半蹲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装的是旱烟叶和一摞小纸条,然后抽出一张纸条,摸出一撮烟叶,包在里面,卷起来,就成了一支烟了。
温暖的阳光下,老魏的烟圈袅袅升起,扩散。他说他儿子在东北一个工程大学读桥梁专业,毕业后就是工程师,是“白领”,比他灰头土脸的老子要强多了。他说他女儿在南方某大学读新闻系,毕业后就是记者,天天能见名人,像中央台的柴静那样,一定很风光。
旁边晒太阳的工友听了,说,这个老魏啊,光想着儿女风光了,每月近两千多元的工资,除了给家里他媳妇寄去300元,他自己留下个十元、二十元的,剩下的全都寄给他儿子和女儿了。平常除了买点牙膏,他什么都不买。又有工友笑说,这老魏,很抠门,有时晚上大伙儿凑在一块喝点酒,他是什么都不买,白吃白喝。老魏听了,只是讪讪地笑。
老魏裹着的棉袄上,肘处有个破洞,有棉花露了出来。那白,在阳光下,刺得我的眼睛有些痛。
大桥快要竣工时,我带着相机到了工地上,因为老魏曾说好几年没有照相了。老魏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得从来没有这样板正过,一身西装,脚上的球鞋也换成皮鞋了,头发似乎比以前黑了,只有罗锅依旧。工友们说,老魏穿的是百家衣,只有头发是他买染发膏来自己染的,西服是某某的,皮鞋是某某的。老魏听了,依旧是嘿嘿笑。
镜头面前,老魏很庄重,身体努力地挺着,像要把罗锅挺直。他说,洗出照片后,要寄给儿子女儿。
后来,桥建成了,老魏也走了。我每次踏上那座桥时,总想起老魏来,不知道他又到哪里去建桥了。
老魏建过无数座桥,但他不知道,他所建过的桥中,最好的桥就是他自己——他弓起身来,让子女们踩着过去,到达理想的彼岸。这座桥,也许他的子女要走一辈子,然后用一生来回味。
第一次见老魏时,他和工友们在吃午饭,都背靠着帐篷坐着,一字儿排开,一人端一个搪瓷缸子。老魏咀嚼的声音很响。有工友喊他,老魏,你能不能小声点?好像几天没吃饭似的。老魏有些不好意思,说,饿坏了,顾不得吃相了。
去的次数多了,就和老魏熟起来。知道老魏是山西农村的,一年到头跟着施工队东南西北地在外建桥。他说他不到50岁,我怎么也不相信:他额头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根筷子,头上的白发黑发已是“三七开”,更主要的是背还有些罗锅。
老魏最喜欢和我聊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这个时候,他常常是倚着帐篷,半蹲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来,里面装的是旱烟叶和一摞小纸条,然后抽出一张纸条,摸出一撮烟叶,包在里面,卷起来,就成了一支烟了。
温暖的阳光下,老魏的烟圈袅袅升起,扩散。他说他儿子在东北一个工程大学读桥梁专业,毕业后就是工程师,是“白领”,比他灰头土脸的老子要强多了。他说他女儿在南方某大学读新闻系,毕业后就是记者,天天能见名人,像中央台的柴静那样,一定很风光。
旁边晒太阳的工友听了,说,这个老魏啊,光想着儿女风光了,每月近两千多元的工资,除了给家里他媳妇寄去300元,他自己留下个十元、二十元的,剩下的全都寄给他儿子和女儿了。平常除了买点牙膏,他什么都不买。又有工友笑说,这老魏,很抠门,有时晚上大伙儿凑在一块喝点酒,他是什么都不买,白吃白喝。老魏听了,只是讪讪地笑。
老魏裹着的棉袄上,肘处有个破洞,有棉花露了出来。那白,在阳光下,刺得我的眼睛有些痛。
大桥快要竣工时,我带着相机到了工地上,因为老魏曾说好几年没有照相了。老魏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得从来没有这样板正过,一身西装,脚上的球鞋也换成皮鞋了,头发似乎比以前黑了,只有罗锅依旧。工友们说,老魏穿的是百家衣,只有头发是他买染发膏来自己染的,西服是某某的,皮鞋是某某的。老魏听了,依旧是嘿嘿笑。
镜头面前,老魏很庄重,身体努力地挺着,像要把罗锅挺直。他说,洗出照片后,要寄给儿子女儿。
后来,桥建成了,老魏也走了。我每次踏上那座桥时,总想起老魏来,不知道他又到哪里去建桥了。
老魏建过无数座桥,但他不知道,他所建过的桥中,最好的桥就是他自己——他弓起身来,让子女们踩着过去,到达理想的彼岸。这座桥,也许他的子女要走一辈子,然后用一生来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