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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卞之琳一生钟情于诗。他写诗、论诗、译诗，译诗伴随了他整个的文学翻译生涯。其所译诗歌包括玄学派、古典派、墓园派、浪漫派、现代派等流派的诗歌，译诗忠实准确、自然传神。除了翻译外，卞之琳还撰文评论其中一些重要的诗人及诗作，他的不少译诗也附有或长或短的介绍与随想，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欣赏外国诗歌。其高质量的翻译以及新颖独到的评介为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卞之琳;诗歌译介;浪漫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其他流派的诗歌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4-0028-04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翻译家。他一生写诗、论诗、译诗，译诗伴随了他整个的文学翻译生涯。1983年，他编辑整理了自己所译大部分诗歌，选取英国自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品编译成集，取名《英国诗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中除了英国诗歌之外，还附有他的12首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译作。1996年，他再度整理这部译诗集中的英国诗歌，改为英汉对照版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英国诗选》可谓流派众多、名家云集，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基本上纵向展示了文艺复兴以来英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是一部系统译介英国诗歌、兼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译诗集。下面从三个方面评述卞之琳的外国诗歌译介。
一、浪漫派诗歌译介
浪漫派诗歌，又称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达至鼎盛，涌现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等著名诗人。这一诗歌流派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强劲的声音打破了古典主义规定的条条框框。它反理性、反权威、崇尚自我、拥抱大自然，将个人理想、个人情感、大自然的美景、民间歌谣传说等因素纳入诗歌中，以个人强烈的情感抒发为其突出特征。浪漫主义诗歌的这种先锋性、反叛性以及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强调，受到苏曼殊、马君武、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郭沫若等一批进步诗人、翻译家的青睐，他们对浪漫主义诗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而满怀热情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卞之琳虽然不像苏曼殊、徐志摩、郭沫若等诗人那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但也翻译了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不少诗作，并对其中一些诗人诗作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评介，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卞之琳对布莱克评价甚高，称他为进步诗人，指出他那些歌颂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诗篇，那些拥护和平、反对帝国玩火政策的诗篇，迄今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选译的布莱克的5首诗歌，在他看来代表了几个方面的情调：《欢笑歌》中真纯和亲切贯穿全诗，诗中自然流露的诗情画意像一阵轻风，吹散了18世纪古典主义统治下英国诗歌界沉闷的气息，属最“天真”之歌。《天真之歌》诗集里的《扫烟囱孩子》描写扫烟囱孩子令人心酸的苦难生活，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是大多数英国诗选集的必选诗歌。《经验之歌》诗集中的《扫烟囱孩子》虽然在诗意与艺术性方面不及《天真之歌》里的同名诗歌，并为多数英国诗选集所忽视，但两首诗放在一起阅读，能够使前一首诗的意义更为突显。《老虎》宣扬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思想，具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是一首“伟大的革命抒情诗”。《一棵毒树》和《老虎》一样富有战斗性，不过表现得特别“天真”浪漫。[1]卞之琳最后总结道：这些诗，“是布雷克一生的诗作当中思想感情和艺术表现方式最契合无间的最完整的作品”“是诗人通过艺术过程的思想感情的完美的结晶”[1]。卞之琳对布莱克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客观准确的分析与评价，为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布莱克及其诗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
卞之琳还撰文论述了拜伦和雪莱。在《拜伦诗鳞爪》一文中，他对译诗选材涉及的3首长诗作了简练精辟的分析，指出这些诗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现实性和为人称颂的讽刺艺术，颇能代表拜伦的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文中，他还充分肯定了拜伦反抗专制、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进步行为，肯定了拜伦的诗歌叙事才能和诗歌描写才能。《今天说雪莱》一文中，卞之琳将雪莱的《英国人民歌》与《西风颂》做了比较分析，指出《西风颂》成就更大，其“艺术底蕴里就伏有《英国人民歌》显豁表露出来的深沉的社会正义感和真切的社会生活体验”[2]。他还就《英国人民歌》标题的理解与翻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雪莱不用“People of England”，而用“Men of England”，是因为原诗以“Men of England”开篇。这一表达除了“使诗行不出格”外，在声律上“更严格协合全诗各行占主导地位的重轻格”。[2]卞之琳在翻译“Men of England”时从雪莱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角度出发，将其译为“英国人民”，而非紧扣字面译为“英国人”，認为这样更能切合原诗本旨，同时在音步的传递中正好与原文相应合拍。卞之琳对标题的透彻理解和细致处理体现了他对原文的准确把握以及一字不苟、精益求精的翻译作风。他在文章末尾也指出自己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言明自己40年前翻译的《西风颂》，是以较近原诗的形式认真译出的，显示了原诗的风貌。
窥斑见豹，卞之琳的其他译诗亦是如此。他能准确领会原诗意蕴，用符合时代需求的白话语言与诗歌形式再现原诗的诗意与诗境。他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忠实准确、自然传神。可以说，保持原诗风貌，忠实再现原诗意境、音韵节奏和语言风格，是卞之琳译诗的风格特点。正是他的这一翻译风格特点，使得他的不少译诗，包括浪漫主义诗歌译作，见诸众多译诗选集，为读者所喜爱，也得到译诗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二、现代派诗歌译介
现代派诗歌是起源于法国象征诗派，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现代诗歌流派的总称。现代诗派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主张用知觉来表现思想，让情绪找到其客观对应物。西方现代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译介到中国，波德莱尔、马拉美、叶芝、艾略特、奥顿等诗人诗作的翻译引进，引起了中国许多现代派新诗诗人的强烈共鸣。卞之琳说自己接触外国诗歌时，最初喜欢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后来，西方现代派诗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这些诗歌更亲切、更深沉，有一见如故之感。[3]他大量阅读西方现代派诗人的诗作，并着力于现代派诗歌的译介，袁可嘉说他是“译介西方现代派诗用力勤、成绩大”[4]的一位诗人。
卞之琳翻译了不少英国现代派诗歌作品，并对其中一些诗歌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他认为，叶芝的《深誓》《在学童中间》《青年女子歌》《青年男子歌》《长时间沉默以后》等五首后期诗亲切、隽永，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品位和借鉴需要。据他所说，他最初发表这五首译诗时，只有《在学童中间》被袁可嘉翻译发表过，而且他们的译法也各不相同。[5]可见，卞之琳对叶芝在中国的译介起了开拓作用。
卞之琳对艾略特有深广的研究，尽管《英国诗选》只收入艾略特的四首早期诗《海伦姑母》《南瑟表妹》《哭泣的姑娘》《斯威尼在夜莺群里》，他对艾略特的译介却远非如此。他认为，艾略特的“早期诗揭示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精神生活的解体，贯串着冷嘲与讽刺的语调、苦闷与绝望的情调，对今日读者还比较不难懂”[6];后期诗的诗艺炉火纯青，但是由于作品内容的宗教含义，中国读者有一种隔膜感，读起来也就特别费力。[7]除了诗歌，卞之琳还翻译了体现艾略特文学批评核心观点的著名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诗论中，艾略特提出了著名的诗歌非个人化理论，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8]。这一观点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崇尚情感、崇尚个性的颠覆与反叛。艾略特提出的诗歌非个人化理论对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乃至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卞之琳非常敬仰奥顿，称奥顿的诗“亲切而严肃，朴实而崇高，允推诗中上品”[9]。在《重新介绍奥顿的四首诗》一文中，卞之琳对其《英国诗选》中所选奥顿的四首诗歌进行了精辟分析。卞之琳认为，奥顿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这首诗意境崇高，普通士兵“似乎是‘轻于鸿毛’的牺牲而给知识分子，甚至是西方所谓‘发达’国家的大知识分子上了‘重于泰山’的一堂‘大课’”[10]。他还指出，诗中将“‘将军’一类堂皇字眼和‘虱子’一类的不雅字眼并列……是奥顿以及其他诗人的所谓‘现代主义’诗艺的一种特色” [10]。所论精辟中肯，体现出卞之琳对奥顿诗歌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卞之琳对他所译的奥顿诗歌《“当所有用于报告消息的工具”》和《小说家》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当所有用于报告消息的工具”》让人们在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想到光明、坚定信心;《小说家》表明，即使虚构的文学创作也需要深入的实际生活体验。[10]最后，他对奥顿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精辟的概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不用风花雪月也可以有诗情画意;不做豪言壮语也可以表达崇高境界;不用陈腔滥调，当然会产生清新感觉，偶尔故意用一点陈腔滥调，也可以别开生面，好比废物利用;用谨严格律也可以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而表达思想、感情;遣词造句，干脆凝练，也可以从容不迫;出语惊人，不同凡响，固然也应合情合理，语不惊人，也可以耐人寻味;冷峻也可以抒发激情。”[10]
卞之琳对法国象征派诗歌情有独钟。他陆续翻译了波德莱尔、玛拉美、瓦雷里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一些诗歌，有些译诗见诸报刊杂志，如他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著名诗集《恶之花》中的《应和》 《人与海》 《音乐》 《异国的芳香》《商籁》 《破钟》 《忧郁》 《瞎子》 《流浪的波希米人》 《入定》等10首诗歌以《恶之花零拾》为题，发表在《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他1983年出版的《英国诗选》译诗集亦附有他翻译的六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12首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倾注极大的热情翻译这些诗歌，其中不少已经成为象征主义译诗的珍品。
卞之琳喜爱象征主义诗人，对瓦雷里更是偏爱有加。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在美国访问期间，一个学生询问他最喜爱的一位西方诗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瓦雷里。[11]卞之琳翻譯过瓦雷里的诗歌《友爱的树林》《风灵》《失去的美酒》《石榴》《海滨墓园》《蜜蜂》以及散文诗《年轻的母亲》。他在《新译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引言》一文中指出，瓦雷里的不少诗歌表现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表现出寓“得”于“失”的辩证思想，《失去的美酒》如此，《海滨墓园》更是一首富有哲理韵味的诗篇。这篇长诗表现了静止和变易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瓦雷里经过二十年的哲学沉思后对世界和人生本质的探索与理解。关于瓦雷里自我中心思想的形成，卞之琳认为是欧洲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人在欧洲文化中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思想艺术的中心。但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解救精神危机的良方，重新将宗教作为最终出路。瓦雷里没有皈依宗教，依旧以人作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他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一切纳入自我世界，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12]通过卞之琳的分析，我们能够对瓦雷里及其诗作有更清晰的认识与了解，能够在瓦雷里的诗作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生命与死亡、对现象与本质、对人类的智力活动以及对万物孜孜不倦的思考与探索。
卞之琳对法国象征派与英国现代派诗人、诗歌和诗论的译介，是其诗歌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诗学倾向，使他对西方现代派诗歌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其高质量的翻译与精辟的论述，为我国新诗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和参考的依据。
三、其他流派及形式的诗歌译介
卞之琳翻译的诗歌形式多样、流派众多，体现其译诗成就的《英国诗选》，除收入浪漫派与现代派诗歌外，还选有玄学派、古典派、墓园派与先拉斐尔派的诗歌。此外，该译诗集还选译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及英国诗坛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这部译诗集按诗歌流派与时代顺序，分六辑编辑排列，每辑都附有弁言，对相关流派与一些重要的诗人诗作进行简要的介绍。 《英国诗选》第一辑为莎士比亚专辑。该辑包括莎士比亚的7首十四行诗和9篇诗体戏剧中的台词、独白和挽歌。就篇目论，这部译诗集收入的莎士比亚诗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诗人的诗歌数量。卞之琳非常推崇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都是诗剧，莎翁剧本中大量的诗行远远超出同时代流行的“高雅”詩篇，其《十四行诗集》亦丰富、深刻、耐人寻味。[7]卞之琳还翻译了琼斯（注：卞之琳译为“琼生”）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并收入自己的译诗集，《题词》称赞莎士比亚为“戏剧元勋”“时代的灵魂”“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7]卞之琳指出，这篇题词“满篇都是恭维话” [7]。将如此“恭维”莎士比亚的诗篇选入自己的译诗集，足见他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与肯定。
卞之琳对玄学派诗歌也颇有兴趣和研究。他翻译了该派的代表诗人多恩的《歌》《别离辞：节哀》和玛弗尔的《给羞怯的情人》《花园（内战后作）》，并对这一派诗歌特点作了精要的概括。他指出，该派诗摈弃了伊丽莎白时期流行诗的“滥情滥调”，“以奇想与机智，以所谓‘不入诗’的取譬和日常用语为特色”;[7]他还指出，“奇想”不是“一般的吟风弄月”，而是“爱好科学等一般不入诗的比喻、形象、构思”。[7]卞之琳的概括准确贴切，对于理解玄学派诗歌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卞之琳对玄学派诗歌颇多关注，对古典派、墓园派与先拉斐尔派诗歌也有所译介。他翻译了蒲伯、格雷、罗瑟提兄妹等代表性诗人的一些诗作，并对其中一些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精当的评论。他指出，蒲伯是古典派诗的高峰，其作品“较多民主思想，讽刺尖锐，也时有冷隽多姿的妙趣和风俗画式的绚丽色彩”。[7]他对选译的格雷的诗歌《墓畔哀歌》有透彻的理解，指出格雷在诗中“能不时爆发出同情当时的平凡小人物，粪土当时的煊赫大人物的正义呼声”[13]。翻开《英国诗选》，读者会发现，这部译诗集不仅选入卞之琳翻译的36位英、法诗人的86首诗歌作品，还收入卞之琳的五篇译诗随记，以及大量对所译诗歌的题解与注释。卞之琳在其他地方发表译诗，也常常附有或长或短的介绍与随想，阐述自己对诗人及诗作的认识与理解，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欣赏外国诗歌，使外国诗歌在我国得到更好的接受与借鉴，以此促进我国新诗的发展。
四、结语
卞之琳翻译过许多外国诗歌，自言“读几首总要译一首成中文”[3]，但是其译诗发表的数量并不多。他对待译诗的发表，有如对待自己的诗歌创作，喜欢淘洗与提炼。他翻译、发表外国诗歌，是为了让我国的诗歌创作者与诗歌爱好者借鉴与欣赏。[14]在他看来，我国新诗受外国诗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15]。正因为此，他主张翻译要保持原诗形式，尤其是西方格律诗的形式，以供我国诗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正确的借鉴。他发表的诗歌译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忠实再现原诗风貌，尤其在对待外国格律诗的翻译上，他采取了“以顿代步”的方法保留原诗的格律形式，而且每首译诗都注明原诗形式，为纠正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译者简单地将格律诗译成自由诗这一现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诗歌界了解、学习外国诗歌丰富多样的格律形式提供了方便，从而很好地促进了我国新诗格律的建设。他的译诗质量之高，足以成为我国新诗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学习、借鉴的范本，其译诗对不少新诗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他的诗歌翻译对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确立卞之琳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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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卞之琳.译诗艺术的成年[A].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96.
作者简介：
肖曼琼，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 卞之琳;诗歌译介;浪漫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其他流派的诗歌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4-0028-04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翻译家。他一生写诗、论诗、译诗，译诗伴随了他整个的文学翻译生涯。1983年，他编辑整理了自己所译大部分诗歌，选取英国自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品编译成集，取名《英国诗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中除了英国诗歌之外，还附有他的12首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译作。1996年，他再度整理这部译诗集中的英国诗歌，改为英汉对照版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英国诗选》可谓流派众多、名家云集，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基本上纵向展示了文艺复兴以来英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是一部系统译介英国诗歌、兼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译诗集。下面从三个方面评述卞之琳的外国诗歌译介。
一、浪漫派诗歌译介
浪漫派诗歌，又称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达至鼎盛，涌现出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等著名诗人。这一诗歌流派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强劲的声音打破了古典主义规定的条条框框。它反理性、反权威、崇尚自我、拥抱大自然，将个人理想、个人情感、大自然的美景、民间歌谣传说等因素纳入诗歌中，以个人强烈的情感抒发为其突出特征。浪漫主义诗歌的这种先锋性、反叛性以及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强调，受到苏曼殊、马君武、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郭沫若等一批进步诗人、翻译家的青睐，他们对浪漫主义诗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而满怀热情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卞之琳虽然不像苏曼殊、徐志摩、郭沫若等诗人那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情有独钟，但也翻译了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不少诗作，并对其中一些诗人诗作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评介，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卞之琳对布莱克评价甚高，称他为进步诗人，指出他那些歌颂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诗篇，那些拥护和平、反对帝国玩火政策的诗篇，迄今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选译的布莱克的5首诗歌，在他看来代表了几个方面的情调：《欢笑歌》中真纯和亲切贯穿全诗，诗中自然流露的诗情画意像一阵轻风，吹散了18世纪古典主义统治下英国诗歌界沉闷的气息，属最“天真”之歌。《天真之歌》诗集里的《扫烟囱孩子》描写扫烟囱孩子令人心酸的苦难生活，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是大多数英国诗选集的必选诗歌。《经验之歌》诗集中的《扫烟囱孩子》虽然在诗意与艺术性方面不及《天真之歌》里的同名诗歌，并为多数英国诗选集所忽视，但两首诗放在一起阅读，能够使前一首诗的意义更为突显。《老虎》宣扬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思想，具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是一首“伟大的革命抒情诗”。《一棵毒树》和《老虎》一样富有战斗性，不过表现得特别“天真”浪漫。[1]卞之琳最后总结道：这些诗，“是布雷克一生的诗作当中思想感情和艺术表现方式最契合无间的最完整的作品”“是诗人通过艺术过程的思想感情的完美的结晶”[1]。卞之琳对布莱克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客观准确的分析与评价，为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布莱克及其诗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
卞之琳还撰文论述了拜伦和雪莱。在《拜伦诗鳞爪》一文中，他对译诗选材涉及的3首长诗作了简练精辟的分析，指出这些诗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现实性和为人称颂的讽刺艺术，颇能代表拜伦的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文中，他还充分肯定了拜伦反抗专制、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进步行为，肯定了拜伦的诗歌叙事才能和诗歌描写才能。《今天说雪莱》一文中，卞之琳将雪莱的《英国人民歌》与《西风颂》做了比较分析，指出《西风颂》成就更大，其“艺术底蕴里就伏有《英国人民歌》显豁表露出来的深沉的社会正义感和真切的社会生活体验”[2]。他还就《英国人民歌》标题的理解与翻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雪莱不用“People of England”，而用“Men of England”，是因为原诗以“Men of England”开篇。这一表达除了“使诗行不出格”外，在声律上“更严格协合全诗各行占主导地位的重轻格”。[2]卞之琳在翻译“Men of England”时从雪莱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角度出发，将其译为“英国人民”，而非紧扣字面译为“英国人”，認为这样更能切合原诗本旨，同时在音步的传递中正好与原文相应合拍。卞之琳对标题的透彻理解和细致处理体现了他对原文的准确把握以及一字不苟、精益求精的翻译作风。他在文章末尾也指出自己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言明自己40年前翻译的《西风颂》，是以较近原诗的形式认真译出的，显示了原诗的风貌。
窥斑见豹，卞之琳的其他译诗亦是如此。他能准确领会原诗意蕴，用符合时代需求的白话语言与诗歌形式再现原诗的诗意与诗境。他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忠实准确、自然传神。可以说，保持原诗风貌，忠实再现原诗意境、音韵节奏和语言风格，是卞之琳译诗的风格特点。正是他的这一翻译风格特点，使得他的不少译诗，包括浪漫主义诗歌译作，见诸众多译诗选集，为读者所喜爱，也得到译诗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二、现代派诗歌译介
现代派诗歌是起源于法国象征诗派，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现代诗歌流派的总称。现代诗派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主张用知觉来表现思想，让情绪找到其客观对应物。西方现代派诗歌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译介到中国，波德莱尔、马拉美、叶芝、艾略特、奥顿等诗人诗作的翻译引进，引起了中国许多现代派新诗诗人的强烈共鸣。卞之琳说自己接触外国诗歌时，最初喜欢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后来，西方现代派诗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这些诗歌更亲切、更深沉，有一见如故之感。[3]他大量阅读西方现代派诗人的诗作，并着力于现代派诗歌的译介，袁可嘉说他是“译介西方现代派诗用力勤、成绩大”[4]的一位诗人。
卞之琳翻译了不少英国现代派诗歌作品，并对其中一些诗歌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他认为，叶芝的《深誓》《在学童中间》《青年女子歌》《青年男子歌》《长时间沉默以后》等五首后期诗亲切、隽永，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品位和借鉴需要。据他所说，他最初发表这五首译诗时，只有《在学童中间》被袁可嘉翻译发表过，而且他们的译法也各不相同。[5]可见，卞之琳对叶芝在中国的译介起了开拓作用。
卞之琳对艾略特有深广的研究，尽管《英国诗选》只收入艾略特的四首早期诗《海伦姑母》《南瑟表妹》《哭泣的姑娘》《斯威尼在夜莺群里》，他对艾略特的译介却远非如此。他认为，艾略特的“早期诗揭示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精神生活的解体，贯串着冷嘲与讽刺的语调、苦闷与绝望的情调，对今日读者还比较不难懂”[6];后期诗的诗艺炉火纯青，但是由于作品内容的宗教含义，中国读者有一种隔膜感，读起来也就特别费力。[7]除了诗歌，卞之琳还翻译了体现艾略特文学批评核心观点的著名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诗论中，艾略特提出了著名的诗歌非个人化理论，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8]。这一观点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崇尚情感、崇尚个性的颠覆与反叛。艾略特提出的诗歌非个人化理论对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乃至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卞之琳非常敬仰奥顿，称奥顿的诗“亲切而严肃，朴实而崇高，允推诗中上品”[9]。在《重新介绍奥顿的四首诗》一文中，卞之琳对其《英国诗选》中所选奥顿的四首诗歌进行了精辟分析。卞之琳认为，奥顿的《“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这首诗意境崇高，普通士兵“似乎是‘轻于鸿毛’的牺牲而给知识分子，甚至是西方所谓‘发达’国家的大知识分子上了‘重于泰山’的一堂‘大课’”[10]。他还指出，诗中将“‘将军’一类堂皇字眼和‘虱子’一类的不雅字眼并列……是奥顿以及其他诗人的所谓‘现代主义’诗艺的一种特色” [10]。所论精辟中肯，体现出卞之琳对奥顿诗歌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卞之琳对他所译的奥顿诗歌《“当所有用于报告消息的工具”》和《小说家》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当所有用于报告消息的工具”》让人们在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想到光明、坚定信心;《小说家》表明，即使虚构的文学创作也需要深入的实际生活体验。[10]最后，他对奥顿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精辟的概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不用风花雪月也可以有诗情画意;不做豪言壮语也可以表达崇高境界;不用陈腔滥调，当然会产生清新感觉，偶尔故意用一点陈腔滥调，也可以别开生面，好比废物利用;用谨严格律也可以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而表达思想、感情;遣词造句，干脆凝练，也可以从容不迫;出语惊人，不同凡响，固然也应合情合理，语不惊人，也可以耐人寻味;冷峻也可以抒发激情。”[10]
卞之琳对法国象征派诗歌情有独钟。他陆续翻译了波德莱尔、玛拉美、瓦雷里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一些诗歌，有些译诗见诸报刊杂志，如他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著名诗集《恶之花》中的《应和》 《人与海》 《音乐》 《异国的芳香》《商籁》 《破钟》 《忧郁》 《瞎子》 《流浪的波希米人》 《入定》等10首诗歌以《恶之花零拾》为题，发表在《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他1983年出版的《英国诗选》译诗集亦附有他翻译的六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12首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倾注极大的热情翻译这些诗歌，其中不少已经成为象征主义译诗的珍品。
卞之琳喜爱象征主义诗人，对瓦雷里更是偏爱有加。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在美国访问期间，一个学生询问他最喜爱的一位西方诗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瓦雷里。[11]卞之琳翻譯过瓦雷里的诗歌《友爱的树林》《风灵》《失去的美酒》《石榴》《海滨墓园》《蜜蜂》以及散文诗《年轻的母亲》。他在《新译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引言》一文中指出，瓦雷里的不少诗歌表现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表现出寓“得”于“失”的辩证思想，《失去的美酒》如此，《海滨墓园》更是一首富有哲理韵味的诗篇。这篇长诗表现了静止和变易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瓦雷里经过二十年的哲学沉思后对世界和人生本质的探索与理解。关于瓦雷里自我中心思想的形成，卞之琳认为是欧洲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人在欧洲文化中取代了神的地位，成为思想艺术的中心。但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解救精神危机的良方，重新将宗教作为最终出路。瓦雷里没有皈依宗教，依旧以人作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他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一切纳入自我世界，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12]通过卞之琳的分析，我们能够对瓦雷里及其诗作有更清晰的认识与了解，能够在瓦雷里的诗作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生命与死亡、对现象与本质、对人类的智力活动以及对万物孜孜不倦的思考与探索。
卞之琳对法国象征派与英国现代派诗人、诗歌和诗论的译介，是其诗歌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的诗学倾向，使他对西方现代派诗歌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其高质量的翻译与精辟的论述，为我国新诗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借鉴和参考的依据。
三、其他流派及形式的诗歌译介
卞之琳翻译的诗歌形式多样、流派众多，体现其译诗成就的《英国诗选》，除收入浪漫派与现代派诗歌外，还选有玄学派、古典派、墓园派与先拉斐尔派的诗歌。此外，该译诗集还选译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及英国诗坛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这部译诗集按诗歌流派与时代顺序，分六辑编辑排列，每辑都附有弁言，对相关流派与一些重要的诗人诗作进行简要的介绍。 《英国诗选》第一辑为莎士比亚专辑。该辑包括莎士比亚的7首十四行诗和9篇诗体戏剧中的台词、独白和挽歌。就篇目论，这部译诗集收入的莎士比亚诗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诗人的诗歌数量。卞之琳非常推崇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都是诗剧，莎翁剧本中大量的诗行远远超出同时代流行的“高雅”詩篇，其《十四行诗集》亦丰富、深刻、耐人寻味。[7]卞之琳还翻译了琼斯（注：卞之琳译为“琼生”）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并收入自己的译诗集，《题词》称赞莎士比亚为“戏剧元勋”“时代的灵魂”“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7]卞之琳指出，这篇题词“满篇都是恭维话” [7]。将如此“恭维”莎士比亚的诗篇选入自己的译诗集，足见他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与肯定。
卞之琳对玄学派诗歌也颇有兴趣和研究。他翻译了该派的代表诗人多恩的《歌》《别离辞：节哀》和玛弗尔的《给羞怯的情人》《花园（内战后作）》，并对这一派诗歌特点作了精要的概括。他指出，该派诗摈弃了伊丽莎白时期流行诗的“滥情滥调”，“以奇想与机智，以所谓‘不入诗’的取譬和日常用语为特色”;[7]他还指出，“奇想”不是“一般的吟风弄月”，而是“爱好科学等一般不入诗的比喻、形象、构思”。[7]卞之琳的概括准确贴切，对于理解玄学派诗歌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卞之琳对玄学派诗歌颇多关注，对古典派、墓园派与先拉斐尔派诗歌也有所译介。他翻译了蒲伯、格雷、罗瑟提兄妹等代表性诗人的一些诗作，并对其中一些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精当的评论。他指出，蒲伯是古典派诗的高峰，其作品“较多民主思想，讽刺尖锐，也时有冷隽多姿的妙趣和风俗画式的绚丽色彩”。[7]他对选译的格雷的诗歌《墓畔哀歌》有透彻的理解，指出格雷在诗中“能不时爆发出同情当时的平凡小人物，粪土当时的煊赫大人物的正义呼声”[13]。翻开《英国诗选》，读者会发现，这部译诗集不仅选入卞之琳翻译的36位英、法诗人的86首诗歌作品，还收入卞之琳的五篇译诗随记，以及大量对所译诗歌的题解与注释。卞之琳在其他地方发表译诗，也常常附有或长或短的介绍与随想，阐述自己对诗人及诗作的认识与理解，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欣赏外国诗歌，使外国诗歌在我国得到更好的接受与借鉴，以此促进我国新诗的发展。
四、结语
卞之琳翻译过许多外国诗歌，自言“读几首总要译一首成中文”[3]，但是其译诗发表的数量并不多。他对待译诗的发表，有如对待自己的诗歌创作，喜欢淘洗与提炼。他翻译、发表外国诗歌，是为了让我国的诗歌创作者与诗歌爱好者借鉴与欣赏。[14]在他看来，我国新诗受外国诗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15]。正因为此，他主张翻译要保持原诗形式，尤其是西方格律诗的形式，以供我国诗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正确的借鉴。他发表的诗歌译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忠实再现原诗风貌，尤其在对待外国格律诗的翻译上，他采取了“以顿代步”的方法保留原诗的格律形式，而且每首译诗都注明原诗形式，为纠正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译者简单地将格律诗译成自由诗这一现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诗歌界了解、学习外国诗歌丰富多样的格律形式提供了方便，从而很好地促进了我国新诗格律的建设。他的译诗质量之高，足以成为我国新诗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学习、借鉴的范本，其译诗对不少新诗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他的诗歌翻译对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确立卞之琳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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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曼琼，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