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当年跟一般北漂不同的是，我有房子，有老婆孩子。老婆孩子都是北京人，我不是。我出来的时候户口已经在当地注销了，档案都是我自己拿着的。一般的北漂好歹在老家有个户籍，我没有，所以我就算是彻底地漂着了。
所以，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里，我真正做起了北漂。
靠写作是吃不上饭的
两年北漂生活给我最大的启示是：靠写作是吃不上饭的。
我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敢从原单位辞了出来，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在工余时间读了很多书，而且数年里笔耕不辍，给报纸写了很多东西，自信养活自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是个男人，毕竟是要养家的，所以我还得努力。
我每天一早起床，先去早市买菜。然后回来给老婆孩子做早点。早饭后，就送儿子去幼儿园。幼儿园很近，在一个小区里，下楼就到。所以，耽误不了时间。回家后，就开始埋头写作。
动笔前，感觉题材很多，有完全虚构的，有自己生活体验的，等到真的一下笔，就发愣了。不好写。所谓通俗的东西，我不屑于写；一直喜欢的所谓高雅的，又写不好。于是感觉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往往是一篇东西开了个头，一两万字后就写不下去了，无奈之下只好扔一边了。半年下来，这样的东西攒了十几篇。
写得不顺，就想出去走走。北京这地方于我是人生地不熟，认识的只有孩子他姥姥家的人。平日里只有孩子的大姨夫晓红还能说得到一块儿，于是说起此事，晓红说：“没事就到我家来吃个饭，喝点小酒聊聊天，谈谈你的写作进展。写作我外行，也给不出什么好建议，随便聊聊，聊开了，兴许你的思路也就清楚了。”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时不常的骑个破车往他家跑。
那时晓红刚调入邮电学院（如今的邮电大学），家就在校园里，过去很近，20多分钟就骑到那里了。晓红中午就一个人在家，我一去，他就炒几个菜，烫一瓶黄酒，边喝边聊，很是愉快。他当兵是在杭州，习惯了喝黄酒，跟我这个江南人能喝到一块儿。一次刚到他家，他说前些日子在外面吃饭，有道菜叫它似蜜，肉炒得很嫩，味道酸甜，下酒不错，今天要准备露一手。忙活一阵后，它似蜜一上桌，味道果然不错。
10年后，我在《北京纪事》做编辑，那时有个栏目叫《大嘴吃八方》，专门写北京的名店名菜。一次在鸿宾楼里吃饭，朋友要了个它似蜜，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回来后写了篇《鸿宾楼里它似蜜》，发在了这个栏目里。杂志印出来，我给晓红带了几本，他看后眼睛也是酸酸的，说：“你还记得这段事情啊？”我说：“当然，这是要记一辈子的！”
我这日子过了也有多半辈子了，走麦城的时候很多，也遇到了几个很仁义的人，晓红绝对算一个。
钱没挣着还被坑
小说写得不顺，于是就想改改戏。
那年头第四代电影人已经硕果累累，吴天明、黄健中等人风头正劲，谢飞执导、姜文主演的《本命年》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第五代的张艺谋和陈凯歌也开始崭露头角。电视已经普及，电视剧片源奇缺。
我在辞职前曾经打算考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的研究生，为此买了大量电影导演、编剧类的书籍自学，结果那年该中心不招生，没办法才改考了新闻类的研究生。尽管没圆这个电影梦，对影视艺术的爱好倒也持续了多年。于是也想试试影视的水有多深。
既然想写电影剧本，题材就是个问题了。
孩子的姥爷年轻时被划成右派，发到大兴的一个农场做木工活，日子艰难不说，4个孩子的成长之路也颇为坎坷。知道这段经历后，我就想试试写成电影剧本。
我把这个想法跟晓红说了，他鼓励我：“写吧，写好了蛮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开始动笔。我写完几段，就拿给他看。每次他都是認真看后提点自己的意见。几个月后，剧本写好了。我要晓红跟我共同署名，他不同意，说他只是看了看，提提建议，根本算不上作者。然后，他又说，他一个朋友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编辑，本子可以拿给那人看看，想想办法。如果不行，可以改成电视剧。
约好日子后，晓红带我去了电视剧制作中心，找到了那个人。那人很热心，说先看看，至于后面怎么运作，看后再说。
回去后我就耐心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杳无音信。
一年多后，晓红家里人告诉我，说看到那人编剧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不长，10多集，故事内容跟我前一年写成的电影剧本很相近。晓红说，要不要去找找那人？我想了想，说，“算了吧，就当练了练笔吧。”
过不多久，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出版社的哥们儿跟我说，前段时间严打，搞出了很多案子，他一个公检法口的朋友手里捏着一大堆这样的材料，问他有没有兴趣帮着编编，挣点零花钱。报酬不高，每千字50元。
我一听，赶紧说，好啊，我有时间，可以做这个编辑。
哥们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抽出来，是厚厚一沓子手写的稿件：“分你一半，两周后交稿。”
稿子内容很杂，从嫖娼卖淫、杀人越货到吸毒贩毒，说得出的各类案犯一应俱全。我边看边改，不到10天，稿子就全改完了，数了数，有15万字。哇，好几千块钱哦！很兴奋。
稿子交到哥们儿手里后，就等消息了。
结果又是1年。出版社的哥们儿问我：“咱们那本书出了吗？”
我一愣：“我还想问你呢。书在你们那里出，出没出你不知道啊？”
他说，那书后来没在他们那里出，换了家出版社。以后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了。
没多久，哥们儿告诉我：书已经出了，内容就是我们编辑的那些。
唉，连个钱毛也没见着！
终于挣着钱了
接连两次被坑，感到很沮丧。想我一个智商、情商都不差的人，何以就沦落到这等地步？于是发奋——还是写我的小说吧。
后来的事情说明，我在小说方面没有一点进步，还是落到那个怪圈里，新起了个头，写了2万字后又扔一边了。 看不到一点曙光，这让我很惶恐，在北京一年多了，一分钱也没挣着，也太不像话了！
正在毫无希望的当口，一个朋友又给指了条道。
这个朋友挂靠在一个协会下面弄了个体育部，专门举办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之前已经搞了两次活动，很顺，今年还想接着办。她那里缺人，我若愿意可以过去。收入不高，基本工资200元，活动办好了有奖金。具体的工作，开始主要是跑跑腿，以后再往深里介入。
跑腿，我想我还年轻，跑得动。还有辆旧的28飞鸽，工具是有了。这还难不倒我。
第一次是跑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去取一份关于这次赛事的批复文件。于是蹬上自行车一通猛骑。到了那儿，主管的副主任在开会，于是等。等了一个上午文件到手了。
朋友看了文件后说，这就差不多了。“明天你拿了这份文件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他们开具一份赛事的广告批复文件。”她还嘱咐道，“今天的事情恐怕不会太顺利，因为没有人帮忙通好路子，一个出口不慎，找起你茬来，就难办了。所以要小心点，尽量少说话。明天就是五一节了，5月2号要开赛，所以一定要办下来。否则，拿不到场地广告许可证，赞助商在电视里看不到他的产品广告，事情就白瞎了，到手的钱还得退回去。”
我一听，知道事关重大，告诫自己到时候别把事情搞砸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工商总局。
广告处的处长年龄不大，估摸着还不到30岁。他似乎看出点什么来，不说办，也不说不办，只是说这个事情他们还要研究一下。
我顿时脑袋就大了。我知道，他这一研究，我们的赛事就甭办了。参赛的几个城市的队员已经到北京了，到时候不举行比赛，连路费都得我们出了。
我于是把这个情况说了。
处长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得我们司长同意才行。”
我问他，“司长在吗？”
他看一下表，说，已经4点了，不知道在不在。明天放假，今天应该下班早。
他拿了材料，要我在过道里等着，他去找找司长看。
不多会儿工夫，他回来了，说司长已经下班走了。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看来这事情是要搞砸了。
我慢慢踱到外面，想这个事情还有没有转机。走到传达室，我看了一眼里面，见墙上贴着一张纸，是局长、副局长和各司司长的电话。我灵机一动，跟传达室的人说要打个电话。接通总机后，对方问我要找谁。我就说找某某司长，还说司长估摸下班了，请把电话直接接到司长家里。
一会儿，电话通了，那头有人说：我是某某。
我心中一阵狂跳，赶紧说了我们的事。
司长一听，说，我跟小某说一下，赶紧办了吧。
放下电话，我马上跑到广告处。
处长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认识某某司长啊？”
我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他用电脑打了份文件，蓋了章，说：“去财务处交手续费吧。”
我愣了一下：这么容易啊？
两天后，韩乔生和宁辛跟着摄像到了比赛场馆，比赛开始了。
北漂不行，只得南下
这次事情办好了，我那朋友觉得办得不错，除了200元工资外，还给了300元的奖金。她听了我说的这个过程，知道能办下这个广告批文实属不易。然后，聊天时，她说她要去美国了，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摊子。接，交两万块钱，拿走；如果不想接，自然会有人接。
我听后心里又是哇凉哇凉的。我想我就是想接，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我感觉自己虽说算不上玉树临风，但气质还是不错的，跑跑外场还是可以的。若是自己挑头支一摊子，还真难说是不是行。
我对她说：容我想想。
过了两天，在办公室里，这个部门的副主任跟我聊了起来。
听他一聊，我心里更凉了。即便是没有去美国这一说，这个摊子也是难以为继了。
尽管事先我那朋友跟我说过：别听这个副主任的。但他那些话有鼻子有眼的，让我感觉再待下去前途无望。
我于是跟朋友说，我接不了这个摊子，也不想再干下去了。
朋友叹口气说，只能这样了。
于是，我又在家里开始写小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妹夫打来电话，说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在杭州搞了个出版项目，需要招编辑；你喜欢写作，若没事，可以到他那里试试。
我一想，感觉这是个机会，试试又何妨。
没过几天，我收拾好行李，上了北京到杭州的列车。
就这样，我两年的北漂生活就结束了。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所以，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里，我真正做起了北漂。
靠写作是吃不上饭的
两年北漂生活给我最大的启示是：靠写作是吃不上饭的。
我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敢从原单位辞了出来，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在工余时间读了很多书，而且数年里笔耕不辍，给报纸写了很多东西，自信养活自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是个男人，毕竟是要养家的，所以我还得努力。
我每天一早起床，先去早市买菜。然后回来给老婆孩子做早点。早饭后，就送儿子去幼儿园。幼儿园很近，在一个小区里，下楼就到。所以，耽误不了时间。回家后，就开始埋头写作。
动笔前，感觉题材很多，有完全虚构的，有自己生活体验的，等到真的一下笔，就发愣了。不好写。所谓通俗的东西，我不屑于写；一直喜欢的所谓高雅的，又写不好。于是感觉郁闷，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往往是一篇东西开了个头，一两万字后就写不下去了，无奈之下只好扔一边了。半年下来，这样的东西攒了十几篇。
写得不顺，就想出去走走。北京这地方于我是人生地不熟，认识的只有孩子他姥姥家的人。平日里只有孩子的大姨夫晓红还能说得到一块儿，于是说起此事，晓红说：“没事就到我家来吃个饭，喝点小酒聊聊天，谈谈你的写作进展。写作我外行，也给不出什么好建议，随便聊聊，聊开了，兴许你的思路也就清楚了。”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时不常的骑个破车往他家跑。
那时晓红刚调入邮电学院（如今的邮电大学），家就在校园里，过去很近，20多分钟就骑到那里了。晓红中午就一个人在家，我一去，他就炒几个菜，烫一瓶黄酒，边喝边聊，很是愉快。他当兵是在杭州，习惯了喝黄酒，跟我这个江南人能喝到一块儿。一次刚到他家，他说前些日子在外面吃饭，有道菜叫它似蜜，肉炒得很嫩，味道酸甜，下酒不错，今天要准备露一手。忙活一阵后，它似蜜一上桌，味道果然不错。
10年后，我在《北京纪事》做编辑，那时有个栏目叫《大嘴吃八方》，专门写北京的名店名菜。一次在鸿宾楼里吃饭，朋友要了个它似蜜，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回来后写了篇《鸿宾楼里它似蜜》，发在了这个栏目里。杂志印出来，我给晓红带了几本，他看后眼睛也是酸酸的，说：“你还记得这段事情啊？”我说：“当然，这是要记一辈子的！”
我这日子过了也有多半辈子了，走麦城的时候很多，也遇到了几个很仁义的人，晓红绝对算一个。
钱没挣着还被坑
小说写得不顺，于是就想改改戏。
那年头第四代电影人已经硕果累累，吴天明、黄健中等人风头正劲，谢飞执导、姜文主演的《本命年》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第五代的张艺谋和陈凯歌也开始崭露头角。电视已经普及，电视剧片源奇缺。
我在辞职前曾经打算考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的研究生，为此买了大量电影导演、编剧类的书籍自学，结果那年该中心不招生，没办法才改考了新闻类的研究生。尽管没圆这个电影梦，对影视艺术的爱好倒也持续了多年。于是也想试试影视的水有多深。
既然想写电影剧本，题材就是个问题了。
孩子的姥爷年轻时被划成右派，发到大兴的一个农场做木工活，日子艰难不说，4个孩子的成长之路也颇为坎坷。知道这段经历后，我就想试试写成电影剧本。
我把这个想法跟晓红说了，他鼓励我：“写吧，写好了蛮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开始动笔。我写完几段，就拿给他看。每次他都是認真看后提点自己的意见。几个月后，剧本写好了。我要晓红跟我共同署名，他不同意，说他只是看了看，提提建议，根本算不上作者。然后，他又说，他一个朋友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编辑，本子可以拿给那人看看，想想办法。如果不行，可以改成电视剧。
约好日子后，晓红带我去了电视剧制作中心，找到了那个人。那人很热心，说先看看，至于后面怎么运作，看后再说。
回去后我就耐心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杳无音信。
一年多后，晓红家里人告诉我，说看到那人编剧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不长，10多集，故事内容跟我前一年写成的电影剧本很相近。晓红说，要不要去找找那人？我想了想，说，“算了吧，就当练了练笔吧。”
过不多久，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出版社的哥们儿跟我说，前段时间严打，搞出了很多案子，他一个公检法口的朋友手里捏着一大堆这样的材料，问他有没有兴趣帮着编编，挣点零花钱。报酬不高，每千字50元。
我一听，赶紧说，好啊，我有时间，可以做这个编辑。
哥们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抽出来，是厚厚一沓子手写的稿件：“分你一半，两周后交稿。”
稿子内容很杂，从嫖娼卖淫、杀人越货到吸毒贩毒，说得出的各类案犯一应俱全。我边看边改，不到10天，稿子就全改完了，数了数，有15万字。哇，好几千块钱哦！很兴奋。
稿子交到哥们儿手里后，就等消息了。
结果又是1年。出版社的哥们儿问我：“咱们那本书出了吗？”
我一愣：“我还想问你呢。书在你们那里出，出没出你不知道啊？”
他说，那书后来没在他们那里出，换了家出版社。以后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了。
没多久，哥们儿告诉我：书已经出了，内容就是我们编辑的那些。
唉，连个钱毛也没见着！
终于挣着钱了
接连两次被坑，感到很沮丧。想我一个智商、情商都不差的人，何以就沦落到这等地步？于是发奋——还是写我的小说吧。
后来的事情说明，我在小说方面没有一点进步，还是落到那个怪圈里，新起了个头，写了2万字后又扔一边了。 看不到一点曙光，这让我很惶恐，在北京一年多了，一分钱也没挣着，也太不像话了！
正在毫无希望的当口，一个朋友又给指了条道。
这个朋友挂靠在一个协会下面弄了个体育部，专门举办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之前已经搞了两次活动，很顺，今年还想接着办。她那里缺人，我若愿意可以过去。收入不高，基本工资200元，活动办好了有奖金。具体的工作，开始主要是跑跑腿，以后再往深里介入。
跑腿，我想我还年轻，跑得动。还有辆旧的28飞鸽，工具是有了。这还难不倒我。
第一次是跑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去取一份关于这次赛事的批复文件。于是蹬上自行车一通猛骑。到了那儿，主管的副主任在开会，于是等。等了一个上午文件到手了。
朋友看了文件后说，这就差不多了。“明天你拿了这份文件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他们开具一份赛事的广告批复文件。”她还嘱咐道，“今天的事情恐怕不会太顺利，因为没有人帮忙通好路子，一个出口不慎，找起你茬来，就难办了。所以要小心点，尽量少说话。明天就是五一节了，5月2号要开赛，所以一定要办下来。否则，拿不到场地广告许可证，赞助商在电视里看不到他的产品广告，事情就白瞎了，到手的钱还得退回去。”
我一听，知道事关重大，告诫自己到时候别把事情搞砸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工商总局。
广告处的处长年龄不大，估摸着还不到30岁。他似乎看出点什么来，不说办，也不说不办，只是说这个事情他们还要研究一下。
我顿时脑袋就大了。我知道，他这一研究，我们的赛事就甭办了。参赛的几个城市的队员已经到北京了，到时候不举行比赛，连路费都得我们出了。
我于是把这个情况说了。
处长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得我们司长同意才行。”
我问他，“司长在吗？”
他看一下表，说，已经4点了，不知道在不在。明天放假，今天应该下班早。
他拿了材料，要我在过道里等着，他去找找司长看。
不多会儿工夫，他回来了，说司长已经下班走了。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看来这事情是要搞砸了。
我慢慢踱到外面，想这个事情还有没有转机。走到传达室，我看了一眼里面，见墙上贴着一张纸，是局长、副局长和各司司长的电话。我灵机一动，跟传达室的人说要打个电话。接通总机后，对方问我要找谁。我就说找某某司长，还说司长估摸下班了，请把电话直接接到司长家里。
一会儿，电话通了，那头有人说：我是某某。
我心中一阵狂跳，赶紧说了我们的事。
司长一听，说，我跟小某说一下，赶紧办了吧。
放下电话，我马上跑到广告处。
处长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认识某某司长啊？”
我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他用电脑打了份文件，蓋了章，说：“去财务处交手续费吧。”
我愣了一下：这么容易啊？
两天后，韩乔生和宁辛跟着摄像到了比赛场馆，比赛开始了。
北漂不行，只得南下
这次事情办好了，我那朋友觉得办得不错，除了200元工资外，还给了300元的奖金。她听了我说的这个过程，知道能办下这个广告批文实属不易。然后，聊天时，她说她要去美国了，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摊子。接，交两万块钱，拿走；如果不想接，自然会有人接。
我听后心里又是哇凉哇凉的。我想我就是想接，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我感觉自己虽说算不上玉树临风，但气质还是不错的，跑跑外场还是可以的。若是自己挑头支一摊子，还真难说是不是行。
我对她说：容我想想。
过了两天，在办公室里，这个部门的副主任跟我聊了起来。
听他一聊，我心里更凉了。即便是没有去美国这一说，这个摊子也是难以为继了。
尽管事先我那朋友跟我说过：别听这个副主任的。但他那些话有鼻子有眼的，让我感觉再待下去前途无望。
我于是跟朋友说，我接不了这个摊子，也不想再干下去了。
朋友叹口气说，只能这样了。
于是，我又在家里开始写小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妹夫打来电话，说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在杭州搞了个出版项目，需要招编辑；你喜欢写作，若没事，可以到他那里试试。
我一想，感觉这是个机会，试试又何妨。
没过几天，我收拾好行李，上了北京到杭州的列车。
就这样，我两年的北漂生活就结束了。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