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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阅读分析孔飞力《叫魂》一书，来阐明孔飞力对于清朝中期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用社会史的眼光去分析政治问题。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与官僚机构的博弈，孔飞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乾隆皇帝以及清朝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的心理态度做出了精彩的分析，并对于“政治罪”这一现象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全书结合史料，用整体历史观的角度来为读者构建了清朝中期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以及其中的博弈。
关键词：孔飞力；政治罪；官僚君主制
初听《叫魂》一书，倍感惭愧的是并不是以一种人类学视角去看待的，总觉得与书店畅销书籍沾上了些许关系，同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了老家的风俗，捧在手中翻读之下才恍然大悟，也只得怪自己才疏学浅，写作本书的孔飞力先生，出生于英国伦敦，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费正清，进一步受到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影响，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费正清退休之后，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母校，接替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曾任芝加哥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本书《叫魂》是其代表作品，凭借此书孔飞力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书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在此，我对于《叫魂》一书谈谈自己从中所学习到的东西。
作为本书，可称为是代表了自上而下的整体的历史观写作方法。此书揭示了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用社会史的眼光去分析政治问题。一方面，叫魂事件涉及了清朝中期也就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局面等等各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结合了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其实初读此书会有一种阅读小说的感觉，孔飞力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却在讲故事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叙事方法，孔飞力也是通过一系列耐人寻味、扑朔迷离的案件组合起来的，继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乾隆年间的社会画卷：妖术恐惧在中国突然爆发，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整个大清帝国从春天到秋天，用了约莫一年的时间来应对这股妖术之风，各级官员绞尽脑汁明哲保身，平民百姓千方百计自我保护，而居于权力顶端的弘历也是寝食难宁，最终的结果竟也是以闹剧作为收场。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妖术迷信及其所带来的恐惧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绝不陌生的，但如此大范围的散播以及造成恐慌却是我们并不常见的，鬼神迷信本来就是当时中国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神经过敏下唯有去排斥未知事物，不难看出百姓们对于未知力量是极易产生恐慌的，却也在其中反应了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之心。官僚阶层情况会有所不同，妖术对他们真正的威胁不是夺取他们的性命，而是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影响，进一步的威胁到其仕途。叫魂案最初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主动向乾隆汇报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为何如此，我们先从清朝维持地方制度的秩序谈起。作为地方官员，一般的刑案是要报告给行省巡抚的，这其中死刑案件是需要皇帝亲自审核，我们前面提到，妖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列入死刑这个范围的，从而一旦发生叫魂案件，是需要将嫌犯移送北京。这样一来，如果选择瞒而不报，地方官本人不但可以按照官僚制度常规独立审核案件从而不必受制于独裁的君权，而且也能给顶头上司一个繁荣盛世的景象；一旦皇帝过问并介入叫魂案件的审理，那么这一种“常态”就会被立即打破，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若是不高兴，乌纱帽丢了事小，唯恐搭上身家性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息事宁人，将地方上因叫魂事件受到的影响降至最小。纵观中国历史，甚至延伸至今，报喜不报忧仍是深埋在我们骨子里的情节。回到叫魂事件，乾隆在各省眼线最终起到了作用，从而打破了这种均衡。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猜疑和防备无不是这位君王的内心世界的主要构成，承继祖父辈创下的盛世，养成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一个侧面，在乾隆眼中，但凡有一丝威胁到其统治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及时绞杀，大兴文字狱便是这一心态的具体表象，恰恰此时，地方官员在此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消极反应更是激怒了这位君主，在他眼中不仅仅是满人汉化这一无法逆转的问题了，汉族官僚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消极应对，瞒而不报，官官相护才是最令他“龙颜大怒”。乾隆对于此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立即整肃官僚机构。在叫魂译者看来，“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在中国传统转着社会中，皇权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于一身的，是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韦伯曾经提到：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但孔飞力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这样的论断并不支持，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种官僚君主制，进而用政治罪这一概念进行说明。强调政治罪为帝国政治运作提供了“燃料”。政治罪作为威胁帝国安全的谋反所承载的罪名，是无法由官僚按照常规行政处理，这种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去整治官僚机器，强化官僚控制。即使乾隆乐此不疲的施展着自己的统治才华，通过这次事件整治了官僚制度。但是正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盛世繁华表象背后，沉积于深层的问题逐渐的显露出来：乾隆日益昏庸，政府效率底下，官场腐败丛生。若有兴趣可以翻看孔飞力的这部作品。
第一次翻阅完毕这部作品，读的是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发行的作品，认为“Soulstealers”结合书中所讲应翻译为偷魂者，“叫魂”一词在开篇提到的那位同窗老家，着实是与本书所描写的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的。但新购入这本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发行的新版《叫魂》时，发觉译者在最后一页上写了“关于书名译为叫魂”的回应，文中写道，“在书评中，有几篇批评我们没有将英文书名Soulstealers相应的译为‘叫魂者’或‘盗魂之人’，而是径直用了‘叫魂’。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林富士先生并直指这是“误译”，因为书的原名是指‘叫魂之刃’而非‘叫魂之术’……但林先生的意见恐怕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只是从字面上来读，我们岂会不知道Soulstealers是‘叫魂之人’的意思。但若从书的内容来看，所谓‘叫魂者’在书中只是引子而已。孔飞力要做的。是构建‘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叫魂’案作为政治事件的历史叙事并揭示其历史意蕴……将书名直译为‘叫魂之人’则反而词不达意了。（其实，关于将书名译为‘叫魂’，我们同孔飞力有过专门的讨论，他极为赞同。）”。如此看来，真是为自己的发问好生惭愧，这说明什么呢？读书切不可望文生义，切记踏实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之道。
参考文献
[1]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2]茆晓君：《叫魂》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 文化学刊 2010，2
关键词：孔飞力；政治罪；官僚君主制
初听《叫魂》一书，倍感惭愧的是并不是以一种人类学视角去看待的，总觉得与书店畅销书籍沾上了些许关系，同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了老家的风俗，捧在手中翻读之下才恍然大悟，也只得怪自己才疏学浅，写作本书的孔飞力先生，出生于英国伦敦，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费正清，进一步受到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影响，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费正清退休之后，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母校，接替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曾任芝加哥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本书《叫魂》是其代表作品，凭借此书孔飞力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书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在此，我对于《叫魂》一书谈谈自己从中所学习到的东西。
作为本书，可称为是代表了自上而下的整体的历史观写作方法。此书揭示了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用社会史的眼光去分析政治问题。一方面，叫魂事件涉及了清朝中期也就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局面等等各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结合了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其实初读此书会有一种阅读小说的感觉，孔飞力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却在讲故事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叙事方法，孔飞力也是通过一系列耐人寻味、扑朔迷离的案件组合起来的，继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乾隆年间的社会画卷：妖术恐惧在中国突然爆发，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整个大清帝国从春天到秋天，用了约莫一年的时间来应对这股妖术之风，各级官员绞尽脑汁明哲保身，平民百姓千方百计自我保护，而居于权力顶端的弘历也是寝食难宁，最终的结果竟也是以闹剧作为收场。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妖术迷信及其所带来的恐惧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绝不陌生的，但如此大范围的散播以及造成恐慌却是我们并不常见的，鬼神迷信本来就是当时中国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神经过敏下唯有去排斥未知事物，不难看出百姓们对于未知力量是极易产生恐慌的，却也在其中反应了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之心。官僚阶层情况会有所不同，妖术对他们真正的威胁不是夺取他们的性命，而是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影响，进一步的威胁到其仕途。叫魂案最初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主动向乾隆汇报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为何如此，我们先从清朝维持地方制度的秩序谈起。作为地方官员，一般的刑案是要报告给行省巡抚的，这其中死刑案件是需要皇帝亲自审核，我们前面提到，妖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列入死刑这个范围的，从而一旦发生叫魂案件，是需要将嫌犯移送北京。这样一来，如果选择瞒而不报，地方官本人不但可以按照官僚制度常规独立审核案件从而不必受制于独裁的君权，而且也能给顶头上司一个繁荣盛世的景象；一旦皇帝过问并介入叫魂案件的审理，那么这一种“常态”就会被立即打破，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若是不高兴，乌纱帽丢了事小，唯恐搭上身家性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息事宁人，将地方上因叫魂事件受到的影响降至最小。纵观中国历史，甚至延伸至今，报喜不报忧仍是深埋在我们骨子里的情节。回到叫魂事件，乾隆在各省眼线最终起到了作用，从而打破了这种均衡。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猜疑和防备无不是这位君王的内心世界的主要构成，承继祖父辈创下的盛世，养成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一个侧面，在乾隆眼中，但凡有一丝威胁到其统治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及时绞杀，大兴文字狱便是这一心态的具体表象，恰恰此时，地方官员在此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消极反应更是激怒了这位君主，在他眼中不仅仅是满人汉化这一无法逆转的问题了，汉族官僚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消极应对，瞒而不报，官官相护才是最令他“龙颜大怒”。乾隆对于此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立即整肃官僚机构。在叫魂译者看来，“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在中国传统转着社会中，皇权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于一身的，是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韦伯曾经提到：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但孔飞力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这样的论断并不支持，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种官僚君主制，进而用政治罪这一概念进行说明。强调政治罪为帝国政治运作提供了“燃料”。政治罪作为威胁帝国安全的谋反所承载的罪名，是无法由官僚按照常规行政处理，这种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去整治官僚机器，强化官僚控制。即使乾隆乐此不疲的施展着自己的统治才华，通过这次事件整治了官僚制度。但是正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盛世繁华表象背后，沉积于深层的问题逐渐的显露出来：乾隆日益昏庸，政府效率底下，官场腐败丛生。若有兴趣可以翻看孔飞力的这部作品。
第一次翻阅完毕这部作品，读的是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发行的作品，认为“Soulstealers”结合书中所讲应翻译为偷魂者，“叫魂”一词在开篇提到的那位同窗老家，着实是与本书所描写的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的。但新购入这本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发行的新版《叫魂》时，发觉译者在最后一页上写了“关于书名译为叫魂”的回应，文中写道，“在书评中，有几篇批评我们没有将英文书名Soulstealers相应的译为‘叫魂者’或‘盗魂之人’，而是径直用了‘叫魂’。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林富士先生并直指这是“误译”，因为书的原名是指‘叫魂之刃’而非‘叫魂之术’……但林先生的意见恐怕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只是从字面上来读，我们岂会不知道Soulstealers是‘叫魂之人’的意思。但若从书的内容来看，所谓‘叫魂者’在书中只是引子而已。孔飞力要做的。是构建‘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叫魂’案作为政治事件的历史叙事并揭示其历史意蕴……将书名直译为‘叫魂之人’则反而词不达意了。（其实，关于将书名译为‘叫魂’，我们同孔飞力有过专门的讨论，他极为赞同。）”。如此看来，真是为自己的发问好生惭愧，这说明什么呢？读书切不可望文生义，切记踏实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之道。
参考文献
[1]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2]茆晓君：《叫魂》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 文化学刊 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