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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舞台灯光下，坐在竹藤高椅上的杭天，脸有点略微发烫。台下，四五百歌迷的阵仗，那些热切的、微醺的脸庞，不断叫着自己名字的急切，梦幻而真实。
图体刊记者姜晓明
上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释放自己，应该是13年前，香山迷笛音乐节。就在那场结束不久，杭天在CD咖啡开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的发布会。会后，便和未婚妻、美国女孩Krista一道赴美，成家、生子，头也不回。
那些被当头浇了盆凉水的歌迷，只好从他的首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里去咂摸醇厚布鲁斯的滋味，在他粗砺而直接的歌词里感知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拷问。他们还来不及从第二张专辑里去了解杭天的转变，便要接受他颇有弃绝意味的离开。
“杭天，杭天！”
2015年末的这个夜里，听闻杭天回国参加江湖九周年店庆的演出，老歌迷们蜂拥而至，在灯光明暗交替、汗水肆意流淌的空间里攒动着身体，争相要和久违的“老杭头”（朋友对杭天的昵称）接近。
主角没法不被这情景感动。也正是这份出乎意料的热忱，让杭天打定主意从美国回来，重新拾起音乐。和摩登天空签约之后，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十二年后》，在2017年完成了19城巡演。
广州巡演场结束，最后的“芥末”（Jam的中文戏译，指多名乐手即兴表演）似乎成了中国蓝调口琴群英会，这在19年前“油炸的蚕豆”时期，不可想象。“当时见过十孔单音口琴的人都寥寥无几。包括那时正处青春期彷徨寻觅中的少年张晓松（此次巡演时同台），更何况吹了，以至于我在当时竟成了中国最早吹奏蓝调口琴的几个‘高手’之一。而现在在张晓松和他的学生们面前，我只能祭出慈祥的注视！”杭天自嘲。
没有几个他的粉丝会猜到，回到北京的杭天，对于复出的紧张与谨慎。因为琴疏技荒，怕露怯，复出时他不敢带吉他上台，转而拿了个平底锅敲节奏。
“我擦掉弦锈，却已忘记旧曲，该如何弹奏。”《十二年后》的歌词，其实是演唱者的真实写照。
45岁的杭天，面庞是健康的浅棕，一头黝黑的中长发自然捋到脑后，恍若上个世纪的发型，和中年杭天的气质如此熨帖，为他博得“越老越帅”的评语。人中到下巴的一圈胡子略显斑白，却毫不萎靡。一群人里，杭天挺直的腰身和自然炼成的肌肉线，极易照出旁人的松垮。狮子，这张脸和这副身板让我总不免想到这个形象。
20年前，杭忠强尚是一个从唐山来北京念书、心高气傲的愣头青。不喜欢本名里过于时代气息的“强”字，他给自己改名“杭天”。
在工商大学读经贸读得实在没劲，三天两头翘课。好容易毕了业，青年杭天没去工作，甚至没去面试。
在一盘《大西洋布鲁斯（合集）》的打口带里，他忽然接触到一种沉郁苍凉、百转千回的美国音乐。“感情色彩浓厚，又凄凉，又幽默自嘲，五声音阶滑音，吉他的自由solo（独奏）忽而激烈，忽而沉静。”
17到18世纪，大量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奴隶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内劳作，连工作时相互交谈的自由都没有，他们逐渐用俚语歌唱来排解苦闷、沟通交流。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这种种植园歌曲又转变成了表达凄苦与无奈的“田园呼喊”。
“不好听，太苦了。即便是欢快的旋律里，也透着苦涩。”今天和杭天合作的贝斯手王铮、萨克斯手王庾说起初听布鲁斯的感觉，纷纷摇头。20出头的杭天却很快陷落在根源蓝调的质朴与忧伤里，并且以极好的悟性抓住了布鲁斯的要义——“groove”（律动）。
因缘际会，他慢慢和日本人大泽宽、意大利小伙子克劳迪奥（小可）、鼓手吴志军、吉他手张耘丰和蔡正东等人泡在了一起。其中的大泽宽年龄偏大一点，布鲁斯技法高超、又在音乐上有思考，张耘丰、王铮这些今天国内优秀的乐手都尊其为启蒙者。
“杭天买了Robert Johnson的磁带后，一个人闭门不出、专心用功地学他的吉他弹法，真厉害。”大泽宽回忆。
“是死扒，就是模仿，”“我手上功夫、音乐理论都不强。”杭天清楚自己的长短板。
大泽宽很欣赏这个小伙子的灵性和勤奋，但他一直在拦着杭天。“就跟我说你现在太早了，太早了。你要练，要练节奏。”杭天笑。
他尊崇大泽，但也无法阻挡自己旺盛到满溢的创作欲。很快，小样鼓捣出来了。“布鲁斯其实只是个壳，它是我表达内心的工具。歌词，才是我的灵魂。”杭天直陈。
“剪刀差”
我的心 是油炸的蚕豆 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
我的心 是泛着沫的啤酒 当你吻我的时候
我的心 是砂锅里的豆腐 当你靠在我肩头
我的心 是粉条炖的泥鳅 摸不准它在哪头
带着苍蝇馆子式的热乎和男人的深沉与“无赖”，音乐一起，却是地道的布鲁斯旋律，加上杭天浑厚的嗓音，这首《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夹杂着西韵的迷醉与东方三四线城镇的诗意，又叫人忍俊不禁。不过，“油炸蚕豆”是典型的布鲁斯情歌基调，却不一定是杭天最渴望表达和感染听者的一面。
大泽宽曾给过他忠告。“他说：杭天，你别这样。你要是批评什么，要笑，要幽默！他一直跟我灌输这个。”杭天果然铭记在心。《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旋律简单欢畅，歌词里却道出一种“怒其不争”：
我們都喜欢这张网，它能挡住外面的牛虻，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们感到很强壮……
被很多人赞到极富“预见性”的，则是与今天的“拼爹”现象绝妙吻合的《比比爸爸》：
一天到晚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小人物爸爸） 下岗名额中可别有他（沉默爸爸）
台下听众鼓起掌来唏哩哗啦（威风爸爸）
害怕收费的上门找他（农民爸爸）
做的买卖别人不敢而且越来越不喜欢妈妈（潇洒爸爸）
……
这些爸爸里，自然也有创作者父亲的影子。杭天曾说此曲的歌词是“在自家地里摘的”。只是，被他摘的这人不但不威风、不潇洒，反而几乎“毫无存在感”。
九岁以前，杭天在老家山东农村生活。父亲随着杭天的爷爷来到唐山，在一个化工厂工作。印象里爸爸有耳疾，显得智力也较常人稍低一些，属于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成日被别人呼来唤去不当回事的那种。“在家，也当没他这个人。更不用说，能在儿子受挫时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了。”母亲则特别聪明，继承了姥姥的勤劳善良，会摊煎饼，会给人做衣服。
“我父母的婚姻就是‘剪刀差’造成的。上头把农民种的粮食收走，细粮给工人，给城市的人，农民仅仅留下一点口粮，这个公平吗？农民受欺负了几十年。”杭天对此不平。
但母亲对未来的指望很快落了空。一张初看英俊却迅速颓唐的脸，羸弱的身体，平淡的眼神，每月如数拿回家的微薄工资，便是男人能给她的全部。也根本无暇顾及，化工厂的漫天灰尘正腐蚀着这个中年男人的肺。
得不到回应，更遑论体贴。母亲每每不高兴，就带上一个孩子坐火车回山东老家。杭天写过一首明快的《东西南北火车Blues》，口琴声如同蒸汽机车发动的节奏，很叫人心驰神往。但在儿时，火车对他只意味着漫长的旅途和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叔伯。“舅舅每次送我们母子，都只能把我从窗户里塞进去。”日子难过到极点时，母亲时常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家里仨男娃，老大跟着爹在唐山，是能吃大米白面的城市户，上着矿上的子弟学校。杭天和弟弟在老家吃粗粮，上的学校是村里破庙改的，每天自己带着板凳去，老師只是略懂汉语拼音的识字人。“我妈想让我们都来唐山念书。我一年级都上了半年了，怎么办？打离婚。（假）离婚之后把孩子判给我爸爸。我爸智商低，他吓坏了，以为真要离婚，我妈妈就跟他解释这个，费老劲了。”
缺乏父爱的少年，从《东周列国志》、金庸梁羽生里找到崇拜的对象，这与从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融合。在农村长大，又使他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有很多亲近感，他们成为儿时的杭天心中的英雄。“这种亲近感使我更容易接受民歌、民间文学，即使后来的西方摇滚，也是从根源民歌入手。”
从出道到今天，杭天身上始终没有一些摇滚人的“糙”劲儿。“我没有一般小孩那种比较表面的叛逆，我背着一些更沉重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摇滚。”杭天回忆。但他说自己从不仇富，而是在出版第一张专辑时喊出：音乐属于所有的人，穷人、富人、局长、农民。
第一张专辑小样出来，杭天像当时那些漂在北京、等待冒头的年轻人，一家家音像公司敲门送上。那时的他短头发，穿着“土了吧唧”的衬衫，学生模样。磁带也是四轨机录的。碰壁可想而知。
1998年，正是大音量的天下。魔岩三杰余温犹在，万晓利、小河等民谣歌手还不为许多人所知，以外省青年为骨干的地下摇滚运动正在发轫前夜。布鲁斯，只在极小的圈子里酝酿。
没承想遇到当时在中唱公司自创工作室的侯钧，一个体制内想突破瓶颈的操盘手。当时他手上主要是尹相杰、黄鹤翔这类通俗民歌手，正缺乏有新意、有思想的原创作品。拿到小样的当天半夜，侯钧听完，就激动地给杭天打电话约见。
几个月后，双方签约。录音棚位于石碑胡同，录音师是业内受人景仰的前辈张小安。然而录惯了交响乐、民歌和流行乐，张小安对布鲁斯并不在行。杭天希望，出来的效果是六七十年代老磁带的感觉，更冲一点，脏一点。但这对张小安的精妙设备和多年经验仿佛“大材小用”。侯钧也坚决不同意，“快21世纪了，往老路走没必要。”
最后的结果，张小安的理念没有彻底施展，杭天的“干涉”也没有完全到位。“音量偏小。饱和度不够。不过这种奇怪的组合也挺好，艺术就是如此。成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杭天接受了处女作的成品效果，却难以接受一石扔下、波澜不兴的外界反应。《比比爸爸》和《你的眼》登上过电台榜单，但评论界没有给出多少积极的反馈。侯钧说工作室为这一张“冒险”的专辑投入了十五六万，最后销售和演出所得大约收回成本的三分之一。
20年后，杭天和侯钧重逢，才知道专辑遇冷还有个客观原因。“90年代广州每年开唱片订货会。中唱公司把磁带一摆，各地音像社来拿，也许一下就能铺开。偏偏98年订货会取消了。习惯了坐着等的中唱发行人员一下子傻眼了。”
当时满怀期待的音乐青年一下尝到了世态炎凉。“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做到位了，有创新，就能够听到四面传唱。后来知道这圈子不是完全靠作品说话。”
专辑的封面照，是在北京马甸附近的一个旧货市场拍的。拍摄时，市场里走动的妇孺老幼，好奇张望的摊贩和看客，都自然入画。在杭天眼中，他们不光是背景，更应该是聆听和参与者。他把专辑寄回老家，希望小镇或村庄里的青年能听到他的歌。“我不穿皮衣好不好？我不戴墨镜、不留长头发，我是从他们那儿（村庄）出来的，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认知有一些新的东西，能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摇滚。就是打Blues标签也是为了回避那个90年代，所谓的人们认为黄金时代大摇滚的那种气质。”然而这种心愿也像棉花扔到空气里，没人接住。
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他与中唱和平分手，自己和鼓手吴志军在家中录制。也许因为没有太多包袱，这张专辑更加自我。布鲁斯之外，杭天选择了根源摇滚、民谣、乡村、中国曲艺等不同音乐形式——表皮之下，内里都是摇滚。长达11分钟的《一切正常》里，他借主人公对迷茫青年的劝诫，奉劝听者“不要相信明星或者英雄，不要相信墙上的字虽然很大”，那种“感觉一切都很正常”的麻木与漠然，正是他心目中最大的不正常。
能量转换
第二张专辑发完，顾不得理会发行量（预估也不会好到哪去），杭天与女友远赴美国，一去经年。与音乐的缘分纠葛，就此切断。几年后，朋友偶尔再见到的他，已成为高古瓷、西夏瓷器领域里的资深研究者，风尘仆仆。 怎么迷上了这个？一切并非平地惊雷。表弟大炕记得，童年时别的小孩但凡有零钱都去游戏厅，这个表哥却爱闷在图书馆，或者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画。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不睦，都让杭天更喜欢封闭在自己的兴趣乐园里。虽然在学校颇受赏识，但性格并不开朗，内心的小世界逐渐形成。他痴迷宋词，对很多小令名篇倒背如流。参加各种书法比赛，“动力之一也是想走出去”。
2005年，杭天偶然在书上看到宋代磁州窑陶瓷，赤练童子和诗文相映成趣，尤其是黑釉剔花，暗叹“太美了”。查找资料，发现一个新的境域——西夏瓷。在杭天眼中，西夏瓷有刚健拙朴之美。“线条直楞，不讲究。很张扬又很质朴。像锥子，一下一下戳你。不像明清瓷器的流水线工艺，不能出错，死板僵腐了。”
“西夏剔花，有点像现代油画的笔触，一撮一撮的，不太符合以前国人对汝瓷那种素雅之风的欣赏习惯。还有就是观赏者内心不够强大，随波逐流。梵高的作品一开始也不受待见，他其实受到东方浮世绘的影响，打破了绘画习惯，把视觉图像平面化。你看他画的柏树，跟西夏瓷器上摆动的枝叶还有点像。这是巧合，也是一种艺术的相通。”
兴头上来，杭天不满足于手头资料，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错误”，而市场上的真品西夏瓷器，即使是瓷片也“一片难求”，于是杭天决定直抵西夏腹地：开始无数次坐火车去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的西夏古遗迹、古窑址考察。在贺兰山考察插旗沟窑址，他和朋友开车到离山还有十来公里的滩涂，弃车步行。第二天他告别膝盖不适的朋友，独自探路。不料遇上大雨，山里气候莫测，他只能遗憾返回。“最后在小溪边捡到一些残片，窑址实地并没有找到。一路看到好多岩羊骨架，全是白骨，很难忘。”
出于纠错和分享的意念，他打算自己撰写一本系统呈现西夏瓷器全貌和党项人文明的《西夏瓷器》。“他研究灵武窑，会思考上面绘制剔刻的婴孩的形象，发饰鞋帽，和党项人当时的生活图景能否对得上。如果对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对照。如果对不上，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研究陶瓷史的，很少这么做。一般把瓷器放在这儿，类型划分，断代，结合文献，就马上要得出结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陆军指出。
也正是因为为此书搜集图片，杭天认识了美国顶级古董收藏家、有“明朝之王”称誉的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安思远对这个半路入行、寂寂无名的中国青年敞开怀抱，无偿提供撰书配图，并且在世时以颇为低廉的价格将所藏若干件宋瓷转让给自己，这一直令杭天充满感念。“或许就是有眼缘吧。”不论如何，那一批珍贵的“安氏”瓷器改变了杭天一时拮据的生活，也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去投入音乐。
在美国十来年，杭天的生活淡如清水：妻子在南卡大学教书，他在南卡大学孔子学院教人书画，带带孩子，打打篮球。瓷器研究，既像一处心灵寄托，又如旁逸斜出的能量转移。但终究没法给他足够的满足。
五六月间，我来杭天位于北京宋庄的工作室拜访。除了大厅条案旁立着的陶瓮、地上箱子里一些破碎的瓷片，看起来西夏瓷器在他而今的小环境里比重并不大。
杭天坦承，虽然在美学上喜欢，也出了一本可堪记入专业史册的研究专著，但进入瓷器，更多是谋生之道。
“音乐在我心里，一直像是靴子扔了一只，等着另一只什么时候扔下来。书法，练到基本定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慢慢写，可以偶尔出个集子。这里头，唯有瓷器带给我的成就感是最低的。我之前和人合伙开过一个古玩店，成天得到处转，还得琢磨市场，这个挺耗时间精力的，也是我退出的一个原因。”
2015年底，随着老朋友、贝斯王铮和江湖酒吧老板天晓的力邀，杭天参加了在麻雀瓦舍的江湖九周年演出。意想不到，消失十来年，他的出场居然超越之后出场的布鲁斯大拿菊田俊介，获得满满的欢呼。对他的复出，微博上也一片怀旧和欣慰之声。属于杭天的“另一只靴子”，似乎是掉了下来。
他在北京租了房，装了排练厅，每有演出，表弟大炕便从秦皇岛过来，给乐队做饭。萨克斯手王庾说，杭天给的演出費不高，但他身上自有一股力量能凝聚起大家。
情况似乎在改善。但岁月的包浆里，总会藏着外人难以捕捉到的艰难与黯淡。音乐人黑刀几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再见理想》里，杭天是第一个出镜的主要人物。片子里，他好几次坐在路边，头垂着，拳头相搓，眼圈泛红。
“我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向，没有迎合听众，没有随波逐流。可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说妈妈素来理解支持他，在家人眼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但他固执地选择艺术的道路，没有给家里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
“这个巨大的代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采访时我问他。
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我妈曾经问过我，你唱什么不好呢，唱个《常回家看看》。如果就是唱歌，随大溜儿嘛，唱流行的，对吧？或者金属摇滚，别是现在这样的，就能混得好一点。对吧？早点买房。
我爸爸去世之后，虽然他俩关系不好，但是我妈妈一下子也挺空的，当时她就抑郁症，我给她带到北京治好了。后来她又找了一个老伴，多年后，后老伴去世，那边的儿女和她闹，怕她占房子，将她扫地出门。
我在美国也没顾上，假如说我混得好点，有个小房子让她住。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结果我妈就崩溃了，又是抑郁症。
我当时飞回来了，开导她也不行。后来我明白，她是觉得，老伴也去世了，空了，然后她又没有自己的地方。这个社会又特别强化了对房子的重视，好像房子象征着一切，你有房子你人生就成功了一半。这让这些老年人觉得，没房子我们就飘着，她自己也没有一个着落，被抛弃了一样。但是我的心思没在这，房子我从来就没惦记过，没有特别看中过，现在看是错了。
说到这里，杭天苦笑了一下。
她晚上睡不着觉，来来回回地絮叨。心里各种解不开的结。
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我没有耐心，我甚至还训斥过她……但是我得走了，往返机票早已订好，我走了。2009年冬天，走不出来的抑郁让她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这段采访结束，他带着我参观工作室。看到墙上孩子的照片，语气和神态立刻明朗起来。“老大叫Degan， 中文名杭烈，字德敢。弟弟叫Damien，杭向，字德勉。”杭天让我猜，谁的性格活泼，谁比较敏感。我以为，每年飞去美国三四次的候鸟生活，虽然不够理想，也多少能告慰他对家人的思念。
“他和丽达（妻子Krista的中文名）还好吗？”采访时，乐手、好友们都小心翼翼地抛出这份关心，但都不便从当事人那里获得答案。发稿前几天，杭天告诉我：2016年他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一直没公开，因为还无法适应目前的状况，不知道选择的对错。黑刀拍纪录片时，他正和前妻尝试分居，所以是片中那种痛苦胶着的状态。
“对美国，我始终缺少归属感——尤其对深陷于文化和自我表达中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差别太大，感情和日常生活中总觉得缺少默契。”他说这个决定犹豫了多年，至今不知是否正确。
个人生活，社会的芜杂多变，都在影响创作的心绪。新专辑取名《十二年后》，十二不仅是表盘和命盘上的一个轮回，更可以成为上升的螺旋，累积变化的力量。他意识得到变化就在周遭：国内乐队更多、更丰富，听众的接受度也更宽了，是好事。而另一厢，以前艺术作品垄断在艺术家手里，经过深思熟虑，大投入地制作。现在，随便一个想法经过小视频就能表现出来。“那种‘全民都是艺术家’的乌托邦，似乎已经达到了。对我来说，会觉得，我以前所追求的那种表达，还有意义吗？”
新专里收入了他多年前写的《我不属于这个时代》。“这种感觉不似当年强烈了，经常被淡忘，但偶尔会被唤起，每每此时就倍感孤独绝望。”但杭天仍然认为，历史的必然性在中国被人为夸大了。既然“偶然”能改变时代或者历史，个体的努力就是有意义的——可以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偶然，进而影响时代。
网上有细心人注意到，20年前，杭天透过《我希望》这首歌揭示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弊端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我希望，所有人能住上暖气楼房（住房问题）
我希望，大学生的母亲们能把账还清（教育收费问题）
我希望，没有人嘲笑，诗人太傻（社会对诗人的群体性嘲弄）
……
“他有牢骚，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是那种真正的生机勃勃的希望，而不是混吃等死的享乐主义。”有听友评论。
杭天表示，再写歌，他不见得会直接描述和批评某些具體的社会事件，今后的创作将会更多地聚焦内心。
个人追求也会和同伴的理念相冲突。曾经合作的吉他手魏威、口琴张晓松先后退出。杭天都能理解，“他们想做纯正的Urban Blues（城市布鲁斯），无可厚非。只是我觉得这种音乐发展得越来越套路了，就是一段唱，然后吉他solo，音色越来越华丽，越来越甜，我觉得太窄了，我想做更丰富的音乐。”
几位乐手建议他巡演时多唱《姑娘你让我脑袋发昏》，有气氛，下面也能齐声合唱。他不赞同。“这首是挺有气氛的，但我想选择更能体现我的精神的作品。”
有珍稀高古瓷器在手，难免给人家底殷实、“物质不愁”的想象。但只有他自己和亲友知道，存货日益减少，境况堪忧。而音乐，暂时还是个“出多进少”的行当。他的乐队有两把吉他、一把贝斯、萨克斯、口琴、鼓手、键盘加主唱的“顶级配置”。可巡演下来，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场净得甚至不到四位数，他自己那份还得拿出来贴补。他也知道应该为大家争取。怎么争？他不知道。“让公司多安排我演出？我也没这份号召力啊。”
作家朱文看过杭天在美国拍摄街头音乐的片子，觉得不错。后来聊起来，“你呀，就是不会混。”
如果当时不那么“着急”，晚一点出国，也许能打开局面？
“应该也差不多。歌迷们始终没见过我，想看我演出，但是仍然是小圈子，就是这么多人。不会成为主流。”
十几年的心灰意冷和磨砺，他已经学会接受继续做音乐要面对的困难。但是最近半年还是有些游移：“挫折仍然很多，大环境又收紧，有一种无力感。另一方面是孩子、家庭，觉得错过孩子一定时间的成长，真的是不应该。我现在这样对吗？值得吗？”
6月21日，经历了24小时的飞行，杭天抵达美国南卡，和孩子们短暂相聚。两个半大小子，一人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
行李箱里，躺着彩图本的唐诗、中华成语故事。他希望孩子们能避免对中文的逐渐陌生。还有两个在国内周游时买的木质弹弓，“他俩肯定喜欢，男孩子嘛。我想好了，规定他们不许射动物，我会在院子里做一个怪兽形状的硬纸板标靶，但还没开始做。其实老大最近在迷恋自己做弓箭。我特别希望他俩将来能够适当地远离美国工业体系下的生活，更亲近自然，多尝试手工业时代的生活。”
至少这一次，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个父亲。
（实习记者顾杰、杜莉华、宫健子、邢璐对本文亦有贡献）
舞台灯光下，坐在竹藤高椅上的杭天，脸有点略微发烫。台下，四五百歌迷的阵仗，那些热切的、微醺的脸庞，不断叫着自己名字的急切，梦幻而真实。
上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释放自己，应该是13年前，香山迷笛音乐节。就在那场结束不久，杭天在CD咖啡开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的发布会。会后，便和未婚妻、美国女孩Krista一道赴美，成家、生子，头也不回。
那些被当头浇了盆凉水的歌迷，只好从他的首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里去咂摸醇厚布鲁斯的滋味，在他粗砺而直接的歌词里感知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拷问。他们还来不及从第二张专辑里去了解杭天的转变，便要接受他颇有弃绝意味的离开。
“杭天，杭天！”
2015年末的这个夜里，听闻杭天回国参加江湖九周年店庆的演出，老歌迷们蜂拥而至，在灯光明暗交替、汗水肆意流淌的空间里攒动着身体，争相要和久违的“老杭头”（朋友对杭天的昵称）接近。
主角没法不被这情景感动。也正是这份出乎意料的热忱，让杭天打定主意从美国回来，重新拾起音乐。和摩登天空签约之后，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十二年后》，在2017年完成了19城巡演。
广州巡演场结束，最后的“芥末”（Jam的中文戏译，指多名乐手即兴表演）似乎成了中国蓝调口琴群英会，这在19年前“油炸的蚕豆”时期，不可想象。“当时见过十孔单音口琴的人都寥寥无几。包括那时正处青春期彷徨寻觅中的少年张晓松（此次巡演时同台），更何况吹了，以至于我在当时竟成了中国最早吹奏蓝调口琴的几个‘高手’之一。而现在在张晓松和他的学生们面前，我只能祭出慈祥的注视！”杭天自嘲。
没有几个他的粉丝会猜到，回到北京的杭天，对于复出的紧张与谨慎。因为琴疏技荒，怕露怯，复出时他不敢带吉他上台，转而拿了个平底锅敲节奏。
“我擦掉弦锈，却已忘记旧曲，该如何弹奏。”《十二年后》的歌词，其实是演唱者的真实写照。
布鲁斯是个壳
45岁的杭天，面庞是健康的浅棕，一头黝黑的中长发自然捋到脑后，恍若上个世纪的发型，和中年杭天的气质如此熨帖，为他博得“越老越帅”的评语。人中到下巴的一圈胡子略显斑白，却毫不萎靡。一群人里，杭天挺直的腰身和自然炼成的肌肉线，极易照出旁人的松垮。狮子，这张脸和这副身板让我总不免想到这个形象。
20年前，杭忠强尚是一个从唐山来北京念书、心高气傲的愣头青。不喜欢本名里过于时代气息的“强”字，他给自己改名“杭天”。
在工商大学读经贸读得实在没劲，三天两头翘课。好容易毕了业，青年杭天没去工作，甚至没去面试。
在一盘《大西洋布鲁斯（合集）》的打口带里，他忽然接触到一种沉郁苍凉、百转千回的美国音乐。“感情色彩浓厚，又凄凉，又幽默自嘲，五声音阶滑音，吉他的自由solo（独奏）忽而激烈，忽而沉静。”
17到18世纪，大量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奴隶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内劳作，连工作时相互交谈的自由都没有，他们逐渐用俚语歌唱来排解苦闷、沟通交流。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这种种植园歌曲又转变成了表达凄苦与无奈的“田园呼喊”。
“不好听，太苦了。即便是欢快的旋律里，也透着苦涩。”今天和杭天合作的贝斯手王铮、萨克斯手王庾说起初听布鲁斯的感觉，纷纷摇头。20出头的杭天却很快陷落在根源蓝调的质朴与忧伤里，并且以极好的悟性抓住了布鲁斯的要义——“groove”（律动）。
因缘际会，他慢慢和日本人大泽宽、意大利小伙子克劳迪奥（小可）、鼓手吴志军、吉他手张耘丰和蔡正东等人泡在了一起。其中的大泽宽年龄偏大一点，布鲁斯技法高超、又在音乐上有思考，张耘丰、王铮这些今天国内优秀的乐手都尊其为启蒙者。
“杭天买了Robert Johnson的磁带后，一个人闭门不出、专心用功地学他的吉他弹法，真厉害。”大泽宽回忆。
“是死扒，就是模仿，”“我手上功夫、音乐理论都不强。”杭天清楚自己的长短板。
大泽宽很欣赏这个小伙子的灵性和勤奋，但他一直在拦着杭天。“就跟我说你现在太早了，太早了。你要练，要练节奏。”杭天笑。
他尊崇大泽，但也无法阻挡自己旺盛到满溢的创作欲。很快，小样鼓捣出来了。“布鲁斯其实只是个壳，它是我表达内心的工具。歌词，才是我的灵魂。”杭天直陈。
“剪刀差”
我的心 是油炸的蚕豆 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
我的心 是泛着沫的啤酒 当你吻我的时候
我的心 是砂锅里的豆腐 当你靠在我肩头
我的心 是粉条炖的泥鳅 摸不准它在哪头
带着苍蝇馆子式的热乎和男人的深沉与“无赖”，音乐一起，却是地道的布鲁斯旋律，加上杭天浑厚的嗓音，这首《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夹杂着西韵的迷醉与东方三四线城镇的诗意，又叫人忍俊不禁。不过，“油炸蚕豆”是典型的布鲁斯情歌基调，却不一定是杭天最渴望表达和感染听者的一面。
大泽宽曾给过他忠告。“他说：杭天，你别这样。你要是批评什么，要笑，要幽默！他一直跟我灌输这个。”杭天果然铭记在心。《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旋律简单欢畅，歌词里却道出一种“怒其不争”：
我們都喜欢这张网，它能挡住外面的牛虻，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们感到很强壮……
被很多人赞到极富“预见性”的，则是与今天的“拼爹”现象绝妙吻合的《比比爸爸》：
一天到晚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小人物爸爸） 下岗名额中可别有他（沉默爸爸）
台下听众鼓起掌来唏哩哗啦（威风爸爸）
害怕收费的上门找他（农民爸爸）
做的买卖别人不敢而且越来越不喜欢妈妈（潇洒爸爸）
……
这些爸爸里，自然也有创作者父亲的影子。杭天曾说此曲的歌词是“在自家地里摘的”。只是，被他摘的这人不但不威风、不潇洒，反而几乎“毫无存在感”。
九岁以前，杭天在老家山东农村生活。父亲随着杭天的爷爷来到唐山，在一个化工厂工作。印象里爸爸有耳疾，显得智力也较常人稍低一些，属于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成日被别人呼来唤去不当回事的那种。“在家，也当没他这个人。更不用说，能在儿子受挫时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了。”母亲则特别聪明，继承了姥姥的勤劳善良，会摊煎饼，会给人做衣服。
“我父母的婚姻就是‘剪刀差’造成的。上头把农民种的粮食收走，细粮给工人，给城市的人，农民仅仅留下一点口粮，这个公平吗？农民受欺负了几十年。”杭天对此不平。
但母亲对未来的指望很快落了空。一张初看英俊却迅速颓唐的脸，羸弱的身体，平淡的眼神，每月如数拿回家的微薄工资，便是男人能给她的全部。也根本无暇顾及，化工厂的漫天灰尘正腐蚀着这个中年男人的肺。
得不到回应，更遑论体贴。母亲每每不高兴，就带上一个孩子坐火车回山东老家。杭天写过一首明快的《东西南北火车Blues》，口琴声如同蒸汽机车发动的节奏，很叫人心驰神往。但在儿时，火车对他只意味着漫长的旅途和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叔伯。“舅舅每次送我们母子，都只能把我从窗户里塞进去。”日子难过到极点时，母亲时常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家里仨男娃，老大跟着爹在唐山，是能吃大米白面的城市户，上着矿上的子弟学校。杭天和弟弟在老家吃粗粮，上的学校是村里破庙改的，每天自己带着板凳去，老師只是略懂汉语拼音的识字人。“我妈想让我们都来唐山念书。我一年级都上了半年了，怎么办？打离婚。（假）离婚之后把孩子判给我爸爸。我爸智商低，他吓坏了，以为真要离婚，我妈妈就跟他解释这个，费老劲了。”
缺乏父爱的少年，从《东周列国志》、金庸梁羽生里找到崇拜的对象，这与从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融合。在农村长大，又使他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有很多亲近感，他们成为儿时的杭天心中的英雄。“这种亲近感使我更容易接受民歌、民间文学，即使后来的西方摇滚，也是从根源民歌入手。”
从出道到今天，杭天身上始终没有一些摇滚人的“糙”劲儿。“我没有一般小孩那种比较表面的叛逆，我背着一些更沉重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摇滚。”杭天回忆。但他说自己从不仇富，而是在出版第一张专辑时喊出：音乐属于所有的人，穷人、富人、局长、农民。
失意
第一张专辑小样出来，杭天像当时那些漂在北京、等待冒头的年轻人，一家家音像公司敲门送上。那时的他短头发，穿着“土了吧唧”的衬衫，学生模样。磁带也是四轨机录的。碰壁可想而知。
1998年，正是大音量的天下。魔岩三杰余温犹在，万晓利、小河等民谣歌手还不为许多人所知，以外省青年为骨干的地下摇滚运动正在发轫前夜。布鲁斯，只在极小的圈子里酝酿。
没承想遇到当时在中唱公司自创工作室的侯钧，一个体制内想突破瓶颈的操盘手。当时他手上主要是尹相杰、黄鹤翔这类通俗民歌手，正缺乏有新意、有思想的原创作品。拿到小样的当天半夜，侯钧听完，就激动地给杭天打电话约见。
几个月后，双方签约。录音棚位于石碑胡同，录音师是业内受人景仰的前辈张小安。然而录惯了交响乐、民歌和流行乐，张小安对布鲁斯并不在行。杭天希望，出来的效果是六七十年代老磁带的感觉，更冲一点，脏一点。但这对张小安的精妙设备和多年经验仿佛“大材小用”。侯钧也坚决不同意，“快21世纪了，往老路走没必要。”
最后的结果，张小安的理念没有彻底施展，杭天的“干涉”也没有完全到位。“音量偏小。饱和度不够。不过这种奇怪的组合也挺好，艺术就是如此。成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杭天接受了处女作的成品效果，却难以接受一石扔下、波澜不兴的外界反应。《比比爸爸》和《你的眼》登上过电台榜单，但评论界没有给出多少积极的反馈。侯钧说工作室为这一张“冒险”的专辑投入了十五六万，最后销售和演出所得大约收回成本的三分之一。
20年后，杭天和侯钧重逢，才知道专辑遇冷还有个客观原因。“90年代广州每年开唱片订货会。中唱公司把磁带一摆，各地音像社来拿，也许一下就能铺开。偏偏98年订货会取消了。习惯了坐着等的中唱发行人员一下子傻眼了。”
当时满怀期待的音乐青年一下尝到了世态炎凉。“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做到位了，有创新，就能够听到四面传唱。后来知道这圈子不是完全靠作品说话。”
专辑的封面照，是在北京马甸附近的一个旧货市场拍的。拍摄时，市场里走动的妇孺老幼，好奇张望的摊贩和看客，都自然入画。在杭天眼中，他们不光是背景，更应该是聆听和参与者。他把专辑寄回老家，希望小镇或村庄里的青年能听到他的歌。“我不穿皮衣好不好？我不戴墨镜、不留长头发，我是从他们那儿（村庄）出来的，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认知有一些新的东西，能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摇滚。就是打Blues标签也是为了回避那个90年代，所谓的人们认为黄金时代大摇滚的那种气质。”然而这种心愿也像棉花扔到空气里，没人接住。
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他与中唱和平分手，自己和鼓手吴志军在家中录制。也许因为没有太多包袱，这张专辑更加自我。布鲁斯之外，杭天选择了根源摇滚、民谣、乡村、中国曲艺等不同音乐形式——表皮之下，内里都是摇滚。长达11分钟的《一切正常》里，他借主人公对迷茫青年的劝诫，奉劝听者“不要相信明星或者英雄，不要相信墙上的字虽然很大”，那种“感觉一切都很正常”的麻木与漠然，正是他心目中最大的不正常。
能量转换
第二张专辑发完，顾不得理会发行量（预估也不会好到哪去），杭天与女友远赴美国，一去经年。与音乐的缘分纠葛，就此切断。几年后，朋友偶尔再见到的他，已成为高古瓷、西夏瓷器领域里的资深研究者，风尘仆仆。 怎么迷上了这个？一切并非平地惊雷。表弟大炕记得，童年时别的小孩但凡有零钱都去游戏厅，这个表哥却爱闷在图书馆，或者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画。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不睦，都让杭天更喜欢封闭在自己的兴趣乐园里。虽然在学校颇受赏识，但性格并不开朗，内心的小世界逐渐形成。他痴迷宋词，对很多小令名篇倒背如流。参加各种书法比赛，“动力之一也是想走出去”。
2005年，杭天偶然在书上看到宋代磁州窑陶瓷，赤练童子和诗文相映成趣，尤其是黑釉剔花，暗叹“太美了”。查找资料，发现一个新的境域——西夏瓷。在杭天眼中，西夏瓷有刚健拙朴之美。“线条直楞，不讲究。很张扬又很质朴。像锥子，一下一下戳你。不像明清瓷器的流水线工艺，不能出错，死板僵腐了。”
“西夏剔花，有点像现代油画的笔触，一撮一撮的，不太符合以前国人对汝瓷那种素雅之风的欣赏习惯。还有就是观赏者内心不够强大，随波逐流。梵高的作品一开始也不受待见，他其实受到东方浮世绘的影响，打破了绘画习惯，把视觉图像平面化。你看他画的柏树，跟西夏瓷器上摆动的枝叶还有点像。这是巧合，也是一种艺术的相通。”
兴头上来，杭天不满足于手头资料，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错误”，而市场上的真品西夏瓷器，即使是瓷片也“一片难求”，于是杭天决定直抵西夏腹地：开始无数次坐火车去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的西夏古遗迹、古窑址考察。在贺兰山考察插旗沟窑址，他和朋友开车到离山还有十来公里的滩涂，弃车步行。第二天他告别膝盖不适的朋友，独自探路。不料遇上大雨，山里气候莫测，他只能遗憾返回。“最后在小溪边捡到一些残片，窑址实地并没有找到。一路看到好多岩羊骨架，全是白骨，很难忘。”
出于纠错和分享的意念，他打算自己撰写一本系统呈现西夏瓷器全貌和党项人文明的《西夏瓷器》。“他研究灵武窑，会思考上面绘制剔刻的婴孩的形象，发饰鞋帽，和党项人当时的生活图景能否对得上。如果对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对照。如果对不上，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研究陶瓷史的，很少这么做。一般把瓷器放在这儿，类型划分，断代，结合文献，就马上要得出结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陆军指出。
也正是因为为此书搜集图片，杭天认识了美国顶级古董收藏家、有“明朝之王”称誉的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安思远对这个半路入行、寂寂无名的中国青年敞开怀抱，无偿提供撰书配图，并且在世时以颇为低廉的价格将所藏若干件宋瓷转让给自己，这一直令杭天充满感念。“或许就是有眼缘吧。”不论如何，那一批珍贵的“安氏”瓷器改变了杭天一时拮据的生活，也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去投入音乐。
在美国十来年，杭天的生活淡如清水：妻子在南卡大学教书，他在南卡大学孔子学院教人书画，带带孩子，打打篮球。瓷器研究，既像一处心灵寄托，又如旁逸斜出的能量转移。但终究没法给他足够的满足。
五六月间，我来杭天位于北京宋庄的工作室拜访。除了大厅条案旁立着的陶瓮、地上箱子里一些破碎的瓷片，看起来西夏瓷器在他而今的小环境里比重并不大。
杭天坦承，虽然在美学上喜欢，也出了一本可堪记入专业史册的研究专著，但进入瓷器，更多是谋生之道。
“音乐在我心里，一直像是靴子扔了一只，等着另一只什么时候扔下来。书法，练到基本定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慢慢写，可以偶尔出个集子。这里头，唯有瓷器带给我的成就感是最低的。我之前和人合伙开过一个古玩店，成天得到处转，还得琢磨市场，这个挺耗时间精力的，也是我退出的一个原因。”
踟蹰
2015年底，随着老朋友、贝斯王铮和江湖酒吧老板天晓的力邀，杭天参加了在麻雀瓦舍的江湖九周年演出。意想不到，消失十来年，他的出场居然超越之后出场的布鲁斯大拿菊田俊介，获得满满的欢呼。对他的复出，微博上也一片怀旧和欣慰之声。属于杭天的“另一只靴子”，似乎是掉了下来。
他在北京租了房，装了排练厅，每有演出，表弟大炕便从秦皇岛过来，给乐队做饭。萨克斯手王庾说，杭天给的演出費不高，但他身上自有一股力量能凝聚起大家。
情况似乎在改善。但岁月的包浆里，总会藏着外人难以捕捉到的艰难与黯淡。音乐人黑刀几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再见理想》里，杭天是第一个出镜的主要人物。片子里，他好几次坐在路边，头垂着，拳头相搓，眼圈泛红。
“我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向，没有迎合听众，没有随波逐流。可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说妈妈素来理解支持他，在家人眼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但他固执地选择艺术的道路，没有给家里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
“这个巨大的代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采访时我问他。
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我妈曾经问过我，你唱什么不好呢，唱个《常回家看看》。如果就是唱歌，随大溜儿嘛，唱流行的，对吧？或者金属摇滚，别是现在这样的，就能混得好一点。对吧？早点买房。
我爸爸去世之后，虽然他俩关系不好，但是我妈妈一下子也挺空的，当时她就抑郁症，我给她带到北京治好了。后来她又找了一个老伴，多年后，后老伴去世，那边的儿女和她闹，怕她占房子，将她扫地出门。
我在美国也没顾上，假如说我混得好点，有个小房子让她住。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结果我妈就崩溃了，又是抑郁症。
我当时飞回来了，开导她也不行。后来我明白，她是觉得，老伴也去世了，空了，然后她又没有自己的地方。这个社会又特别强化了对房子的重视，好像房子象征着一切，你有房子你人生就成功了一半。这让这些老年人觉得，没房子我们就飘着，她自己也没有一个着落，被抛弃了一样。但是我的心思没在这，房子我从来就没惦记过，没有特别看中过，现在看是错了。
说到这里，杭天苦笑了一下。
她晚上睡不着觉，来来回回地絮叨。心里各种解不开的结。
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我没有耐心，我甚至还训斥过她……但是我得走了，往返机票早已订好，我走了。2009年冬天，走不出来的抑郁让她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这段采访结束，他带着我参观工作室。看到墙上孩子的照片，语气和神态立刻明朗起来。“老大叫Degan， 中文名杭烈，字德敢。弟弟叫Damien，杭向，字德勉。”杭天让我猜，谁的性格活泼，谁比较敏感。我以为，每年飞去美国三四次的候鸟生活，虽然不够理想，也多少能告慰他对家人的思念。
“他和丽达（妻子Krista的中文名）还好吗？”采访时，乐手、好友们都小心翼翼地抛出这份关心，但都不便从当事人那里获得答案。发稿前几天，杭天告诉我：2016年他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一直没公开，因为还无法适应目前的状况，不知道选择的对错。黑刀拍纪录片时，他正和前妻尝试分居，所以是片中那种痛苦胶着的状态。
“对美国，我始终缺少归属感——尤其对深陷于文化和自我表达中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差别太大，感情和日常生活中总觉得缺少默契。”他说这个决定犹豫了多年，至今不知是否正确。
个人生活，社会的芜杂多变，都在影响创作的心绪。新专辑取名《十二年后》，十二不仅是表盘和命盘上的一个轮回，更可以成为上升的螺旋，累积变化的力量。他意识得到变化就在周遭：国内乐队更多、更丰富，听众的接受度也更宽了，是好事。而另一厢，以前艺术作品垄断在艺术家手里，经过深思熟虑，大投入地制作。现在，随便一个想法经过小视频就能表现出来。“那种‘全民都是艺术家’的乌托邦，似乎已经达到了。对我来说，会觉得，我以前所追求的那种表达，还有意义吗？”
新专里收入了他多年前写的《我不属于这个时代》。“这种感觉不似当年强烈了，经常被淡忘，但偶尔会被唤起，每每此时就倍感孤独绝望。”但杭天仍然认为，历史的必然性在中国被人为夸大了。既然“偶然”能改变时代或者历史，个体的努力就是有意义的——可以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偶然，进而影响时代。
网上有细心人注意到，20年前，杭天透过《我希望》这首歌揭示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弊端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我希望，所有人能住上暖气楼房（住房问题）
我希望，大学生的母亲们能把账还清（教育收费问题）
我希望，没有人嘲笑，诗人太傻（社会对诗人的群体性嘲弄）
……
“他有牢骚，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是那种真正的生机勃勃的希望，而不是混吃等死的享乐主义。”有听友评论。
杭天表示，再写歌，他不见得会直接描述和批评某些具體的社会事件，今后的创作将会更多地聚焦内心。
个人追求也会和同伴的理念相冲突。曾经合作的吉他手魏威、口琴张晓松先后退出。杭天都能理解，“他们想做纯正的Urban Blues（城市布鲁斯），无可厚非。只是我觉得这种音乐发展得越来越套路了，就是一段唱，然后吉他solo，音色越来越华丽，越来越甜，我觉得太窄了，我想做更丰富的音乐。”
几位乐手建议他巡演时多唱《姑娘你让我脑袋发昏》，有气氛，下面也能齐声合唱。他不赞同。“这首是挺有气氛的，但我想选择更能体现我的精神的作品。”
有珍稀高古瓷器在手，难免给人家底殷实、“物质不愁”的想象。但只有他自己和亲友知道，存货日益减少，境况堪忧。而音乐，暂时还是个“出多进少”的行当。他的乐队有两把吉他、一把贝斯、萨克斯、口琴、鼓手、键盘加主唱的“顶级配置”。可巡演下来，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场净得甚至不到四位数，他自己那份还得拿出来贴补。他也知道应该为大家争取。怎么争？他不知道。“让公司多安排我演出？我也没这份号召力啊。”
作家朱文看过杭天在美国拍摄街头音乐的片子，觉得不错。后来聊起来，“你呀，就是不会混。”
如果当时不那么“着急”，晚一点出国，也许能打开局面？
“应该也差不多。歌迷们始终没见过我，想看我演出，但是仍然是小圈子，就是这么多人。不会成为主流。”
十几年的心灰意冷和磨砺，他已经学会接受继续做音乐要面对的困难。但是最近半年还是有些游移：“挫折仍然很多，大环境又收紧，有一种无力感。另一方面是孩子、家庭，觉得错过孩子一定时间的成长，真的是不应该。我现在这样对吗？值得吗？”
6月21日，经历了24小时的飞行，杭天抵达美国南卡，和孩子们短暂相聚。两个半大小子，一人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
行李箱里，躺着彩图本的唐诗、中华成语故事。他希望孩子们能避免对中文的逐渐陌生。还有两个在国内周游时买的木质弹弓，“他俩肯定喜欢，男孩子嘛。我想好了，规定他们不许射动物，我会在院子里做一个怪兽形状的硬纸板标靶，但还没开始做。其实老大最近在迷恋自己做弓箭。我特别希望他俩将来能够适当地远离美国工业体系下的生活，更亲近自然，多尝试手工业时代的生活。”
至少这一次，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个父亲。
（实习记者顾杰、杜莉华、宫健子、邢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