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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可以将劳动者收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两种不同收入类型对于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以及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为此，应在提高我国劳动者持久性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方面做出以下努力：大幅度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劳动者收入预期；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建立严格的金融监管市场，创新金融工具，让劳动者拥有更多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提高财产性收入。
关键词：劳动者收入；消费需求；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5—0062—04
按照不同的划分依据，劳动者的收入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根据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收入可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持久性收入是指劳动者可以预期到的长久性的、较为稳定的收入。持久性收入具体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企业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家庭拥有的房屋、车辆、收藏品等不动产和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及其利息和红利等动产所获得的收入。暂时性收入是指劳动者不能预期到的短暂的、非连续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具体包括劳动者的加班费、奖金、津贴、绩效工资、遗产、馈赠、意外所得等。
本文也将按照弗里德曼的研究思路，将我国劳动者收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工资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是我国劳动者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将其纳入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之中。而财产性收入（例如房产、利息、股票等）、劳动者的加班费、奖金、绩效工资等会随着经济周期、资本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不稳定性的趋势较为明显，因此将其纳入暂时性收入之中。
劳动者两种不同收入类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1.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抑制了当前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者是用他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持久性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因此，持久性收入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消费者的持久性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就会越高，消费需求就会越大。但是当前我国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过低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当前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并且存在日益下降的趋势。当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16.9%，2005年为11.0%，下降了5.9个百分点。而职工工资总额占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则下降得更多，1980年为24.2%，2007年为11%，下降了13.2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到2008年为30067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8%；同期，职工年人均货币工资由615元增加到29229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率为7.1%；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7个百分点。1992—2005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3.47%下降到50.43%，下降了13.04个百分点。另外，2009年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当前我国低收入职工比例大，67.2%的职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17.3%职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我国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
第二，当前我国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较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劳动者转移性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一些竞争充分的国营、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劳动者转移性收入水平较低，劳动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此外，我国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普遍偏低。尤其是许多竞争性行业的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远远低于政府公务员和垄断行业的退休人员，有的相差几倍甚至更多。此外，政府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当前劳动者转移性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2008年中国在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项目上的开支是6804.29亿元，相当于2008年财政税收的13%，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2.2%。2008年中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514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为7.5%，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不仅如此，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比例也较少。例如，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从医药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来看，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有2.7%。
第三，我国劳动者财产性收入偏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商品化，这就使得我国大部分劳动者不得不通过房地产市场交易才能满足其居住需求。而由于近些年来房价和物价的节节攀升，劳动者微薄的收入只能用于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再加上政府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有限，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劳动者更难以通过商品化的住房市场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目前在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小，大约在2%左右。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制化监管还远未完善，劳动者的投资理财渠道十分有限，许多保守的劳动者也只能把工资收入存入利息较低的银行，从而限制了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2.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与对国有经济部门的激进式改革相伴随,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被排除在传统的稳定就业形式之外。固定职工的比重从1995年的75.06%下降到2002年的52.51%。而其他就业形式（临时工、短期合同工等）所占比重则大幅增长。在就业人员中，稳定就业在1995—200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经济周期的不断波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变动较大，由劳动者非稳定性就业所引起的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出现失衡，从而造成我国近些年来失业率上升，劳动者收入总量减少。这些改革措施和经济剧烈波动对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不仅使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且对于现有从而导致我国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增强。此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劳动者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的依靠国家和劳动者所在企业提供的住房、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的福利化政策逐步被取消，而改由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来负担。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而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要用于储蓄以保障未来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预防性特征也明显增强。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并不乐观，从而使得劳动者增加现期储蓄水平，抑制了当前消费需求的增加。
3.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劳动者的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明显增强。劳动者的奖金、津贴等与企业效益密切相关。而在当前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外，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仍然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面临不确定性，因此，这些企业劳动者的奖金、加班费、津贴和绩效工资等暂时性收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储蓄倾向上升，降低了劳动者现期的消费需求。
提高劳动者持久性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的建议
1.大幅度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劳动者收入预期
工资收入是劳动者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可以稳定劳动者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要加快推进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努力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健全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各地普遍达到当地每年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如果企业发生严重违反国家规定和最低工资条例的做法，应当给予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停业整改、吊销营业执照等；每年各地政府发布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并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要求企业必须强制执行。二是每年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物价、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等因素）及时发布当地劳动力的市场工资指导价，并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要求企业必须强制执行；三是政府和相关劳动部门应当规定企业人工成本的比例，这样可以起到限制和约束企业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做法，从而增加劳动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重；四是大幅度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收入，严格限制国有企业高管收入，缩小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例如，应当规定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职工工资收入的几倍。
第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全企业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深化改革，尤其是推动反垄断的改革。垄断是转型时期影响中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制约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加大反垄断的力度，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有效保障劳动者收入。要控制石油、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主渠道作用，为保障劳动者收入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四是探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日本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只用了7年时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与可能，应使劳动者收入能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得到明显的提高。
第三，促进非公企业工会、职代会建设，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政府应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以便更好地发挥工会维权的职能，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促进非公企业工会与职代会建设，推动企业裁员减薪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企业裁员减薪不仅要按法律程序执行，还须通过民主程序；裁员减薪到一定幅度须向工会出具理由；劳动者若因经济危机降薪，企业高管也须降薪，且幅度不能低于劳动者等。
第四，积极推动行业工会的建立与发展。地域性和企业型工会组织在法律援助手段和针对性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果按行业成立工会组织，则可以突出不同行业的各自特点，实事求是地维护本行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成立行业工会，可以减少和消除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差异，有利于劳动者在行业内的流动。因此，亟须建立和组织行业工会，推动和加强行业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力度。
2.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
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增加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第二，应着重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完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第三，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根据中国国情，社会保障税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充分体现税收的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同时，社会保障机构的管理费收支也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执行财政部门的财务会计制度，管理过程要坚持慎重的原则，基金的保值增值一定要避免风险，要坚持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运用社会保障基金弥补其他财政支出不足，更不能用来为单位和个人牟利，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应受到严肃处理。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打破城乡壁垒,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科学地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尽可能使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涵盖每一个有实际需要的农村居民，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要严格确定保障对象，真正让那些难以维持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此外，还要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切入点,重点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农民的社会福利。第五，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扩大保障范围，增加保障项目，加大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力度，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在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基金征缴和支出监督、全面落实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基础上，明确各级财政对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的责任。
3.建立严格的金融监管市场，创新金融工具，让劳动者拥有更多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提高财产性收入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理财产品的品种还很有限，社会公众可自由选择的余地还很小，除了把钱投资房地产、股票市场等，劳动者没有更多的投资理财渠道可以进行。而当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股票市场对于处于散户的劳动者来说又风险太大，因此我国大多数劳动者只能把辛苦积攒的现金存入银行。但是面对通货膨胀，银行的实际存款为负利率，这意味着劳动者的银行存款在不断贬值。因此，应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创新多种金融工具，让劳动者拥有更多的金融理财产品，扩大劳动者投资理财的渠道，使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能够逐年稳步增加，这是扩大我国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维持和谐、平稳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要联合起来，不仅要提升理财市场的总量，还要在品种结构上下工夫，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考虑普通劳动者的资产规模、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逐步开发更多的适合大众需求的投资产品。
参考文献
［1］信卫平，燕晓飞.论我国工会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维权职能［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6）：7.
［2］六成职工认为：收入分配最不公平［N］.南国都市报,2010—03—11,（5）.
［3］肖明.居民消费率低，收入分配五路出击［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7—07.
［4］ 袁文平.“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意义重大［J］.财经科学,2007,（11）：2.
［5］罗楚亮.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11.
责任编辑：晓立
关键词：劳动者收入；消费需求；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5—0062—04
按照不同的划分依据，劳动者的收入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根据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收入可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持久性收入是指劳动者可以预期到的长久性的、较为稳定的收入。持久性收入具体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企业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家庭拥有的房屋、车辆、收藏品等不动产和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及其利息和红利等动产所获得的收入。暂时性收入是指劳动者不能预期到的短暂的、非连续的、带有偶然性质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具体包括劳动者的加班费、奖金、津贴、绩效工资、遗产、馈赠、意外所得等。
本文也将按照弗里德曼的研究思路，将我国劳动者收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工资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是我国劳动者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将其纳入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之中。而财产性收入（例如房产、利息、股票等）、劳动者的加班费、奖金、绩效工资等会随着经济周期、资本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不稳定性的趋势较为明显，因此将其纳入暂时性收入之中。
劳动者两种不同收入类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1.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抑制了当前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者是用他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持久性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因此，持久性收入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消费者的持久性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就会越高，消费需求就会越大。但是当前我国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过低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当前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并且存在日益下降的趋势。当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16.9%，2005年为11.0%，下降了5.9个百分点。而职工工资总额占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则下降得更多，1980年为24.2%，2007年为11%，下降了13.2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到2008年为30067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8%；同期，职工年人均货币工资由615元增加到29229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率为7.1%；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7个百分点。1992—2005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3.47%下降到50.43%，下降了13.04个百分点。另外，2009年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当前我国低收入职工比例大，67.2%的职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17.3%职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我国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
第二，当前我国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较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劳动者转移性收入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一些竞争充分的国营、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劳动者转移性收入水平较低，劳动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此外，我国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普遍偏低。尤其是许多竞争性行业的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远远低于政府公务员和垄断行业的退休人员，有的相差几倍甚至更多。此外，政府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当前劳动者转移性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2008年中国在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项目上的开支是6804.29亿元，相当于2008年财政税收的13%，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2.2%。2008年中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514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比重为7.5%，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不仅如此，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比例也较少。例如，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从医药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来看，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有2.7%。
第三，我国劳动者财产性收入偏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商品化，这就使得我国大部分劳动者不得不通过房地产市场交易才能满足其居住需求。而由于近些年来房价和物价的节节攀升，劳动者微薄的收入只能用于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再加上政府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有限，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劳动者更难以通过商品化的住房市场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目前在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小，大约在2%左右。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制化监管还远未完善，劳动者的投资理财渠道十分有限，许多保守的劳动者也只能把工资收入存入利息较低的银行，从而限制了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2.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与对国有经济部门的激进式改革相伴随,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被排除在传统的稳定就业形式之外。固定职工的比重从1995年的75.06%下降到2002年的52.51%。而其他就业形式（临时工、短期合同工等）所占比重则大幅增长。在就业人员中，稳定就业在1995—200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经济周期的不断波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变动较大，由劳动者非稳定性就业所引起的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出现失衡，从而造成我国近些年来失业率上升，劳动者收入总量减少。这些改革措施和经济剧烈波动对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不仅使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且对于现有从而导致我国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增强。此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劳动者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的依靠国家和劳动者所在企业提供的住房、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的福利化政策逐步被取消，而改由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来负担。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而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要用于储蓄以保障未来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预防性特征也明显增强。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劳动者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并不乐观，从而使得劳动者增加现期储蓄水平，抑制了当前消费需求的增加。
3.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劳动者的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明显增强。劳动者的奖金、津贴等与企业效益密切相关。而在当前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外，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仍然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面临不确定性，因此，这些企业劳动者的奖金、加班费、津贴和绩效工资等暂时性收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储蓄倾向上升，降低了劳动者现期的消费需求。
提高劳动者持久性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的建议
1.大幅度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劳动者收入预期
工资收入是劳动者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可以稳定劳动者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要加快推进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努力实现劳动者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健全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各地普遍达到当地每年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如果企业发生严重违反国家规定和最低工资条例的做法，应当给予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停业整改、吊销营业执照等；每年各地政府发布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并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要求企业必须强制执行。二是每年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物价、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等因素）及时发布当地劳动力的市场工资指导价，并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要求企业必须强制执行；三是政府和相关劳动部门应当规定企业人工成本的比例，这样可以起到限制和约束企业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做法，从而增加劳动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重；四是大幅度提高一线工人的工资收入，严格限制国有企业高管收入，缩小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例如，应当规定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职工工资收入的几倍。
第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健全企业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深化改革，尤其是推动反垄断的改革。垄断是转型时期影响中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制约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该加大反垄断的力度，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有效保障劳动者收入。要控制石油、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主渠道作用，为保障劳动者收入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四是探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日本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只用了7年时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与可能，应使劳动者收入能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得到明显的提高。
第三，促进非公企业工会、职代会建设，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政府应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以便更好地发挥工会维权的职能，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促进非公企业工会与职代会建设，推动企业裁员减薪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企业裁员减薪不仅要按法律程序执行，还须通过民主程序；裁员减薪到一定幅度须向工会出具理由；劳动者若因经济危机降薪，企业高管也须降薪，且幅度不能低于劳动者等。
第四，积极推动行业工会的建立与发展。地域性和企业型工会组织在法律援助手段和针对性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果按行业成立工会组织，则可以突出不同行业的各自特点，实事求是地维护本行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成立行业工会，可以减少和消除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差异，有利于劳动者在行业内的流动。因此，亟须建立和组织行业工会，推动和加强行业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力度。
2.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
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增加劳动者的转移性收入，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第二，应着重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完善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第三，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根据中国国情，社会保障税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充分体现税收的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同时，社会保障机构的管理费收支也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执行财政部门的财务会计制度，管理过程要坚持慎重的原则，基金的保值增值一定要避免风险，要坚持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运用社会保障基金弥补其他财政支出不足，更不能用来为单位和个人牟利，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应受到严肃处理。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打破城乡壁垒,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科学地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尽可能使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涵盖每一个有实际需要的农村居民，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要严格确定保障对象，真正让那些难以维持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在政府的帮助下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此外，还要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切入点,重点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农民的社会福利。第五，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扩大保障范围，增加保障项目，加大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力度，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在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基金征缴和支出监督、全面落实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基础上，明确各级财政对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的责任。
3.建立严格的金融监管市场，创新金融工具，让劳动者拥有更多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提高财产性收入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理财产品的品种还很有限，社会公众可自由选择的余地还很小，除了把钱投资房地产、股票市场等，劳动者没有更多的投资理财渠道可以进行。而当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股票市场对于处于散户的劳动者来说又风险太大，因此我国大多数劳动者只能把辛苦积攒的现金存入银行。但是面对通货膨胀，银行的实际存款为负利率，这意味着劳动者的银行存款在不断贬值。因此，应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创新多种金融工具，让劳动者拥有更多的金融理财产品，扩大劳动者投资理财的渠道，使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能够逐年稳步增加，这是扩大我国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维持和谐、平稳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等要联合起来，不仅要提升理财市场的总量，还要在品种结构上下工夫，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考虑普通劳动者的资产规模、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逐步开发更多的适合大众需求的投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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