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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云南解放前夕，由李弥统领的国民党军队残部溃窜缅北，并利用朝鲜战争之机窜扰云南。缅甸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通过外交途径施压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并向联合国提起控诉，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将其大部撤往台湾。
关于建国初期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军）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台湾柏杨的《金三角、边区、荒城》和《异域》，大陆邓贤的《流浪金三角》，张伯金的《亡命金三角》，以及徐军的《流亡异国的蒋军残部》等，都有过介绍，但多采用纪实文学的笔法，且多聚焦金三角的毒品问题。近年来，随着外交档案的不断解密，学术层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的史实也日益清晰。本文拟根据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的外交档案，并综合已有的研究，对李弥及其国军残部从流窜滇缅边境到盘踞缅北再到撤往台湾的大致过程，进行考订、梳理和描述。
兵败云南 溃窜缅北
1949年年底，解放军向盘踞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国民党军队溃败滇南后，由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以及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两支残部约1400余人，于1950年2月先后流窜到缅泰边境大其力（Tachileik）附近的猛捧（Mong Pong）地区。其后，一些零星的队伍也加入其中。几支残军联合组成“复兴部队”，初由第93师的参谋长何述传担任指挥官，后由李国辉接任指挥官，谭忠为副指挥官，此后国军残部在缅甸的活动进入“小李将军时代”。
此前已撤退到台北的这些军队的统领李弥此时主动向台湾当局请缨：“拟即赶赴滇南地区，收容部队，负弩前驱，为国效命。”据台北学者覃怡辉考订，1950年2月6日李弥在未获台湾当局批准时，便迫不及待地由基隆乘轮船偷渡到香港，再辗转于4月11日到达曼谷，经国民党驻泰武官陈振熙协助，与窜缅国军残部取得联系，并设法获得驻泰使馆职员身份留居泰国，同时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身份，领导流窜缅甸境内的国军残部。
对于这支国军残部，初到台湾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当局既不很了解也不很重视。当李国辉等设法通过电台与台湾当局取得联系时，后者只是指示他们：设法自行解决出路。到1950年3月底，这支部队只收到台湾方面汇来的5万泰铢。4月李弥抵泰后，将其私人积蓄的10万美金提供给他们充作给养。经李弥争取，自5月起台湾当局同意每月提供10万泰铢（7月起增加为20万泰铢）作为军饷。
时缅甸独立不久，对国内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控制能力薄弱，对这批非法入侵的国军残部十分担忧，从一开始便采取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方式，力图将这批不速之客驱逐出境。但历经两个月，大其力战役却以缅甸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缅甸方面不得不将重心转到外交舞台上。
由于缅甸政府在1949年12月17日便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于1950年6月8日正式与新中国建交，与此同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因而在外交舞台上缅甸方面只能通过美国政府与台湾方面交涉。1950年7月，缅甸政府请求美国方面向台湾施加压力，让国军残部或缴械接受安置，或立即撤离缅境，否则将向联合国提出控诉。美国政府在当时对于这支国军残部同样既不了解也不重视，认为他们不但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在舆论上会有利于共产党阵营的宣传，如果听任他们滞留缅甸，缅甸政府将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去对付他们，进而不能全力对付境内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克伦族反叛武装，这样不但会威胁到缅甸内部的政治安定，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局势。在接到缅甸政府的请求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先后于7月7日和7月25日两次约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台湾当局命令缅北的国军残部向缅甸政府缴械。李弥等人以如向承认中共政权的缅甸政府缴械，部队将铤而走险为由，拒绝撤军。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再次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名义向顾维钧重申撤军的要求。与此同时，缅甸政府决定将国军残部入侵缅甸的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于8月3日致电李弥，命令其于8月14日前将国军残部撤出缅北，进入云南从事游击活动。缅甸方面对此表示满意，并决定不再向联合国提出控诉。8月23日，国军残部撤离大其力驻地，撤往泰缅边境的猛撒（Mong Hsat）地区。次日，缅甸政府军进驻大其力。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这一问题即将解决时，日益白热化的朝鲜战争却给了这支国军残部转圜之机，使他们得以在滇缅边境存活并重新活跃起来。
韩战爆发反攻云南
1950年6月25日，正当国军残部与缅甸政府军在大其力鏖战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并很快将战线重新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在朝鲜战争日益白热化之际，原先很少为人所知又很少为人重视的这支国军残部，成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手中的一枚棋子、一支奇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积极筹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力图使战争国际化。1950年9月，美国海军少将厄斯金（Graves B. Erskine）率领“东南亚军援顾问团”访问泰国，其使命是努力争取泰国参加联合国军。滞留曼谷的李弥获悉厄斯金来泰后，通过台湾当局驻泰武官陈振熙与厄斯金取得联系，两人先后三次进行会谈。李弥主动提出率所部国军反攻云南，牵制共军军力，减缓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压力，同时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援助。厄斯金认为利用这支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兵力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但前提是在国军残部进入中国境内后，方可对其进行空投补给。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11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根据厄斯金提供的信息，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台湾档案称之为Operation G）。这一方案的中心内容便是支援缅北的国军残部进攻中国大陆，牵制中国兵力，以缓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压力。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一方案有不同看法，但杜鲁门总统表示支持，撇开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要求中情局秘密加以实施。自1951年2月起，中情局在泰国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曼谷情报站，在曼谷设立了一家“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Southeast Asia Defense Supplies Corporation），负责向国军残部提供武器装备。
在获得美国青睐的同时，台湾当局对曾经被忽视的这支残部也重新加以审视，认为他们不失为一枚与美国讨价还价以争取美援的筹码，一旦他们在云南得手，还可以使那里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因而决定加强对他们的援助。1951年2月，台湾“国防部”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也从高雄经海路将一批武器装备运抵曼谷，再经由泰缅边境送交国军残部。
在获得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支持后，李弥亲自从泰国来到缅甸境内的猛撒残军总部，在第26军的建制下，将部队改组成新的第93师和第193师，并加以扩展。据称其势力一度扩张到3万多人，控制了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的一片区域，在湄公河西岸峡谷还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江腊机场，有记载说蒋经国还曾秘密从台北飞抵该机场视察这支部队。
1951年4月，李弥所部从缅北分南北两路向云南推进，5月发起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此后两个月间一度占领云南边境的镇康、双江、耿马、孟定、沧源、澜沧、宁江、南峤等8个县治。在此期间，美国也先后5次向沧源境内空投了武器装备。
对于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活动，中国政府和国内外舆论都曾给予高度警惕和强烈谴责。自1951年5月下旬起，《人民日报》不断对国军残部进犯耿马、双江、沧源、孟马、孟连、孟董等地的情况加以报道，并将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们背后的美国和蒋介石政权。直到195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美国竟由台湾运送国民党匪军到泰国和缅甸北部，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扰乱活动》的文章，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政府”相勾结，增援缅北的“国民党残匪”，“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的扰乱活动”加以揭露和谴责。1952年1月3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也作了题为《关于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准备战争的计划》的发言，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现有资料尚不能完全解读那段时间国军残部对云南的军事骚扰，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到底起了多大的牵制作用，但这支国军残部毕竟是孤军深入，实力有限，又缺少补给，在解放军发动反击后，很快便全线溃退。1951年7月22日，这支国军残部不得不再度退回缅甸境内。对于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失败，李弥归咎于美国的援助不力，当1953年被召回台北时，他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既不乏牢骚又无可奈何的报告，其中谈到：
1951年3月美方为刺激匪方促成南北韩和谈，给以本部队不适用之机关枪200挺（装甲车上用的），六零炮12门，卡宾枪150支，15W无线电4部，82、60、79、30、45卡宾枪各种口径弹药各一部（数目待查），要本部队作螳臂挡车式之进攻云南，并派干部两员随行监视（美国人）。本部队官兵以反攻有责，当即不问一切攻复沧源。在该地美方又空投三零步枪875支（每支附弹40发），卡宾枪2000支（每支附弹50发）。7月本部以众寡悬殊伤亡甚大，迫不得已即转移至滇缅边境，整补训练，待机再举。此后该方即烦言啧啧，并即停止补给装备。同年9月，该方月给经费美金75000元（按泰币市价折付，收支实情均已呈报）接济本部队，迭嘱潜伏待机，本部队明知其为玩弄而豢养，但只好听其安排。1952年4月美方迫于中苏匪帮与缅甸之威胁，立即停止上项经费援助。
诚如李弥所言，中情局对国军残部的援助力度并不大，但国军残部在云南发动的昙花一现式的反攻大陆，更如同他所说的是螳臂挡车之举。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缅维主权促蒋撤军
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行动，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反攻大陆的政治信念，不如说是更多地为了向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以争取更多的援助，维系自己的存活。再回缅北后，国军残部很快陷入生存危机。
如同李弥上述报告所说，在重返缅甸的一段日子里，美国中情局并没有马上放弃对他们的期待，仍然秘密向他们提供每月75000美金的经费接济，希望他们继续在云南方向发挥作用。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很难如美所愿，再度采取军事行动对大陆构成威胁了。1952年1月，当李弥由台北返回曼谷时，美国驻台官员特别安排他绕道菲律宾美国空军基地，与中情局官员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情局给了李弥三个选项：第一，进击云南；第二，进入越南；第三，滞留缅甸。李弥只能选择第三项。而这无疑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到1952年4月，中情局便停止了对他们的全部援助。
为了在缅甸存身，国军残部不得不设法加强与缅甸国内反政府势力的勾结和合作。他们与缅甸境内克伦（Karens）族和蒙（Mons）族反政府武装建立联系，互换粮食和枪械，互相派员常驻对方，协同应付缅甸政府军的围剿，甚至试图结成联合对抗缅甸政府军的军事联盟。他们也支持因不满缅甸政府取消土司制度而持反政府立场的掸邦土司。他们还尝试在克伦族和蒙族的协助下向缅南发展，开辟海上补给通道。1952年9月，他们曾南下毛淡棉（Moulmein），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1953年2月，他们又结集各方面力量，主动向缅甸政府军发动攻势，策应遭缅甸政府军围剿的克伦族武装，并试图打通南下的交通线。
国军残部在缅甸的非法存在和非法活动，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极大威胁，缅甸政府视之为腹心大患。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又迫于反对党的压力，缅甸政府下定决心将国军残部驱逐出境。由于军事力量薄弱，武力围剿收效甚微，缅甸政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国军残部的实际力量和使用价值越来越怀疑和否定，并且随着朝鲜战局进入停战谈判阶段，美国也越来越不需要借助他们了。这时的美国政府主要得从其对缅政策以及东亚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如何处置国军残部，他们对缅甸的基本诉求是稳定国内局势，确保缅甸政府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样，抛弃利用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军队的政策，迫使台湾当局从缅北撤退国军残部，就成了美国的必然选择。
1952年10月底，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利森（John M. Allison）访问台湾，曾要求蒋介石撤退缅北的国军残部，蒋不但强烈反对，还要求美国继续向他们提供援助。1953年1月30日，美国国务院要求其驻台 “代办”兰金（Karl Rankin）面见蒋介石，劝蒋接受美国提出的自缅北撤退国军残部的计划。但直到2月21日兰金才得以在高雄拜会蒋介石。两人之间留下了这样一段谈话记录：
兰：国务院吁请蒋“总统”下令将李弥部撤回台湾。
蒋：撤回李部，为艾理逊（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人受英人左右之意见。
兰：美欲将中立集团拉入民主集团，李部之存在，使有中共入侵之威胁；尤其李部与克伦叛军合作，缅视为大忌。李部所能指挥者，恐二千人而已，如能将此二千人撤回，则国务院即十分满意。
蒋：美政府一方面要我反共，一方面又要我把反共之李部撤回，是何道理？
兰：只因李部不在中国境内，如在云南则美国无话可说。且李部兵力不大，无大作用。
蒋：李部虽仅三千，但在中缅未定界之一万余人之游击队，皆视李为领导人，李部散去，则此游击队亦将散去；李部在该地，能带给滇桂两省人极大之希望，此为其重要性。
兰：但国务院所请贵国撤退者，并不包括该一万余人，只是能撤之部队。
蒋：李部之在滇，犹如昔日美军陆战队之在华北，一旦撤出，将来付出之代价极高。如能顾全缅颜面，是否可以不撤？总之现在不能下令，必须等李弥回台后始能作具体决定。
兰：如能与缅政府合作，自然甚佳。
蒋介石的上述态度，显然不是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更不是缅甸政府所能够接受的。缅甸政府一方面继续通过美国向台湾当局施压，一方面决定向联合国提起控诉。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于1953年2月23日将李弥召回台北。
无可奈何撤军台北
对于李弥来说，缅北的国军残部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后的资本，将这支部队留在滇缅边境，进可以窥伺滇南，退可以纵横缅北；如果撤军回台，他就会丧失兵权，无所事事；更何况滇南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抗日战争中他所在的第8军大批将士为国捐躯之地，在情感上他也无法放弃。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将国军残部从缅北撤回台湾。
李弥回台后，2月26日便迫不及待地上书蒋介石，坚决反对将国军残部撤回台湾。其理由是：（1）所部多非正规军，无法强迫他们撤退。（2）撤军影响台湾岛内的反共士气。（3）没有美援国军残部仍然可以生存。（4）国军残部已取得若干战果，如果撤军将前功尽弃。（5）美国政府“一面宣布解除中立台湾政策以鼓励我政府反攻大陆，一面则又迫使本部队缴械撤离运回台湾，此种专为美国人眼前利益打算之建议，实无考虑之必要”。（6）缅甸政府已众叛亲离，只是为了讨好“中共”而企图武力驱逐国军残部。在报告的最后，李弥不惜以辞职相要挟，坚决反对从缅甸撤军。李弥的夫人龙慧娱也上书宋美龄，反对将国军残部从缅甸撤回台湾。
3月3日，李弥在台北与兰金直接会面，明确表示国军残部志在重返大陆，无意来台，同时强调他也无法命令他们来台。美国国务院对此非常不满，训令兰金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命令国军残部停止对缅军的进攻，然后使之撤退回台，并停止对他们的补给。台湾当局被迫表示原则上接受撤军的要求，但仍然强调“无法完全掌控这支军队”，并要求撤军只能在缅甸政府军停止进攻的前提下进行。就在美蒋之间讨价还价之时，在联合国舞台上，美国和台湾当局遇到了来自缅甸政府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压力。
3月17日，缅甸政府通知美国政府，鉴于国军残部侵犯缅北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决定自6月30日起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3月26日，缅甸政府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缅甸联邦所提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以59票赞成、0票反对、（台湾当局）1票弃权通过第707号决议，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要求其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收容或立即离开缅甸领土，呼吁所有国家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和独立，建议目前的谈判继续进行，要求所有的国家协助这些军队和平撤离缅甸而不要支援他们。
在联大决议通过以后，美国政府于4月25日提议由美、泰两国代表为中介，组成缅、美、泰、台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讨论并落实国军残部撤军缅甸的问题。李弥曾经提出让国军残部的代表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但遭到各方面拒绝。在这以后，李弥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但已被排除在撤军谈判之外。台湾当局虽然也不愿意将国军残部撤出缅甸，但碍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不得不与有关方面合作，将国军残部从缅北撤往台湾的计划付诸实施。经过种种周折，国军残部从缅甸的撤军行动得以分三阶段进行。据台湾方面统计，先后有6572人撤到台湾，其中官兵5699人、家属873人。在撤军实施过程中，台湾当局仍设法将部分国军残部留在了缅甸境内，并且在日后成为活跃在金三角地区的一支从事毒品活动的特殊的武装力量。
（作者：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张绍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周峥嵘
关于建国初期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军）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台湾柏杨的《金三角、边区、荒城》和《异域》，大陆邓贤的《流浪金三角》，张伯金的《亡命金三角》，以及徐军的《流亡异国的蒋军残部》等，都有过介绍，但多采用纪实文学的笔法，且多聚焦金三角的毒品问题。近年来，随着外交档案的不断解密，学术层面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的史实也日益清晰。本文拟根据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的外交档案，并综合已有的研究，对李弥及其国军残部从流窜滇缅边境到盘踞缅北再到撤往台湾的大致过程，进行考订、梳理和描述。
兵败云南 溃窜缅北
1949年年底，解放军向盘踞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国民党军队溃败滇南后，由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以及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两支残部约1400余人，于1950年2月先后流窜到缅泰边境大其力（Tachileik）附近的猛捧（Mong Pong）地区。其后，一些零星的队伍也加入其中。几支残军联合组成“复兴部队”，初由第93师的参谋长何述传担任指挥官，后由李国辉接任指挥官，谭忠为副指挥官，此后国军残部在缅甸的活动进入“小李将军时代”。
此前已撤退到台北的这些军队的统领李弥此时主动向台湾当局请缨：“拟即赶赴滇南地区，收容部队，负弩前驱，为国效命。”据台北学者覃怡辉考订，1950年2月6日李弥在未获台湾当局批准时，便迫不及待地由基隆乘轮船偷渡到香港，再辗转于4月11日到达曼谷，经国民党驻泰武官陈振熙协助，与窜缅国军残部取得联系，并设法获得驻泰使馆职员身份留居泰国，同时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身份，领导流窜缅甸境内的国军残部。
对于这支国军残部，初到台湾自顾不暇的国民党当局既不很了解也不很重视。当李国辉等设法通过电台与台湾当局取得联系时，后者只是指示他们：设法自行解决出路。到1950年3月底，这支部队只收到台湾方面汇来的5万泰铢。4月李弥抵泰后，将其私人积蓄的10万美金提供给他们充作给养。经李弥争取，自5月起台湾当局同意每月提供10万泰铢（7月起增加为20万泰铢）作为军饷。
时缅甸独立不久，对国内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控制能力薄弱，对这批非法入侵的国军残部十分担忧，从一开始便采取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方式，力图将这批不速之客驱逐出境。但历经两个月，大其力战役却以缅甸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缅甸方面不得不将重心转到外交舞台上。
由于缅甸政府在1949年12月17日便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于1950年6月8日正式与新中国建交，与此同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因而在外交舞台上缅甸方面只能通过美国政府与台湾方面交涉。1950年7月，缅甸政府请求美国方面向台湾施加压力，让国军残部或缴械接受安置，或立即撤离缅境，否则将向联合国提出控诉。美国政府在当时对于这支国军残部同样既不了解也不重视，认为他们不但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在舆论上会有利于共产党阵营的宣传，如果听任他们滞留缅甸，缅甸政府将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去对付他们，进而不能全力对付境内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克伦族反叛武装，这样不但会威胁到缅甸内部的政治安定，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局势。在接到缅甸政府的请求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先后于7月7日和7月25日两次约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台湾当局命令缅北的国军残部向缅甸政府缴械。李弥等人以如向承认中共政权的缅甸政府缴械，部队将铤而走险为由，拒绝撤军。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再次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名义向顾维钧重申撤军的要求。与此同时，缅甸政府决定将国军残部入侵缅甸的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于8月3日致电李弥，命令其于8月14日前将国军残部撤出缅北，进入云南从事游击活动。缅甸方面对此表示满意，并决定不再向联合国提出控诉。8月23日，国军残部撤离大其力驻地，撤往泰缅边境的猛撒（Mong Hsat）地区。次日，缅甸政府军进驻大其力。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这一问题即将解决时，日益白热化的朝鲜战争却给了这支国军残部转圜之机，使他们得以在滇缅边境存活并重新活跃起来。
韩战爆发反攻云南
1950年6月25日，正当国军残部与缅甸政府军在大其力鏖战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并很快将战线重新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在朝鲜战争日益白热化之际，原先很少为人所知又很少为人重视的这支国军残部，成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手中的一枚棋子、一支奇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积极筹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力图使战争国际化。1950年9月，美国海军少将厄斯金（Graves B. Erskine）率领“东南亚军援顾问团”访问泰国，其使命是努力争取泰国参加联合国军。滞留曼谷的李弥获悉厄斯金来泰后，通过台湾当局驻泰武官陈振熙与厄斯金取得联系，两人先后三次进行会谈。李弥主动提出率所部国军反攻云南，牵制共军军力，减缓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压力，同时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援助。厄斯金认为利用这支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兵力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但前提是在国军残部进入中国境内后，方可对其进行空投补给。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11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根据厄斯金提供的信息，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台湾档案称之为Operation G）。这一方案的中心内容便是支援缅北的国军残部进攻中国大陆，牵制中国兵力，以缓解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压力。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一方案有不同看法，但杜鲁门总统表示支持，撇开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要求中情局秘密加以实施。自1951年2月起，中情局在泰国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曼谷情报站，在曼谷设立了一家“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Southeast Asia Defense Supplies Corporation），负责向国军残部提供武器装备。
在获得美国青睐的同时，台湾当局对曾经被忽视的这支残部也重新加以审视，认为他们不失为一枚与美国讨价还价以争取美援的筹码，一旦他们在云南得手，还可以使那里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因而决定加强对他们的援助。1951年2月，台湾“国防部”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也从高雄经海路将一批武器装备运抵曼谷，再经由泰缅边境送交国军残部。
在获得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支持后，李弥亲自从泰国来到缅甸境内的猛撒残军总部，在第26军的建制下，将部队改组成新的第93师和第193师，并加以扩展。据称其势力一度扩张到3万多人，控制了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的一片区域，在湄公河西岸峡谷还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江腊机场，有记载说蒋经国还曾秘密从台北飞抵该机场视察这支部队。
1951年4月，李弥所部从缅北分南北两路向云南推进，5月发起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此后两个月间一度占领云南边境的镇康、双江、耿马、孟定、沧源、澜沧、宁江、南峤等8个县治。在此期间，美国也先后5次向沧源境内空投了武器装备。
对于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活动，中国政府和国内外舆论都曾给予高度警惕和强烈谴责。自1951年5月下旬起，《人民日报》不断对国军残部进犯耿马、双江、沧源、孟马、孟连、孟董等地的情况加以报道，并将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们背后的美国和蒋介石政权。直到195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美国竟由台湾运送国民党匪军到泰国和缅甸北部，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扰乱活动》的文章，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政府”相勾结，增援缅北的“国民党残匪”，“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的扰乱活动”加以揭露和谴责。1952年1月3日，苏联代表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也作了题为《关于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准备战争的计划》的发言，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现有资料尚不能完全解读那段时间国军残部对云南的军事骚扰，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到底起了多大的牵制作用，但这支国军残部毕竟是孤军深入，实力有限，又缺少补给，在解放军发动反击后，很快便全线溃退。1951年7月22日，这支国军残部不得不再度退回缅甸境内。对于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失败，李弥归咎于美国的援助不力，当1953年被召回台北时，他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既不乏牢骚又无可奈何的报告，其中谈到：
1951年3月美方为刺激匪方促成南北韩和谈，给以本部队不适用之机关枪200挺（装甲车上用的），六零炮12门，卡宾枪150支，15W无线电4部，82、60、79、30、45卡宾枪各种口径弹药各一部（数目待查），要本部队作螳臂挡车式之进攻云南，并派干部两员随行监视（美国人）。本部队官兵以反攻有责，当即不问一切攻复沧源。在该地美方又空投三零步枪875支（每支附弹40发），卡宾枪2000支（每支附弹50发）。7月本部以众寡悬殊伤亡甚大，迫不得已即转移至滇缅边境，整补训练，待机再举。此后该方即烦言啧啧，并即停止补给装备。同年9月，该方月给经费美金75000元（按泰币市价折付，收支实情均已呈报）接济本部队，迭嘱潜伏待机，本部队明知其为玩弄而豢养，但只好听其安排。1952年4月美方迫于中苏匪帮与缅甸之威胁，立即停止上项经费援助。
诚如李弥所言，中情局对国军残部的援助力度并不大，但国军残部在云南发动的昙花一现式的反攻大陆，更如同他所说的是螳臂挡车之举。这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缅维主权促蒋撤军
国军残部在云南的反攻行动，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反攻大陆的政治信念，不如说是更多地为了向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以争取更多的援助，维系自己的存活。再回缅北后，国军残部很快陷入生存危机。
如同李弥上述报告所说，在重返缅甸的一段日子里，美国中情局并没有马上放弃对他们的期待，仍然秘密向他们提供每月75000美金的经费接济，希望他们继续在云南方向发挥作用。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很难如美所愿，再度采取军事行动对大陆构成威胁了。1952年1月，当李弥由台北返回曼谷时，美国驻台官员特别安排他绕道菲律宾美国空军基地，与中情局官员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情局给了李弥三个选项：第一，进击云南；第二，进入越南；第三，滞留缅甸。李弥只能选择第三项。而这无疑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到1952年4月，中情局便停止了对他们的全部援助。
为了在缅甸存身，国军残部不得不设法加强与缅甸国内反政府势力的勾结和合作。他们与缅甸境内克伦（Karens）族和蒙（Mons）族反政府武装建立联系，互换粮食和枪械，互相派员常驻对方，协同应付缅甸政府军的围剿，甚至试图结成联合对抗缅甸政府军的军事联盟。他们也支持因不满缅甸政府取消土司制度而持反政府立场的掸邦土司。他们还尝试在克伦族和蒙族的协助下向缅南发展，开辟海上补给通道。1952年9月，他们曾南下毛淡棉（Moulmein），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1953年2月，他们又结集各方面力量，主动向缅甸政府军发动攻势，策应遭缅甸政府军围剿的克伦族武装，并试图打通南下的交通线。
国军残部在缅甸的非法存在和非法活动，给缅甸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极大威胁，缅甸政府视之为腹心大患。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又迫于反对党的压力，缅甸政府下定决心将国军残部驱逐出境。由于军事力量薄弱，武力围剿收效甚微，缅甸政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国军残部的实际力量和使用价值越来越怀疑和否定，并且随着朝鲜战局进入停战谈判阶段，美国也越来越不需要借助他们了。这时的美国政府主要得从其对缅政策以及东亚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如何处置国军残部，他们对缅甸的基本诉求是稳定国内局势，确保缅甸政府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样，抛弃利用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军队的政策，迫使台湾当局从缅北撤退国军残部，就成了美国的必然选择。
1952年10月底，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利森（John M. Allison）访问台湾，曾要求蒋介石撤退缅北的国军残部，蒋不但强烈反对，还要求美国继续向他们提供援助。1953年1月30日，美国国务院要求其驻台 “代办”兰金（Karl Rankin）面见蒋介石，劝蒋接受美国提出的自缅北撤退国军残部的计划。但直到2月21日兰金才得以在高雄拜会蒋介石。两人之间留下了这样一段谈话记录：
兰：国务院吁请蒋“总统”下令将李弥部撤回台湾。
蒋：撤回李部，为艾理逊（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人受英人左右之意见。
兰：美欲将中立集团拉入民主集团，李部之存在，使有中共入侵之威胁；尤其李部与克伦叛军合作，缅视为大忌。李部所能指挥者，恐二千人而已，如能将此二千人撤回，则国务院即十分满意。
蒋：美政府一方面要我反共，一方面又要我把反共之李部撤回，是何道理？
兰：只因李部不在中国境内，如在云南则美国无话可说。且李部兵力不大，无大作用。
蒋：李部虽仅三千，但在中缅未定界之一万余人之游击队，皆视李为领导人，李部散去，则此游击队亦将散去；李部在该地，能带给滇桂两省人极大之希望，此为其重要性。
兰：但国务院所请贵国撤退者，并不包括该一万余人，只是能撤之部队。
蒋：李部之在滇，犹如昔日美军陆战队之在华北，一旦撤出，将来付出之代价极高。如能顾全缅颜面，是否可以不撤？总之现在不能下令，必须等李弥回台后始能作具体决定。
兰：如能与缅政府合作，自然甚佳。
蒋介石的上述态度，显然不是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更不是缅甸政府所能够接受的。缅甸政府一方面继续通过美国向台湾当局施压，一方面决定向联合国提起控诉。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于1953年2月23日将李弥召回台北。
无可奈何撤军台北
对于李弥来说，缅北的国军残部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后的资本，将这支部队留在滇缅边境，进可以窥伺滇南，退可以纵横缅北；如果撤军回台，他就会丧失兵权，无所事事；更何况滇南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抗日战争中他所在的第8军大批将士为国捐躯之地，在情感上他也无法放弃。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将国军残部从缅北撤回台湾。
李弥回台后，2月26日便迫不及待地上书蒋介石，坚决反对将国军残部撤回台湾。其理由是：（1）所部多非正规军，无法强迫他们撤退。（2）撤军影响台湾岛内的反共士气。（3）没有美援国军残部仍然可以生存。（4）国军残部已取得若干战果，如果撤军将前功尽弃。（5）美国政府“一面宣布解除中立台湾政策以鼓励我政府反攻大陆，一面则又迫使本部队缴械撤离运回台湾，此种专为美国人眼前利益打算之建议，实无考虑之必要”。（6）缅甸政府已众叛亲离，只是为了讨好“中共”而企图武力驱逐国军残部。在报告的最后，李弥不惜以辞职相要挟，坚决反对从缅甸撤军。李弥的夫人龙慧娱也上书宋美龄，反对将国军残部从缅甸撤回台湾。
3月3日，李弥在台北与兰金直接会面，明确表示国军残部志在重返大陆，无意来台，同时强调他也无法命令他们来台。美国国务院对此非常不满，训令兰金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命令国军残部停止对缅军的进攻，然后使之撤退回台，并停止对他们的补给。台湾当局被迫表示原则上接受撤军的要求，但仍然强调“无法完全掌控这支军队”，并要求撤军只能在缅甸政府军停止进攻的前提下进行。就在美蒋之间讨价还价之时，在联合国舞台上，美国和台湾当局遇到了来自缅甸政府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压力。
3月17日，缅甸政府通知美国政府，鉴于国军残部侵犯缅北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决定自6月30日起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3月26日，缅甸政府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缅甸联邦所提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以59票赞成、0票反对、（台湾当局）1票弃权通过第707号决议，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要求其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收容或立即离开缅甸领土，呼吁所有国家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和独立，建议目前的谈判继续进行，要求所有的国家协助这些军队和平撤离缅甸而不要支援他们。
在联大决议通过以后，美国政府于4月25日提议由美、泰两国代表为中介，组成缅、美、泰、台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讨论并落实国军残部撤军缅甸的问题。李弥曾经提出让国军残部的代表参加联合军事委员会，但遭到各方面拒绝。在这以后，李弥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但已被排除在撤军谈判之外。台湾当局虽然也不愿意将国军残部撤出缅甸，但碍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不得不与有关方面合作，将国军残部从缅北撤往台湾的计划付诸实施。经过种种周折，国军残部从缅甸的撤军行动得以分三阶段进行。据台湾方面统计，先后有6572人撤到台湾，其中官兵5699人、家属873人。在撤军实施过程中，台湾当局仍设法将部分国军残部留在了缅甸境内，并且在日后成为活跃在金三角地区的一支从事毒品活动的特殊的武装力量。
（作者：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张绍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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