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油漆是绿色的，风吹日晒二三十年，大门上仿佛下着一场绿色的细雨。花白的松木显出本质，似乎能闻到它体内的麝香。从大门右转，是个小房间：灰败的石板和木块，胡乱堆叠着，还有一层灰泥——灰尘和泥土的结合物，似地震后的现场。
这其实不是堆放杂物的房间，它的主要功能是安放一道通向二层的楼梯。这个时候，地面还没用到水泥，只有日积月累的踩踏形成的硬度。但礼堂的楼梯不同，它是由水泥浇筑的。相比家里的木楼梯，水泥楼梯与众不同，不会一碰它就吱吱乱叫。它看起来冷峻，有力。
房间右墙上是一个窗户，窗格上的玻璃残缺不全，剩下的也积满厚厚的污渍。那道楼梯紧贴窗户。从外面远看的话，是一条锯齿线把四方形的窗户斜割成了两个梯形，像一道难解的几何题。隔几年，我就会走进这间房间，怀着乱七八糟的心情用小心翼翼的步子迈上那道楼梯。它通向二楼，一个未知、神秘的世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二楼的情形。像是一场拟想了多年的旅行，却从未真正抵达目的地。我一次次在梦中走进它，一次次随着楼梯上升，但走完楼梯最后一步，眼睛就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只能止步，停下，然后调转脚尖，眼前又是光明一片。
不像其他四合的公共建筑，二楼是贯通的。在这里，只有相邻的一个半边有二楼。靠近村里大路的一面高大（在八岁的我看来简直是雄伟），上面还有文革标语；靠山的一面则是平房。缀有一颗五角星的门台连接了两个高低不一的肩膀，像两种不同的人生。
无数次，我站在那个门口，探头、观察、深呼吸，却始终不敢迈进一步。二楼是禁地。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仍然在梦里一遍遍试图走入它，步上那架当年绝对不敢涉足的楼梯，探访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秘境。
一
房屋散落在平地和山坡上。村庄沿着山坳逐渐向上生长，像一个斜躺着的懒散的S。大礼堂就建在S的中间。
1960年代，几座低矮的山丘被爆破，形成了一块可观的平地。我十六岁的母亲和村里的年轻劳力一起站在山下挑石头。像是某种召唤，她一抬头看到了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随着她的尖叫，巨石滚落。石头没有砸到人，母亲却落下病根，那一声惊叫把她身体里的元气喊完了。她的心脏出了问题。所有与速度和重量相关的形容词都和她无关。她不能奔跑，不能挑重担，不能麻利地满畈满垅办猪草，但是作为一个家里、田里和山里都要兼顾的农村主妇，她要干的活太多了。从我记事起，她的脸上就很少有笑容，常年是一种被病体折磨得无限疲乏的神情。长大后，我某次揽镜自照发现自己愁眉苦脸的样子像极了母亲。虽然，她才陪伴了我十二年，但显然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几次我走在街上，会突然被身后急行的人吓着，是那种很大的惊吓，心脏剧跳，胃部收紧至微疼。我害怕自己的心脏有一天也坏了。
同时，村里的两株古松被伐倒做建材，这使村庄看起来像似没有来路。
和妇女在井边集散信息不同，古松的冠盖下是男性村民茶余饭后的聚聊地。下了地的村民会在这里先抽上一支烟，聊聊庄稼，骂骂天气后才松松垮垮地回家。白天刨地、耕种，机械而重复；挥汗时放眼一望，除了躬耕的自己只有山风在耳边；没有同类，时间变得漫长，在太阳下寂寂劳作的人因而会突然自言自语，突发的声音甚至惊着了自己。只有松树下的时光是充分自由和自我的。甚至家也不是。男人是家里的王，他得端着，得少言寡欢保持他的威严。古松要砍掉的决定使村民义愤填膺，但主事者热血沸腾：大礼堂是做什么用的，你们知道吗？谁阻碍它的建设谁就是罪人。山民纯朴，听着主事者的义正辞严，深怕自己觉悟不高，出了洋相。很快，古树就倒了，留下两个巨大的眼睛，日日朝着天空无语凝噎。人们无处可聚，习惯踱到老地方，眼睛一下失去依凭，除了唉声就是叹气。渐渐地，新的孩子不断出生长大，失去松树的松树下需要一个新地名：大松树蔀头。多年过去，有人在这里搭了一个小屋开起了杂货店，门口置两条废弃水泥板搭成的长凳。傍晚时分，男人们最为闲适，他们带着吃饱喝足的身体捧着茶杯从各家往杂货店门口聚拢，很散淡地聊着天，聊聊就到了天黑。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那两棵大松树。人是健忘的动物，生活中有远比失去古松更烦忧的事。但是古松如果还在，我们时常会做的一个姿势就是内心满满地仰视。
开山，砍树，举全村之力，要建的是一座长近一百米的大型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村庄里最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和一所小学。
大礼堂在村路的下面，走向它要经过一座弧形的石阶。我在某篇文章中这样写到。石阶的石块是那种明显有着外来形态而不是村庄土生土长的岩石，它们带着黑白的细波点（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石块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大理石），一阶阶铺下去，越往下，每一层阶梯的弧形就越长。这也许是整个村庄里最匠心独运、最为美观的公共阶梯。站在这座石阶上眺望，大礼堂是那时村庄最阔气，最雄伟的建筑。事实上，它也确实是整个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三十年前，我每天都要走过这些石阶，心事重重地去向一个辽阔的世界。
二
这个辽阔的世界就是书本。大礼堂是我的小学。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称呼过学校。看起来，学校不过是大礼堂的附带功能。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教书育人才是礼堂的真正作用。
村庄狭长被分成三部分。作为一个孩子我的活动仅限家所在的那三分之一范围。因此，大礼堂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每天早上斜挎着书包去上学，规规矩矩坐着成为一种刑罚。所幸，我们很快找到了乐趣。孩子眼中，世界就是个玩具。
操场边的那座小山坡，因为建设大礼堂被挖得七零八落，露着大片黄色的骨骼。山脚是一条小溪，还有一条把小溪拦起来的小堤埂。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地方，等下课的哨子一响，就落满了小小的身影。我们一遍遍爬上山坡，再一遍遍俯冲下来，乐此不疲。成年后，偶尔走到这里，惊讶于山坡如此矮小，山顶几乎触手可及。当年眼中的高山不过是现在的土丘。晒场也是，当年觉得宽可跑马，现在看来很迷你。
我伸出腿想体验一次小时候的游戏，那种速度感和无法控制的小小失重。一个站在操场旁边无所事事的人，在村里显得格外惹眼。肩挑手提不时路过的农人把眼光不断抛向我。这个穿着鲜亮的人是谁？她在那里做什么？就算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我也听得见他们心里的声音。虽然我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但我已然成为客人。如果不说父亲的名字显然很少有人认识我。故乡，就是这样一个你以为很熟悉其实却很陌生的地方。它只适合怀念。我站在堤埂上，溪水依然清澈闪亮，依然涓涓细流。我看见三十年前的玩伴穿着长统雨靴得意地在溪里走来走去，一边发出响亮的笑声；以及一旁盯着她的那个小小的我羡慕的眼神。 伫立良久，我最终没有爬上那座童年的小山。
几座山丘虽然被挖破，但遗留的部分仍然沿着大礼堂绵延。后山没有被荒废，作为集体性山地，它被种上了茶树。八十年代中期仍然延续了之前以农为重的习惯，采茶时节，学生停课到山上义务劳动。二十几个孩子，放马归山。叽叽喳喳每人找个茶蓬，边玩边闹，无疑是一个小小的春假。不过，很快，义务劳动就被取消了。
泥巴，成年后鄙弃，孩提时却是宝物。对万物失去新鲜感，是我们的成人礼，是岁月不由分说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此后，从探索世界过渡到了探索人心，显然后者更加复杂。后山有一种黄泥，韧性足，同学中间开始盛行搓泥丸。和水，搓圆；更重要的工序在后面：为防止泥丸开裂，得经常在手心揉搓，这样几天后，就会变成一个油光滑亮的球，泛着玻璃的光泽，两球相碰还会发出类似钝金属的声音。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个神奇魔法。所有课余时间都扑在了泥巴上，双眼放光，充满期待地等着它的变异。男孩子们很快开始赌球，成了玻璃弹珠的替代品。看我们玩泥巴玩得神神叨叨，老师拿着个大畚箕沿着课桌全部搜了去。可能是太过伤心欲绝，甚至没有人去关注这些泥丸最后的去向。成人总是希望孩子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殊不知对万物的好奇同样是学习的一部分。正是通过玩泥巴，人类才住上泥房，发明陶艺。很少有大人会明白，那些专心玩土的孩子中也许会出一个艺术家。
一夜暴雨，礼堂右边的一条水沟排水不畅，雨水开始倒灌。我们打着伞去上学。我还记得自己站在那个弧形石阶上望了望每天疯玩的山坡，看到雨天之下的小山显得有点萎靡和萧瑟。走到大门前才知道礼堂被淹了。黄水汤汤，汪洋一片。树枝、竹叶、糖纸、塑料袋在水面晃来荡去，走廊和天井消失，礼堂变得陌生。经过最初的惊吓，我们把裤脚卷到大腿，用充满探索的太空步进入大门。一种新奇的体验。水在膝盖处呵痒，让人忍不住发笑。教室里桌子和凳子的细腿没在水中，它们的样子有点滑稽，像突然矮了半截。天井里漂来一条倒霉的小鱼，激起了孩子们阵阵骚动；有人快速趟过去使劲看着它的来路，希冀着后面会跟着一条意想中的大鱼。堵塞的水沟很快就被发现，水位迅速下降。我们拿着扫把、畚箕开始逐水。未经水泥浇筑的黑色地面好像长了吸盘，变得韧性十足。
那一天卷着裤腿上课的我们特别认真。
三
先是一大片鲜艳的红，然后是蓝，白，黑。
我们挤在门口，你推我搡地向里探望，里面的人一回头，门口的人就迅速散开，没有听到呵斥声，又快速聚拢。踮着脚尖，探头。
眼角飞着蝴蝶，红黑色的翅。用阴影打造出高脚酒杯状的优美的鼻和额。鲜红得要滴下来的唇。运用吊眉和油彩，姑娘的本来面貌无迹可寻。化完妆，着护领，穿鞋靴，披蟒衣，才现出不同的角色。水袖一甩一抬间，我们已经看呆，瞪着两只乌圆的眼睛，生怕错过一个细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礼堂看越剧。
开演了，锣鼓激越开场，在高音处荡旋不下。震耳欲聋中，人心也被拎在高处。台下等候多时的观众，已把台前围得水泄不通。记忆中，大礼堂首次迎来这么多的人群，热热闹闹地把偌大的礼堂几乎填满。
凤冠霞帔，珠围翠绕。那冠上插满的月白珠子随着角色的唱作，小小地、细腻地跃动着，说不出的顾盼有姿，动人心弦。武将盔帽上的两根雉尾，远远地垂下成两个美妙的弧度，一步一摇，也是步步生姿。
自从看了越剧，姐妹们开始站在椅子上学唱戏。拿两块毛巾盖在手上作水袖，踩好丁字步，唱得一板一眼。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把马尾高高地梳到头顶，正面能看到一个发髻，如素颜的越剧演员。这大概来自这样一个印象：脱下辉煌华丽的戏服，卸掉精致的妆容，她们仍然是美女子；这样的她们更加现实、可近，并且易于效仿。后来，我们又别出心裁把马尾扎到了左边或右边。这可能是对美的首次张望。生长于山间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女性美。要兼顾家庭和土地的村妇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挑箩搁担走在路中甚至性别模糊。村中无美女，我们也不知道美是何物。只有赤着脚在风中恣意奔跑，畅玩到天黑，心里是美的。但是大礼堂演出的越剧颠覆了我们的感官，我们见到了美。犹如乌云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短暂、耀眼、撕心裂肺；紧随着的是一个响雷，你看不见它，它却已经炸裂了天空，并带来阵阵回声。
只是，世事变换迅疾。比如礼堂搭台演戏，此后就再也没有。比如学费，从九块涨到了十八块。比如学生，一年比一年锐减，计划生育显出明显成效。比如，学校里很快就没了五六年级，从一所完小变成了不完全小学。比如，礼堂先后引进了服装厂、地毯厂，空教室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但也就一年，那些教室又从热热闹闹复归寂静，遗留下厂子搬迁后的荒凉：窗户洞开，到处是灰尘和蛛网，还有一些缺胳膊少腿的旧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
但是二楼没有改变。它仍然如空中楼阁，只能观看不能涉足。
不准上楼。这是一道魔咒。偶尔在玩耍的间歇，我会抬头看看二楼。门台讳莫如深。它深藏隐秘往事却只字不语。
多年前那个夜晚，村里一个年轻人毫无睡意，和之前其他的许多个夜晚一样，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失眠让他变得虚弱而敏感。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很可疑。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犹如一把刀一寸一寸地割着手上的皮肤。天一亮，他就要面对日子。长相雷同，祖辈延续下来的，无边无际的日子。对未来的恐慌，攫住了他。他正在掉进深渊，手上那么多的伤口流着血。他无法掌控，踩不到地面，除了徒劳地挣扎，失声的喉咙甚至发不出一个呼救的音节。他的体温升高。漫无目的地从床上起来后，他走进了墨色的村庄。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只有空空的寂静。走出台门，看到礼堂的黑影，他就一头扎了进去。进大门右转，他上了二楼。坐在空荡的教室，童年时光奔涌而至。他把一条木凳缓缓叠到课桌上，用双手扶住它的两条腿试了试它的稳固性。然后，他就站到了凳子上。这个苦闷的年轻人在大礼堂的二楼自杀了。他把自己吊在了房间的屋梁上，双臂笔直下垂，像一条直路：死亡是直路。
从此，二楼就开始积攒灰尘。它们无孔不入，是空间衰败的刽子手。小到一只杯子，大到一个房间，只要被灰尘占领，就意味着生命力的消失。人最终的归宿也不过是一抔泥土。楼梯房也很快灰尘密布，堆满了无关紧要的杂物。很多次我走过它，会习惯性看看里面的楼梯。因为严令禁止，小小的我果真一次都没上过楼。这大概也能观照出一个人的心性。
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断地走进那间房间，想要上楼。在梦中那么努力地，想推翻一个权威，一种恐惧，以期抵达我那迟到的叛逆。
这其实不是堆放杂物的房间，它的主要功能是安放一道通向二层的楼梯。这个时候，地面还没用到水泥，只有日积月累的踩踏形成的硬度。但礼堂的楼梯不同，它是由水泥浇筑的。相比家里的木楼梯，水泥楼梯与众不同，不会一碰它就吱吱乱叫。它看起来冷峻，有力。
房间右墙上是一个窗户，窗格上的玻璃残缺不全，剩下的也积满厚厚的污渍。那道楼梯紧贴窗户。从外面远看的话，是一条锯齿线把四方形的窗户斜割成了两个梯形，像一道难解的几何题。隔几年，我就会走进这间房间，怀着乱七八糟的心情用小心翼翼的步子迈上那道楼梯。它通向二楼，一个未知、神秘的世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二楼的情形。像是一场拟想了多年的旅行，却从未真正抵达目的地。我一次次在梦中走进它，一次次随着楼梯上升，但走完楼梯最后一步，眼睛就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只能止步，停下，然后调转脚尖，眼前又是光明一片。
不像其他四合的公共建筑，二楼是贯通的。在这里，只有相邻的一个半边有二楼。靠近村里大路的一面高大（在八岁的我看来简直是雄伟），上面还有文革标语；靠山的一面则是平房。缀有一颗五角星的门台连接了两个高低不一的肩膀，像两种不同的人生。
无数次，我站在那个门口，探头、观察、深呼吸，却始终不敢迈进一步。二楼是禁地。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仍然在梦里一遍遍试图走入它，步上那架当年绝对不敢涉足的楼梯，探访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秘境。
一
房屋散落在平地和山坡上。村庄沿着山坳逐渐向上生长，像一个斜躺着的懒散的S。大礼堂就建在S的中间。
1960年代，几座低矮的山丘被爆破，形成了一块可观的平地。我十六岁的母亲和村里的年轻劳力一起站在山下挑石头。像是某种召唤，她一抬头看到了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随着她的尖叫，巨石滚落。石头没有砸到人，母亲却落下病根，那一声惊叫把她身体里的元气喊完了。她的心脏出了问题。所有与速度和重量相关的形容词都和她无关。她不能奔跑，不能挑重担，不能麻利地满畈满垅办猪草，但是作为一个家里、田里和山里都要兼顾的农村主妇，她要干的活太多了。从我记事起，她的脸上就很少有笑容，常年是一种被病体折磨得无限疲乏的神情。长大后，我某次揽镜自照发现自己愁眉苦脸的样子像极了母亲。虽然，她才陪伴了我十二年，但显然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几次我走在街上，会突然被身后急行的人吓着，是那种很大的惊吓，心脏剧跳，胃部收紧至微疼。我害怕自己的心脏有一天也坏了。
同时，村里的两株古松被伐倒做建材，这使村庄看起来像似没有来路。
和妇女在井边集散信息不同，古松的冠盖下是男性村民茶余饭后的聚聊地。下了地的村民会在这里先抽上一支烟，聊聊庄稼，骂骂天气后才松松垮垮地回家。白天刨地、耕种，机械而重复；挥汗时放眼一望，除了躬耕的自己只有山风在耳边；没有同类，时间变得漫长，在太阳下寂寂劳作的人因而会突然自言自语，突发的声音甚至惊着了自己。只有松树下的时光是充分自由和自我的。甚至家也不是。男人是家里的王，他得端着，得少言寡欢保持他的威严。古松要砍掉的决定使村民义愤填膺，但主事者热血沸腾：大礼堂是做什么用的，你们知道吗？谁阻碍它的建设谁就是罪人。山民纯朴，听着主事者的义正辞严，深怕自己觉悟不高，出了洋相。很快，古树就倒了，留下两个巨大的眼睛，日日朝着天空无语凝噎。人们无处可聚，习惯踱到老地方，眼睛一下失去依凭，除了唉声就是叹气。渐渐地，新的孩子不断出生长大，失去松树的松树下需要一个新地名：大松树蔀头。多年过去，有人在这里搭了一个小屋开起了杂货店，门口置两条废弃水泥板搭成的长凳。傍晚时分，男人们最为闲适，他们带着吃饱喝足的身体捧着茶杯从各家往杂货店门口聚拢，很散淡地聊着天，聊聊就到了天黑。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那两棵大松树。人是健忘的动物，生活中有远比失去古松更烦忧的事。但是古松如果还在，我们时常会做的一个姿势就是内心满满地仰视。
开山，砍树，举全村之力，要建的是一座长近一百米的大型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村庄里最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和一所小学。
大礼堂在村路的下面，走向它要经过一座弧形的石阶。我在某篇文章中这样写到。石阶的石块是那种明显有着外来形态而不是村庄土生土长的岩石，它们带着黑白的细波点（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石块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大理石），一阶阶铺下去，越往下，每一层阶梯的弧形就越长。这也许是整个村庄里最匠心独运、最为美观的公共阶梯。站在这座石阶上眺望，大礼堂是那时村庄最阔气，最雄伟的建筑。事实上，它也确实是整个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三十年前，我每天都要走过这些石阶，心事重重地去向一个辽阔的世界。
二
这个辽阔的世界就是书本。大礼堂是我的小学。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称呼过学校。看起来，学校不过是大礼堂的附带功能。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教书育人才是礼堂的真正作用。
村庄狭长被分成三部分。作为一个孩子我的活动仅限家所在的那三分之一范围。因此，大礼堂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每天早上斜挎着书包去上学，规规矩矩坐着成为一种刑罚。所幸，我们很快找到了乐趣。孩子眼中，世界就是个玩具。
操场边的那座小山坡，因为建设大礼堂被挖得七零八落，露着大片黄色的骨骼。山脚是一条小溪，还有一条把小溪拦起来的小堤埂。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地方，等下课的哨子一响，就落满了小小的身影。我们一遍遍爬上山坡，再一遍遍俯冲下来，乐此不疲。成年后，偶尔走到这里，惊讶于山坡如此矮小，山顶几乎触手可及。当年眼中的高山不过是现在的土丘。晒场也是，当年觉得宽可跑马，现在看来很迷你。
我伸出腿想体验一次小时候的游戏，那种速度感和无法控制的小小失重。一个站在操场旁边无所事事的人，在村里显得格外惹眼。肩挑手提不时路过的农人把眼光不断抛向我。这个穿着鲜亮的人是谁？她在那里做什么？就算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我也听得见他们心里的声音。虽然我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但我已然成为客人。如果不说父亲的名字显然很少有人认识我。故乡，就是这样一个你以为很熟悉其实却很陌生的地方。它只适合怀念。我站在堤埂上，溪水依然清澈闪亮，依然涓涓细流。我看见三十年前的玩伴穿着长统雨靴得意地在溪里走来走去，一边发出响亮的笑声；以及一旁盯着她的那个小小的我羡慕的眼神。 伫立良久，我最终没有爬上那座童年的小山。
几座山丘虽然被挖破，但遗留的部分仍然沿着大礼堂绵延。后山没有被荒废，作为集体性山地，它被种上了茶树。八十年代中期仍然延续了之前以农为重的习惯，采茶时节，学生停课到山上义务劳动。二十几个孩子，放马归山。叽叽喳喳每人找个茶蓬，边玩边闹，无疑是一个小小的春假。不过，很快，义务劳动就被取消了。
泥巴，成年后鄙弃，孩提时却是宝物。对万物失去新鲜感，是我们的成人礼，是岁月不由分说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此后，从探索世界过渡到了探索人心，显然后者更加复杂。后山有一种黄泥，韧性足，同学中间开始盛行搓泥丸。和水，搓圆；更重要的工序在后面：为防止泥丸开裂，得经常在手心揉搓，这样几天后，就会变成一个油光滑亮的球，泛着玻璃的光泽，两球相碰还会发出类似钝金属的声音。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个神奇魔法。所有课余时间都扑在了泥巴上，双眼放光，充满期待地等着它的变异。男孩子们很快开始赌球，成了玻璃弹珠的替代品。看我们玩泥巴玩得神神叨叨，老师拿着个大畚箕沿着课桌全部搜了去。可能是太过伤心欲绝，甚至没有人去关注这些泥丸最后的去向。成人总是希望孩子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殊不知对万物的好奇同样是学习的一部分。正是通过玩泥巴，人类才住上泥房，发明陶艺。很少有大人会明白，那些专心玩土的孩子中也许会出一个艺术家。
一夜暴雨，礼堂右边的一条水沟排水不畅，雨水开始倒灌。我们打着伞去上学。我还记得自己站在那个弧形石阶上望了望每天疯玩的山坡，看到雨天之下的小山显得有点萎靡和萧瑟。走到大门前才知道礼堂被淹了。黄水汤汤，汪洋一片。树枝、竹叶、糖纸、塑料袋在水面晃来荡去，走廊和天井消失，礼堂变得陌生。经过最初的惊吓，我们把裤脚卷到大腿，用充满探索的太空步进入大门。一种新奇的体验。水在膝盖处呵痒，让人忍不住发笑。教室里桌子和凳子的细腿没在水中，它们的样子有点滑稽，像突然矮了半截。天井里漂来一条倒霉的小鱼，激起了孩子们阵阵骚动；有人快速趟过去使劲看着它的来路，希冀着后面会跟着一条意想中的大鱼。堵塞的水沟很快就被发现，水位迅速下降。我们拿着扫把、畚箕开始逐水。未经水泥浇筑的黑色地面好像长了吸盘，变得韧性十足。
那一天卷着裤腿上课的我们特别认真。
三
先是一大片鲜艳的红，然后是蓝，白，黑。
我们挤在门口，你推我搡地向里探望，里面的人一回头，门口的人就迅速散开，没有听到呵斥声，又快速聚拢。踮着脚尖，探头。
眼角飞着蝴蝶，红黑色的翅。用阴影打造出高脚酒杯状的优美的鼻和额。鲜红得要滴下来的唇。运用吊眉和油彩，姑娘的本来面貌无迹可寻。化完妆，着护领，穿鞋靴，披蟒衣，才现出不同的角色。水袖一甩一抬间，我们已经看呆，瞪着两只乌圆的眼睛，生怕错过一个细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礼堂看越剧。
开演了，锣鼓激越开场，在高音处荡旋不下。震耳欲聋中，人心也被拎在高处。台下等候多时的观众，已把台前围得水泄不通。记忆中，大礼堂首次迎来这么多的人群，热热闹闹地把偌大的礼堂几乎填满。
凤冠霞帔，珠围翠绕。那冠上插满的月白珠子随着角色的唱作，小小地、细腻地跃动着，说不出的顾盼有姿，动人心弦。武将盔帽上的两根雉尾，远远地垂下成两个美妙的弧度，一步一摇，也是步步生姿。
自从看了越剧，姐妹们开始站在椅子上学唱戏。拿两块毛巾盖在手上作水袖，踩好丁字步，唱得一板一眼。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把马尾高高地梳到头顶，正面能看到一个发髻，如素颜的越剧演员。这大概来自这样一个印象：脱下辉煌华丽的戏服，卸掉精致的妆容，她们仍然是美女子；这样的她们更加现实、可近，并且易于效仿。后来，我们又别出心裁把马尾扎到了左边或右边。这可能是对美的首次张望。生长于山间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女性美。要兼顾家庭和土地的村妇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挑箩搁担走在路中甚至性别模糊。村中无美女，我们也不知道美是何物。只有赤着脚在风中恣意奔跑，畅玩到天黑，心里是美的。但是大礼堂演出的越剧颠覆了我们的感官，我们见到了美。犹如乌云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短暂、耀眼、撕心裂肺；紧随着的是一个响雷，你看不见它，它却已经炸裂了天空，并带来阵阵回声。
只是，世事变换迅疾。比如礼堂搭台演戏，此后就再也没有。比如学费，从九块涨到了十八块。比如学生，一年比一年锐减，计划生育显出明显成效。比如，学校里很快就没了五六年级，从一所完小变成了不完全小学。比如，礼堂先后引进了服装厂、地毯厂，空教室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但也就一年，那些教室又从热热闹闹复归寂静，遗留下厂子搬迁后的荒凉：窗户洞开，到处是灰尘和蛛网，还有一些缺胳膊少腿的旧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
但是二楼没有改变。它仍然如空中楼阁，只能观看不能涉足。
不准上楼。这是一道魔咒。偶尔在玩耍的间歇，我会抬头看看二楼。门台讳莫如深。它深藏隐秘往事却只字不语。
多年前那个夜晚，村里一个年轻人毫无睡意，和之前其他的许多个夜晚一样，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失眠让他变得虚弱而敏感。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很可疑。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犹如一把刀一寸一寸地割着手上的皮肤。天一亮，他就要面对日子。长相雷同，祖辈延续下来的，无边无际的日子。对未来的恐慌，攫住了他。他正在掉进深渊，手上那么多的伤口流着血。他无法掌控，踩不到地面，除了徒劳地挣扎，失声的喉咙甚至发不出一个呼救的音节。他的体温升高。漫无目的地从床上起来后，他走进了墨色的村庄。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只有空空的寂静。走出台门，看到礼堂的黑影，他就一头扎了进去。进大门右转，他上了二楼。坐在空荡的教室，童年时光奔涌而至。他把一条木凳缓缓叠到课桌上，用双手扶住它的两条腿试了试它的稳固性。然后，他就站到了凳子上。这个苦闷的年轻人在大礼堂的二楼自杀了。他把自己吊在了房间的屋梁上，双臂笔直下垂，像一条直路：死亡是直路。
从此，二楼就开始积攒灰尘。它们无孔不入，是空间衰败的刽子手。小到一只杯子，大到一个房间，只要被灰尘占领，就意味着生命力的消失。人最终的归宿也不过是一抔泥土。楼梯房也很快灰尘密布，堆满了无关紧要的杂物。很多次我走过它，会习惯性看看里面的楼梯。因为严令禁止，小小的我果真一次都没上过楼。这大概也能观照出一个人的心性。
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断地走进那间房间，想要上楼。在梦中那么努力地，想推翻一个权威，一种恐惧，以期抵达我那迟到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