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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王与）”（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王与）”。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王与）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王与）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王与）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王与）……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王与）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氵育）、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氵育）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钿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王与）”（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王与）”。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王与）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王与）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王与）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王与）……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王与）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氵育）、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氵育）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钿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