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7日新华网报道，在山东大学最近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校长徐显明的名字悄然消失。委员会主任由该校知名教授担任，其他22名委员也由各学科带头人担任。对于此举，有媒体形容为高校去行政化的“破冰之举”。
　　笔者认为，对于高校体制改革而言，徐校长的做法值得赞扬，但距离教授治校的改革目标尚有较大距离，而且此举本身并没有多少新意。
　　之所以说没有“新意”，在于吉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的校长先前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谓“破冰”也就谈不上了。再者，在《教育规划纲要》出台过程中，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已经引发了高教界的大讨论，最终在纲要中也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那就是“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不过是贯彻纲要的具体举措。
　　笔者认为，校长让位于学术权威，是一种姿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尽管如此，这样的“形式”，也是必要、必须的。正如徐显明校长所言：要想在大学里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就要树立一种理念：在大学里，权威不是校长，而是教授、学科带头人，是离真理最近的人，而且大学里肯定不止一个权威。
　　形式也罢，姿态也罢，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的实质在于但凡触碰到体制改革，是否像以往那样走进了死胡同。当然，做出“姿态”，至少代表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即便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够真正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分离；作为学术权威的教授们，如何才能够充分发挥出学术权力，让这些最接近真理的人，培养出接近并达到真理的杰出人才。显然，不是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做做“姿态”就能解决的。
　　因为在一些高校，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早已架空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几近摆设，一年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很显然，当学术委员会本身缺失权力的时候，基于此的任何举动，包括校长退出，是难以让教授们说了算的，教授治校也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对此，学者看得透彻：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即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有干预学术的权力。
　　那么，教授治校如何才能够真正实现呢？笔者认为，从传统来看，任何一种权力的实现，都首先需要法律赋权，并由法律强制保障实施。具体到高校，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都需要“法”的保障，而这“法”就是大学章程。
　　目前我国高校大多缺失大学章程，据统计，目前在我国1600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至今仅有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不到30所高校制定了章程。即便有些高校制定了所谓的“章程”，也多是玩概念、浮云一般，缺乏对各方责、权、利的清晰界定，可操行性可想而知。
　　因此，要想教授当家，彰显学术权力，当务之急，还是要制定出有效力、有力度、切合实际的大学章程，使之成为高校的“宪法”，这样，教授治校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口号。而有了制度的保障，校长退出或者不退出学术委员会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