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说实话,是不是人与其他高等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听起来这纯属一个胡思乱想的问题。
　　然而当代科学技术似乎验证了这个猜想,“测谎仪”就是根据这个猜想研制出来的。中央电视台在一个节目里专门试验了一下测谎仪的厉害:测试人员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测试,依次拿起10个数字(测试者看不到)问记者:“这是×吗?”记者的回答有真有假。很快,仪器就显示出记者在哪几个数字上“说了谎”。一个普通人,这样的小谎,竟然也会引发异常的脑电、心电!最近热播的美国电视剧《千万别对我撒谎》,更是纤毫必至地展现了人在撒谎时因紧张而难以掩饰的表情和身体语言。
　　说真话就心安理得,说谎话就心神不定。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人类是群居动物,需要信息交流,如果你传达给同伴的信息是假的,就会产生恶果,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长期进化过程中的趋利避害,使说真话作为一种基本人性“内化”、“固化”下来,诚实,就这样成为人类美德,受到全世界不同文化的共同推崇。
　　正因为讲真话是人类推崇、遵守、捍卫的普适美德,人们才会对生活、对未来有信心,对不认识的人有信任。这不仅使人们更有安全感,也极大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
　　然而,人人讲真话的社会环境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信息,绝大部分是通过媒体间接获得的。如今一个城市居民,在完全不接触媒体的情况下是否还能活下去,已经是个问题了。人们如今摄入的信息,其实早已超过本人生存所必须知道的范围,这是因为人们需要用信息来给自己定位,检测自己的生存环境。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著名的牢骚之一,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媒介上一度充斥着“大款”暴富、斗富的或真或假的消息。到底如何,首都一家报纸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公布了北京各阶层实际的平均收入。见报第二天,编辑部就收到了原子能科学院几位工程师的来信,说由于媒介的渲染,他们一段时间里天天愤懑不平,觉得自己身为高科技专家,竟已淪为“赤贫”,看了报道,发现自己的收入尚属“中等偏上”,心理平衡多了。
　　更为重要的是,受媒介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而这对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举足轻重。不难想象,如果在媒体上,善无善报,恶无恶报;清廉得不到褒扬,腐败得不到揭露;真诚被视为傻帽儿,虚伪被视为聪明;远见是“多事儿”,短视为“可行”;长官明星如云,百姓疾苦无踪;真实被遮蔽,虚假被张扬;卑鄙成为通行证,高尚沦为墓志铭的话,那会怎么样?我们敢不敢说,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新闻史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媒体是否如人类一样,具有说真话的本能呢?我认为是有这种本能的,不过要让媒体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中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投资媒体出版的人不会做亏本买卖,只有更多的读者购买,才有发行量,才会有广告商上门。读者从哪里来呢?只能靠这家媒体提供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如果某个国家只有一家媒体,或者只有一个老板控制的媒体,媒体的自我改进就不会发生,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老板的利益去说假话,提供虚假信息。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媒体只能说真话并且不断改进信息质量的根本条件。
　　媒体在什么条件下不会说真话呢?回顾新闻史,会发现如果媒体被强权控制,就很难说真话。苏联时代代表执政党和政府的两张大报《真理报》和《消息报》,被民众讥讽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中国“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媒体,也会让今天的年轻人大吃一惊。
　　近30年来,中国的媒体环境逐渐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时代性进步,然而媒体说真话的自由环境还远未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媒体的宪法权利仍有待落实,货真价实的民间媒体、不受强权干预的媒体还未出现。如果顺藤摸瓜,会发现如今中国所有媒体的后面,都有一个“婆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宪法规定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权,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机关的权力。然而,有时一些有权控制媒体的党政机关,一旦成为事件当事人,会本能地掩盖真相,甚至迫使属下媒体发布假信息。“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显例,河北省竟然没有一家媒体能够率先披露消息。
　　媒体如果不能自由地发布消息和表达意见,首先受损的是媒体自己;然后受损的是谁呢?是“婆婆”。媒体不说真话,民众很清楚是媒体背后的权力作祟。2009年7月河南杞县发生的因一则传言而导致的大逃亡,就是民众用脚对不说真话的当地媒体和政府投了反对票。
　　让媒体说真话,天塌不下来;不让媒体说真话,天迟早要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