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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促会”全称“老区建设促进会”。有同志断言,“老促会有为才有位”。如此推之,老促会“无为”则“无位”矣。但没有位的“无为”,在社会学中却另有一种美称,叫“无为而治”。不言而喻,“无为而治”与官场“有为而腐”现象,存在着某种“相反相成”关系。本文就此说说个中原由。
“老促会有为才有位”,是广东省老促会副会长刘傅海去年初对来访的阳江客人,专就“老促会”这种群众组织形式而发表的见解。老促会这种既无权又无钱的社团组织确实如此。你“有为”了,就给你一个“位置”,一个说话的地方。为老区人民谋福祉是老促会的“作为”,也是老促会的宗旨。老促会是“义工”制的,成员由离退人员组成,其“位”是无私与公正的化身,是促进老区建设的使者。对老区的群众来说,这是共产党的“良心”,也是人民的“良心”。
客观地说,老促会是因为既无权又无钱,同时也因为其感恩老区、反哺老区的可贵品格,才有这种“位”和这种“良心”的。假如,既有权又有钱,而且,利用这种“有为”的条件进行权力寻租,那就另当别论了。
反观某些贪腐官员,也可以说是“有为才有位”的。不过贪官的这个“位”却是远离法律的“高位”。已蜕化为“搜刮”、“贪腐”、“中饱私囊”,汇成了一种汹汹然的“有为而腐”的官场现象。如早年在河南交通厅这个“位”上,贪官从曾锦城到张昆桐到石发亮再到董永安,四厅座一任接一任相继栽倒下马,以卑鄙与耻辱为新成语“前腐后继”作注。更有在高层“位”上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们粉墨登场“赴腐”。他们利用高铁工程这种“有为”的“工作之便”,从工程招标到土地征用到部件采购,动辄受贿、侵吞成百上千亿元。据中国经济网最新消息,铁道系统内部通报刘志军案情,其中,仅与山西女商人、北京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勾结涉案金额就高达30多亿元。丁书苗曾专为刘志军特制过一道“销魂汤”:出资5000万元拍制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将剧组演员都逐个“请”上了刘志军的床。丁书苗打通了刘志军的关节,在铁道部呼风唤雨。刘志军与她勾结“啃”高铁已经没有了悬念。高铁的核心部件对轮、声屏障、还有广告权什么的,统统垄断在丁书苗石榴裙下。丁书苗拉项目讨回扣,如探囊取物,动辄成千万上亿元。报道称,刘志军任上高铁投入建设资金至少两万亿元以上。专家推算,刘志军案“腐败标的”是刘志军任上投入的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左右。可想而知,巨贪们的“赚头”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网传,丁书苗仅从京沪高铁一项,就拿走了8亿多元中介费。
据说“无为而治”有点“国粹”,是源于中国古代老子学说。但这种东西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起码是为那些“问题”官员们所排斥的。“无为”虽是形而上,却达到了“治”的目的。因此,一些现代社会学家对此非常看好。认为要实现“无为而治”,就要变“人治”为“法治”。前提是政府坚执法律之锐,进行自鞭自策,并让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这是“无为而治”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这几乎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箱情意”,说的容易做的难,而且,有些事情还渐行渐远。
对“安元鼎”全国不少媒体都曾报道过。该黑组织拥有“囚车”10多辆和多处黑监狱。有人因上访被送进了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这些“有为而腐”的官场报道,让国人觉得心酸心疼。
《中国青年报》曾以《山西两官员非法拘禁企业家,将价值数亿元企业零元转让》为题,报道了一起以权渎法事件。再次揭示了官场“有为而腐”之怪现状:1989年1月,企业家卫宪法开始承包时值资产为7.9万元的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增值部分归承包方(卫宪法)所有”。2006年11月,平陆县政府发文通知对煅烧厂进行清产核资。接下来是卫宪法被非法拘禁一个多月,煅烧厂时值数亿元净资产被“核资”为负4000多万元并零元转让。耐人寻味的是,卫宪法不服,与作为核资领导小组长的副县长潘长清争论“权大还是法大”。潘长清对卫宪法说:“在平陆是权大,不信你试试,这厂你非交不行。”哦,读此报道你别义愤填膺气坏了自己!
那些盘踞在关键“位”上的“问题”官员,对“无为而治”不会亲而爱之的。“有位”“无为”无野(东西)捞啊。他们正是利用自身“有为”而“有位”进行权力寻租,专事垄断一些重要领域,官商勾结,捞取不义之财,使“市场”价值规律被扭曲。垄断成为腐败沃土。有专家指出,中国没有乔布斯,原因是市场出现了器质性毛病,垄断、投机、讹诈成为聚财、暴富通道。有取与付乏善可陈者,年薪动辄几百万数千万;更有空手套白狼诸如零元转让山西平陆煅烧厂的斩获者,一夜之间变成为亿万富翁。因此,不少人下意识放弃了创新致富,而热衷于玩精致的投机取巧术。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道而驰的。
显然,“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是一种让市场、让法律“叫板”的“无为”。这里引“里根经济新政”一说,对此以资鉴照。里根是美利坚合众国第40任总统,1981年在其首任就职典礼上演讲,出言振聋发聩:“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只会制造问题。”里根上任之日,正是美国经济衰退之时。里根的“无为”理念,确实不同凡响。他的解决方式是,撤回政府干涉,让自由市场机制修正所面临的问题。令人扼腕的是,里根的“无为”产生了积极效果,美国的经济居然起死回生,并茁壮成长,开创了一个彪炳世界史册的“里根时代”。
平心而论,里根的“无为”,不是放弃意义上的“无为”。事实上他是“无为”之中有所“作为”的:他敬畏法律,遵循市场价值规律,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他深知,资源由市场配置是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组织功能的有效整合是民众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最好途径。的确,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政府只须发挥有限作用即可。一个包揽一切的万能政府,是很难让老百姓感到十分满意、高兴和赞成的。
社会学家认为,践行“无为而治”,要旨是我们下决心依法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尽其驾驭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特有效能,促进资本运行利润平均化,从根本上治理“有为而腐”的官场顽疾,使官商勾结蚕食国家经济行为失去条件,真正让价值规律打造出社会主义健康的经济基础,使之成为稳定社会的磐石。
“老促会有为才有位”,是广东省老促会副会长刘傅海去年初对来访的阳江客人,专就“老促会”这种群众组织形式而发表的见解。老促会这种既无权又无钱的社团组织确实如此。你“有为”了,就给你一个“位置”,一个说话的地方。为老区人民谋福祉是老促会的“作为”,也是老促会的宗旨。老促会是“义工”制的,成员由离退人员组成,其“位”是无私与公正的化身,是促进老区建设的使者。对老区的群众来说,这是共产党的“良心”,也是人民的“良心”。
客观地说,老促会是因为既无权又无钱,同时也因为其感恩老区、反哺老区的可贵品格,才有这种“位”和这种“良心”的。假如,既有权又有钱,而且,利用这种“有为”的条件进行权力寻租,那就另当别论了。
反观某些贪腐官员,也可以说是“有为才有位”的。不过贪官的这个“位”却是远离法律的“高位”。已蜕化为“搜刮”、“贪腐”、“中饱私囊”,汇成了一种汹汹然的“有为而腐”的官场现象。如早年在河南交通厅这个“位”上,贪官从曾锦城到张昆桐到石发亮再到董永安,四厅座一任接一任相继栽倒下马,以卑鄙与耻辱为新成语“前腐后继”作注。更有在高层“位”上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们粉墨登场“赴腐”。他们利用高铁工程这种“有为”的“工作之便”,从工程招标到土地征用到部件采购,动辄受贿、侵吞成百上千亿元。据中国经济网最新消息,铁道系统内部通报刘志军案情,其中,仅与山西女商人、北京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勾结涉案金额就高达30多亿元。丁书苗曾专为刘志军特制过一道“销魂汤”:出资5000万元拍制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将剧组演员都逐个“请”上了刘志军的床。丁书苗打通了刘志军的关节,在铁道部呼风唤雨。刘志军与她勾结“啃”高铁已经没有了悬念。高铁的核心部件对轮、声屏障、还有广告权什么的,统统垄断在丁书苗石榴裙下。丁书苗拉项目讨回扣,如探囊取物,动辄成千万上亿元。报道称,刘志军任上高铁投入建设资金至少两万亿元以上。专家推算,刘志军案“腐败标的”是刘志军任上投入的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左右。可想而知,巨贪们的“赚头”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网传,丁书苗仅从京沪高铁一项,就拿走了8亿多元中介费。
据说“无为而治”有点“国粹”,是源于中国古代老子学说。但这种东西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起码是为那些“问题”官员们所排斥的。“无为”虽是形而上,却达到了“治”的目的。因此,一些现代社会学家对此非常看好。认为要实现“无为而治”,就要变“人治”为“法治”。前提是政府坚执法律之锐,进行自鞭自策,并让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这是“无为而治”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这几乎只是社会学家的“一箱情意”,说的容易做的难,而且,有些事情还渐行渐远。
对“安元鼎”全国不少媒体都曾报道过。该黑组织拥有“囚车”10多辆和多处黑监狱。有人因上访被送进了黑监狱甚至精神病院。这些“有为而腐”的官场报道,让国人觉得心酸心疼。
《中国青年报》曾以《山西两官员非法拘禁企业家,将价值数亿元企业零元转让》为题,报道了一起以权渎法事件。再次揭示了官场“有为而腐”之怪现状:1989年1月,企业家卫宪法开始承包时值资产为7.9万元的平陆县铝矾土煅烧厂。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增值部分归承包方(卫宪法)所有”。2006年11月,平陆县政府发文通知对煅烧厂进行清产核资。接下来是卫宪法被非法拘禁一个多月,煅烧厂时值数亿元净资产被“核资”为负4000多万元并零元转让。耐人寻味的是,卫宪法不服,与作为核资领导小组长的副县长潘长清争论“权大还是法大”。潘长清对卫宪法说:“在平陆是权大,不信你试试,这厂你非交不行。”哦,读此报道你别义愤填膺气坏了自己!
那些盘踞在关键“位”上的“问题”官员,对“无为而治”不会亲而爱之的。“有位”“无为”无野(东西)捞啊。他们正是利用自身“有为”而“有位”进行权力寻租,专事垄断一些重要领域,官商勾结,捞取不义之财,使“市场”价值规律被扭曲。垄断成为腐败沃土。有专家指出,中国没有乔布斯,原因是市场出现了器质性毛病,垄断、投机、讹诈成为聚财、暴富通道。有取与付乏善可陈者,年薪动辄几百万数千万;更有空手套白狼诸如零元转让山西平陆煅烧厂的斩获者,一夜之间变成为亿万富翁。因此,不少人下意识放弃了创新致富,而热衷于玩精致的投机取巧术。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道而驰的。
显然,“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为”,而是一种让市场、让法律“叫板”的“无为”。这里引“里根经济新政”一说,对此以资鉴照。里根是美利坚合众国第40任总统,1981年在其首任就职典礼上演讲,出言振聋发聩:“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只会制造问题。”里根上任之日,正是美国经济衰退之时。里根的“无为”理念,确实不同凡响。他的解决方式是,撤回政府干涉,让自由市场机制修正所面临的问题。令人扼腕的是,里根的“无为”产生了积极效果,美国的经济居然起死回生,并茁壮成长,开创了一个彪炳世界史册的“里根时代”。
平心而论,里根的“无为”,不是放弃意义上的“无为”。事实上他是“无为”之中有所“作为”的:他敬畏法律,遵循市场价值规律,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他深知,资源由市场配置是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组织功能的有效整合是民众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最好途径。的确,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政府只须发挥有限作用即可。一个包揽一切的万能政府,是很难让老百姓感到十分满意、高兴和赞成的。
社会学家认为,践行“无为而治”,要旨是我们下决心依法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尽其驾驭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特有效能,促进资本运行利润平均化,从根本上治理“有为而腐”的官场顽疾,使官商勾结蚕食国家经济行为失去条件,真正让价值规律打造出社会主义健康的经济基础,使之成为稳定社会的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