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展仙长年失眠。由失眠又造成失婚。为治愈顽疾，他采纳厂医建议，喝酒催眠。不料旧的烦恼尚未消解，新的痛苦又冒出。他由一个失眠者，沦为一个酒精依赖者，喝完满世界惹祸。
　　“老庆哥哥”一生有两个梦想：一是老婆不再打他;二是到北京拜个名师学画。中年时来运转，博得一黑道老大青睐，助其上京。混迹这个艺术家扎堆、人浮于事的生态圈3年，他一年学会一字，连接起来即——“吹牛皮”。
　　这是高军讲述他生活中存在的、熟悉的一个个真实人物的故事。至于他的故事，有一部分浓缩在他于2011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世间的盐》的自序里。
　　“我是1968年生人，高中未毕业。高一的时候因为帮一个同学打架，被学校开除了。第一份工作蛮体面的，是银行出纳，但因为数不过来钱（先天不大识数）被领导婉劝换份工作，说不然你早晚会被关到白湖农场去。后改行做野外测量（我专管看水准仪、经纬仪、另一个人记数据），一直做了5年。5年后辞职做小生意，卖过服装，开过饭店，干过装潢，摆过地摊，卖过盗版光盘，做过漆匠，摆过象棋残局，在江苏无锡、苏州一带卖过行画，杂七杂八有好几十种吧，都没有修成正果，其间没有间断画画、写字、读书。……我在豆瓣原先有一账号，后被注销，就一直没写了。后又注册了一个账号叫‘风行水上’，大约是名字起对了，就忽然写得勤快起来。这一两年来画画、写字之余就写一点，陆陆续续写到现在，一看吓一跳，怎么这么多废话！”
　　3年后，他把自嘲的“废话”编成第二本书《橄榄成渣》。
　　“风行水上”取自《易经》里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一天无风就无风，写不出来就不要写。我没有强烈写作目的，写作不是生活的惟一。”
　　此刻，这位在网上走红的作家探头出南薰社画室的窗外，“看，那里有几家洗脚屋，余教授过去就出入其间。”
　　与“王展仙”、“老庆哥哥”相同，“余教授”也被他记录在豆瓣日志、摘入书里，是那些看似不可理解、实则孤独失意的生命体中的一员———这个“老贾宝玉”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又在国外，内心的寂寞如杂草疯长。结果，“他一个月花在附近的洗脚屋有万把块钱”，成日为那儿的女孩们作些“淫辞艳赋”，不在乎被人笑话“老不正经”。
　　高告诉我，“你可以称这些人‘极品’。”
　　“大家问我是不是想写作谴责他们。我说，道德不是评判文学的惟一标准。”他并非专写“极品”，只想通过他们，寻找一种摆脱沉甸甸肉身的归属心灵的生趣。归根结底，都应了封面上那句宣传语——“我们活在世上，不过想生活得有趣些。”

信佛

　　木空法师的法号有讲究。他自述年轻时当兵，“文革”时当木匠。大小木材的用途，尽在掌控之中。“木头空了就成‘朽’。朽木不可雕也，但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年过七旬的他站在徽商大市场路口，满面红光，一身家常棉服。不知怕冷还是低调，剃度过的头顶戴着一顶浅棕色绒线帽。这是半年前，他无奈离开在西郊修行的一座寺庙后，第一次见高军。
　　邻近一处小区里，有他隐居的复式楼。一缕阳光慵懒照在阳台闲置的躺椅上，周边四五只鸟在笼里扑腾不停。《橄榄成渣》之《做个自了汉》中描述：“和尚养了许多鸟，都不是什么好鸟。有山麻雀，山麻雀的头是红的。一只八哥，还有一只斑鸠。斑鸠是捡来的，有一次刮大风一只斑鸠从窝里被吹下来，他捧回去养，养熟了。他走哪里，斑鸠跟到哪里。”
　　他指起楼板一隅悬挂的《合肥昔景》精缩图，“这是我画的。”后又介绍饭厅墙壁上的一幅油画，“那是我儿子画的。”2008年，这位法师正式出家前，就是当地的知名画家，俗名“张国瑞”。他也因画与高军相识，“三十多年前，九华山举办画展。我初见这小孩，觉得他不像一般小青年，知识面还挺广。”那会，高军已是山水画家童乃寿的弟子。
　　沏上猴魁，尘埃落定，法师开口即道，“心好住哪里都好。我不跟他们搞到一起。”对此，高军与他有过一次深谈——
　　我问他：“现在你们庙里的和尚文化程度怎么样？”他说：“大部分小学和初中，高中生也有，但是少。今天早上有个小和尚到我这里被我给骂走了。没规矩，乱翻东西。……”
　　我问他们为什么出家，老和尚说：“混饭吃呗，像这种货色，‘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撮屎’，打工他又怕累，我们称为‘庙油子’。但一个庙，总得要有人吧。不然弄个水陆道场也没气势。结果把这些好吃懒做的货给招来了，末法时代嘛。你还别小瞧他们，比你挣钱多多了。我们这儿有个小和尚才干几年，就在前头那个高档小区买了套房子。我也弄不懂偏有那么一些傻瓜蛋信着他们，供养着他们。有的人还是什么大学教授、博士、大老板、大官，偏这些人让他们给唬住了。这些人的书不是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老和尚提到的小和尚，高军曾经见过。他记得有一次，那名小僧陪他说说笑笑，“夸我长得好，眉清目秀田宅广。又夸我印堂发亮，财帛宫生得好。又夸我手长得好。……老和尚说：要不是这身衣裳，他就趴在街上要饭，也不见得有人施他一碗两碗的。现在混到庙里，施主跪着，他站着就把钱挣了，这是什么世道？佛家没有算命看相这说，如果你看一座庙里有算命看相的和尚，那纯粹就是骗子！”
　　高军说，山门之中，他更被一女信徒惊悚住——“她看见我就缩成一小团，咬着手指问我是不是崆峒派的人，是不是来杀她的。我说我是峨眉派，跟崆峒派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抱拳当胸说：‘既不是崆峒派的人，那就是江湖兄弟了。来人啊！大排宴席！’……，那个女疯子跳起来把我拖到一边说：‘贤弟呀！请到这边说话。我这里要请贤弟吃些体己的东西。’”
　　“她摊开手掌，是一堆红黑相间的丝毛虫！还口称，师兄，你在江湖上受了内伤，吞下它就好了。说完，她先吞下一只，高举双臂欢呼，我能再战江湖了！尔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他边说边摹仿。后才从木空法师得知，女疯子本来还不太疯。“这几年，在这里做义工，听那些种菜的老虔婆妄说佛法，脑子更不好了。” 　　“有些人原本很偏执。这种人什么都不信，可能对他更好。记住了，信，不能走火入魔。”木空法师的话倒让我想起他俩在文中的另一段对话——
　　老和尚说：“信与迷信是个相当挠头的事情。所以你别问我如何是佛，我真不知道。”
　　我说：“你可以准备一个棒子，谁来问你什么是佛，你就打他脑袋，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就劈面一碗。”
　　他说：“你那个不是放屁吗，人家不会打110？我能做个自了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问他：“如何自了？”他说：“你别管什么教，如果这个教让你给他钱，让你帮他出头拼命，反正对你个人不利的，你都别信他！赶紧转身就走。……”
　　我说：“是不是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他说：“是那么一个意思。”

信主

　　高军始终无法联系上“老周”，说他从不用现代通讯工具。“老周”是他在南薰社的画友，也是《橄榄成渣》主文中的男主角。
　　社里老成员透露，“老周”是陈丹青的朋友，多年前坐过牢，为人认真得近乎迂腐，永远对现实不满，却又没有行动实践自己的理想。
　　“他强调学画画要将自己放在祭台上，要为艺术献身。学生们见他说话不靠谱，来的也就越来越少。”高军跟我分析起“老周”，“艺术创作有很重要的一环——天赋。他眼光很高，可自己的天赋确实跟不上。于是，他天天用梵高等在社会上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来激励自己，搞艺术确也不乏这样例子。他像扎吗啡一样上瘾，然后每天依照这样过活。”
　　长此以往，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艺术家的妻子自然不依。
　　“老周的老婆在一个街道工厂当会计。……，她一边择菜一边说：他不管家。每天往那个画架子前一坐，跟个死人一样。油瓶倒了，都不带扶的。……我跟他说，实在想画，我们接个活，帮人家工地画围墙，又过了画瘾，又能挣几个钱。你不知道哦，我跟他一说，他气得要杀人，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让他掐死了。说着用手背抹起眼睛。老周跟他老婆的关系就像一个快散了架的支前独轮车，看着看着要倒了，但老是不倒，还是往前推着，碾过20世纪90年代……”
　　碾进21世纪，“老周”老婆的小厂倒闭了，戏剧性的一幕也拉开了，她居然也开始绘画。她画她家附近的菜场，画一地的菜皮，画捆着的鸡鸭，画龙虾摊上的醉鬼，画肉案上的猪肉，画傍晚在公园里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画买回来的胡萝卜、鸡蛋，还有包头菜、葡萄，都丑拙得可笑。可这样具象的画作极受市场欢迎，“而且价格比老周画的卖得高得多。”
　　妻子的无心插柳成荫，对“老周”是一种幻灭与颓丧。“想想一个人原来寄托一个虚幻的希望走下去，突然一个沉重的物件猛将窗帘哗地拉开，让他看见他毕生追求不过是白费力气。”高军写道，“这个事情让老周相当地欲哭无泪。当别人试图跟他讨论他老婆的画时，他会用一种很无所谓的语气说：她呀！她就画着玩玩的！……他们工作室的墙上都是老周没有卖掉的画，墙角也堆了好些。有的时候没有画布了，他老婆会在他的画上覆盖一层颜料，然后就直接在老周的画上重新画一张画。反正堆着也是堆着，权当是废物利用。”
　　势态并末就此完结。有一天，这对夫妻都信了主。结尾处，高军不动声色地表达“老周”夫妇各自饱尝生活艰辛，失望之后，不得不相互依存，与生活妥协，最终借助宗教的力量，寻求慰藉——
　　傍晚的时候，阳光从旧厂房的窗子里射进来，他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工作室。阳光在墙壁上切出一个一个方块，光影中有万千的尘螨在跳动。远处传来打桩机咣当、咣当的响声。老周的老婆把穿在身上的蓝布罩衫解下来，衣服上全是斑驳的颜色。她疲惫地把手摊在膝盖上，手心向上：“老周，我们唱支歌吧！”老周把手合好，放在胸前，以浑厚的男中音颤颤唱道：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哪哒成膏，你就不流芬芳——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
　　“阿门！”
　　“阿门！”
　　2003年6月，高军也在当地一家饭店的后堂受洗。他说，“老周”非得传他。为此，他曾在日志中形容整件事情颇具喜感，甚至对归皈的教义“管得太形而下”报以轻微的嘲谑。
　　“受洗之后，我觉得我个人也没什么质的飞跃。比如抽烟我一直戒不了，聚会的时候兄弟姐妹们闻到我身上的烟味都很挠头。……戒烟失败这个事情让我很有挫败感。我觉得愧对宋牧师，都不好意思见他。也愧对教内的兄弟姐妹，后来我就去得少了。我觉得我当时受洗时应该大声喊出来——我没有准备好，让我想一想！”

价值观之争

　　“他是一个怀疑论者。”高军的作家妻子说。高军同意这个判断。
　　“怀疑论者与信仰本身是否存在矛盾？”我问他。
　　“是的。”他点点头。他回忆作为怀疑论者的源头：“领袖过世那天，我读小学二年级。全校广播哀乐，师生们一个个较劲比赛似的放声大哭。我看大家都哭我也哭。我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胳膊肘弯里，但发现自己越想哭越哭不出来，只好抖动双肩装样子。放学后，我高兴地跑回家。走进院子没几步，我爸看见我，上来便把我打哭了。晚上他对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你却欢天喜地的，我不打哭你，搞不好我就得进去。回看当初，我认为那是一种集体撒癔症。”
　　他说，他还在长江边上做野外测量时，初夏的一天，江边忽然漂来一具浮尸。那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衣棉裤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落水，脸埋在水里，人被水浸得走了形。由于江汊柳树林的水缓，老人老是在水中转悠不肯走，村民们将他打捞上来。那会，他正在队长家吃饭，村民前来报告，细细讲述尸体腐烂程度。听完，他在门口大吐特吐——江边人家每天清早到长江挑水回来吃用。队长挥挥手说，抬到山上埋了。此前，他以为“死亡”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超乎他想象的是，人们处理它，就像对待一只死畜般平淡。老人被一张席子卷了埋了，人们象征性放了一挂小鞭。“这事触动到我的是，人活着是一件很荒诞的事。” 　　“她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我说我活到50岁，才知道人生有个狗屁意义。”在我离开合肥前，南薰社几位成员聚会。“老龙”也驾着他那辆几千元改装的电动车“斯马特”，匆匆赶到。席间他说，不久前，他在钓鱼时挽救了一个企图轻生的姑娘。高军坐在他身旁吸着烟，静静听他宣扬自己的人生哲学。这位专业精通的裱画师是高军在书中多次提及的“极品”。去年8月的一篇日志里，高军记述了他与另一位老友“老常”在酒后围绕价值观展开的一场激烈辨论——
　　他们俩一人喝到快二两的时候。老常说：“你那么好手艺为什么不多接点活赚钱？”老龙说：“我赚钱干什么呢？我幸福指数那么高。”老常听了差点被气乐了，他瞪大眼睛说：“就你？敢称幸福指数高。你看看你那个破房子，你这个破车。”老洪说：“我觉得我的房子很好。冬暖夏凉，我的车也很好。”老常说：“我是做生意的。天天在外面跑，一年到内地也不知道来多少回。像你这么穷的我真是没见过。”……
　　老常说：“晚上我看到你开来的小破车了。我觉得简直是笑话，为什么去照你的车呢？是觉得这小车可笑，像你人一样可笑。三辈子讲吃讲穿，我一般在深圳平常出去办事我都是开benz，BMW我都不开，嫌丢人。在国外一般公司白领暴发户才开BMW。香港过去半山上人家，哪怕是败落了出门也是要开benz和宾利的。”老龙大啐了一口：“呸！这叫驴倒架子不到，活着多累啊！”老常说：“活着就是累呀！不然你投生成一个人干吗？”老龙说：“我又没说我想投生成人，这种事情由得着我吗？说得跟放屁似的。但我有权选择自己怎么活，也许你觉着你的生活方式好。幸福指数高，我也没质疑过。现在我一说我本人幸福指高，你就怀疑了。你觉得你有很多房子、有名车就公然装逼起来，觉得有资本能给我励励志了。那你还早得很呢！我现在的幸福感早就不建立在物质方面了，我为什么要赚钱？真是想不通，单位每个月发四五千块钱足够我吃用的。老常你天天东跑西颠的不也就为两个小钱吗？……”
　　“人不能强迫别人非要接受他的价值观！”如今，酒过三巡，“老龙”面红耳赤地仍在宣讲。我问过他，如何看高军在书中写他。他含混地笑道，“他要是将我写得“高大上”就好。要是写得猥琐，我就找他要钱。”说完，继续沉溺于他的醉意里。
　　那晚，高军却喝得极少，他含笑地打量周围，好像随时悄然地捕捉某一刻迸发的荒谬或趣意。
　　“年轻时，我不能与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调和。现在慢慢改变。透过它看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人变得圆融，变得多角度看待事情。能知道生活中有些问题没有终极解决之道。”他说，“这个时代很无聊。有趣的事物太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在倡导同一价值观。大家都那么求上进，恰好有趣往往产生在不那么求上进的人身上。”
　　“有人说我对他们怀有悲悯，其实我在悲悯自己。自己也是‘极品’当中的一个。”事后，他坦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