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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道历史难题，到底是启蒙引发了革命，还是革命塑造了启蒙？十八世纪中后期，法国文人的保守倾向是不是旧制度的表现形式，革命是颠覆了旧制度，还是延续了旧制度？新思想与旧制度之间有一条边界，边界上时有冲突，或是由于政治理念，或是由于宗教信仰、行文风格，能不能根据边界上发生的故事窥探旧制度、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一生行走在这条边界上，他的境遇，对于同时代的文人来说有没有普遍性？
十八世纪，法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神学时代沉闷的话语体系消失了，识字率提高，个体意识觉醒，普通人开始关心公共事务，报刊是最得力的方式。科学、文学、诗歌、雕塑等学科都有相应的刊物，“阅读报纸时，热爱科学艺术的人会了解它们的进步”。一个新的语言空间由此形成，它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对于这个语言空间，当时的共识是“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主导的出版业，其中有不同于神权与君权社会的观念（理性、自然、后代、荣誉），寻求真实，呼吁改革。一七七九年，《法国文学艺术共和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描述了它的特征：
所有决定人的命运的政府……它们的权力只限于人身和财产，但有一个特别的王国，它只影响人的精神，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那是才能与思想的王国，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本性上是自由的，各类科学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员。
理性与自然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虽不明显，却在塑造人的现代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因素，如后代和荣誉。人死之后是下地狱还是入天堂，对于那时的文人，不再是严肃的话题，后代的注视与评价更有意义。一七六五年冬，狄德罗与雕塑家法尔科奈（Falconet）讨论这一观念的意义：后代的关注会不会（让现代人）举止优雅，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分别后，狄德罗在信中又有深入的思考：
神圣又高尚的后代，是受压迫者的依靠，你公正，不受腐化，为善良的人复仇，揭穿伪君子，对付独裁者。你有确定的、让人欣慰的理念，绝不会抛弃我。对于哲学家来说，后代的意义像是天堂对于教徒一样。
在新的话语空间里，“荣誉”取代宗教信仰中的“虔诚”和君权下的“服从”，成为文人思考的力量来源。一七五五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意识到荣誉与读者的关系：从事写作的人在读者的注视下，依靠理性发现真理，由此获得荣誉；明白事理的公众会做出判断，赞扬是对他们的回报，批评或遗忘则是对他们的惩罚。文学共和国的文人觉得思考的事业是光荣的，学识能带来名誉。
启蒙时代是现代批判精神确立的时期。十七世纪末，批判的含义从对《圣经》的质疑转移到对古代学问的反思：“唯有借助于批判，才能使学问变得有用。这种批判，尤其适用于古代的知识，崇拜古人的同时也有批判他们的权利。”十八世纪，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对“批判”一词做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检验古代真理的有效性，发现新知识，对象包括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
现代理念渐渐获得了认同，旧制度也认识到它的力量。一七七五年，曾任出版总监的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提出了“公众法庭”（tribunal du public）的概念：
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之敬重的法庭出现了。它珍惜一切才能，为正直的人判决。在这个开明时代，在每个公民可以通过出版物向整个民族发表观点的时代，谁要是有指导他人的才能、打动他人的天赋，也就是文人，就会处于公共事务的中心，像古罗马、古希腊的演讲家是公共集会的主角一样。
文学共和国，从它的理念来看，是独立的精神存在，但在它与旧制度的交界处有激烈的冲突。虽然文人自视为权力滥用的敌人和公共自由的卫士，旧制度的官僚却将之视为“王国的骚乱者”。限制文人思考的合适措施是书报审查。一七五八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献言：
禁止任何身份的人私自、秘密印刷；要求王国内的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没有许可，不能印刷；只有书店、印刷商和其他获得许可的人才有经营书的权利；禁止有经营权的人出售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书。
其次是间谍制度。路易十五时期，法国警察和间谍的数量达到顶峰。巴黎人时常受到间谍的注意，两个人低声说话，就可能有闲逛的人窃听。政府为咖啡馆和聚会提供“合法”的话题，但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的界限，于是选取无关痛痒的话题。间谍制度，从现代社会的建立来看，没有正面意义，只是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
巴黎警察局为“不合时宜”的文人建立档案，一旦发现他们越界就会予以羁押。一七五零年，卢梭由于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比赛而出名，一七五三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一份卢梭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四十一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完成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
在十八世纪文人心中，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Vincennes）是难言的痛。卢梭对之有畏惧，一七六二年之后，巴黎教会要将他关入裁判所监狱（Prision de la Conciergerie du Palais）。他的朋友一不小心也会被关押，“我们可怜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狱有一段时间了，我收到巴黎的来信，说他由于翻译沙罗代（Chalotais）的回忆录（而惹了祸），我收到居伊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的话就被送进了大牢”。兰格（Linguet）由于与政府的冲突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但心里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遭到羁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最后在伦敦定居。塞尔凡（Servan）曾被关押，出狱后健康变坏，胃功能受损，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痉挛一样”。 布里索从巴士底狱出来后一直为警察局服务，一年来他与为我送情报的秘书联络，并获得报酬，每月五十埃居（三百利弗尔）。
一七九三年，布里索被关进监狱，等候审判时写的《回忆录》中暗示了这段经历：
生活贫困，难以谋得一份职业，能让我独立与自由思考；表面上，我是自由的，但心中悲惨，有过危险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谋生。
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诚实、无私，有爱国热情，根据上面一段话也不能确定他当过间谍，但至少说明为了生存下去，他做过不光彩的事。而一七八零年，他与警察马丁（Martin）的通信解释了何谓“不高尚的手段”：
巴黎警察局的马丁先生告诉我，《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正在印刷，这会淹没法国。
布里索说过要与学术界的利己风气与专制主义斗争，也敬仰卢梭，曾到瑞士拜访过他，“《萨瓦牧师的自白》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扯下来”，读完《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后，经常在树林中漫步。但迫于生计，他成了间谍，监视过《卢梭作品集》的出版。虽然不能说他彻底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他的性格出现了两重性：理想是高尚的，为了生活却可以牺牲一些。文人由于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而成为间谍，这对文学共和国的损害最大。他们熟悉文人交往的特点，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却破坏了启蒙的内在认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布里索又燃起了希望，以思想改变现实，起因是一七八九年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法国革命的爆发。一七八八年五月，他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他发现此时的法国与他离开时已大不相同，社会有改善的趋向：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却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表现出最有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在政治上展示了最深邃的知识。
在新生的希望中，他创办共和主义刊物——《法国爱国者》（Patriote franais），革命爆发后参与巴黎市政府，随后进入国民公会和立法议会，筹建“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力主取消奴隶贸易，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力求结束混乱。判决路易十六时，他赞成处死，但首先要获得人民的认可，于是被斥为“保皇主义者”。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与其他二十一位吉伦特派被推上断头台。
布里索的经历能说明十八世纪后期出身低微的法国年轻人的困境。他们希望凭借才学成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但那时的学术界中有专制色彩，若加入，难免要舍弃一些自由与批判的精神；若不加入，独立的思考容易受到旧制度压迫，难逃牢狱之灾。在严酷的生存面前，或是认同现实、结党营私，或是拒绝学术专制，同时又要与旧制度对抗。兰格、马拉、罗伯斯庇尔选择了后者，他们希望社会变革，但在价值观动荡的年代，不经意间就会成为“叛乱分子”或“公共秩序的敌人”。
十八世纪法国历史中，尤其与卢梭、伏尔泰相比，布里索的影响要小一些，他是个失败的文人，但从人生经历来看，却是不平凡的人。他向往文学共和国的荣誉，却屡屡失败受挫；有追求善良与公正的心，却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不得不做丑陋的事；革命时代，他倡导共和观念，力求建立自由与公正的制度，却被雅各宾派以“背叛自由”的罪名处死。总之，他难以把持命运，在旧制度、启蒙与革命的年代里身不由己。
十八世纪，法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神学时代沉闷的话语体系消失了，识字率提高，个体意识觉醒，普通人开始关心公共事务，报刊是最得力的方式。科学、文学、诗歌、雕塑等学科都有相应的刊物，“阅读报纸时，热爱科学艺术的人会了解它们的进步”。一个新的语言空间由此形成，它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社会的现状与前途。
对于这个语言空间，当时的共识是“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它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主导的出版业，其中有不同于神权与君权社会的观念（理性、自然、后代、荣誉），寻求真实，呼吁改革。一七七九年，《法国文学艺术共和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t arts en France）描述了它的特征：
所有决定人的命运的政府……它们的权力只限于人身和财产，但有一个特别的王国，它只影响人的精神，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那是才能与思想的王国，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本性上是自由的，各类科学院是它的法庭，才能卓越的人是最重要的成员。
理性与自然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虽不明显，却在塑造人的现代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因素，如后代和荣誉。人死之后是下地狱还是入天堂，对于那时的文人，不再是严肃的话题，后代的注视与评价更有意义。一七六五年冬，狄德罗与雕塑家法尔科奈（Falconet）讨论这一观念的意义：后代的关注会不会（让现代人）举止优雅，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分别后，狄德罗在信中又有深入的思考：
神圣又高尚的后代，是受压迫者的依靠，你公正，不受腐化，为善良的人复仇，揭穿伪君子，对付独裁者。你有确定的、让人欣慰的理念，绝不会抛弃我。对于哲学家来说，后代的意义像是天堂对于教徒一样。
在新的话语空间里，“荣誉”取代宗教信仰中的“虔诚”和君权下的“服从”，成为文人思考的力量来源。一七五五年，《文学选编》（Choix littéraire）意识到荣誉与读者的关系：从事写作的人在读者的注视下，依靠理性发现真理，由此获得荣誉；明白事理的公众会做出判断，赞扬是对他们的回报，批评或遗忘则是对他们的惩罚。文学共和国的文人觉得思考的事业是光荣的，学识能带来名誉。
启蒙时代是现代批判精神确立的时期。十七世纪末，批判的含义从对《圣经》的质疑转移到对古代学问的反思：“唯有借助于批判，才能使学问变得有用。这种批判，尤其适用于古代的知识，崇拜古人的同时也有批判他们的权利。”十八世纪，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对“批判”一词做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检验古代真理的有效性，发现新知识，对象包括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
现代理念渐渐获得了认同，旧制度也认识到它的力量。一七七五年，曾任出版总监的马勒泽尔布（Malesherbes）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提出了“公众法庭”（tribunal du public）的概念：
一个独立于所有权力，并为之敬重的法庭出现了。它珍惜一切才能，为正直的人判决。在这个开明时代，在每个公民可以通过出版物向整个民族发表观点的时代，谁要是有指导他人的才能、打动他人的天赋，也就是文人，就会处于公共事务的中心，像古罗马、古希腊的演讲家是公共集会的主角一样。
文学共和国，从它的理念来看，是独立的精神存在，但在它与旧制度的交界处有激烈的冲突。虽然文人自视为权力滥用的敌人和公共自由的卫士，旧制度的官僚却将之视为“王国的骚乱者”。限制文人思考的合适措施是书报审查。一七五八年，马勒泽尔布向国王献言：
禁止任何身份的人私自、秘密印刷；要求王国内的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没有许可，不能印刷；只有书店、印刷商和其他获得许可的人才有经营书的权利；禁止有经营权的人出售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书。
其次是间谍制度。路易十五时期，法国警察和间谍的数量达到顶峰。巴黎人时常受到间谍的注意，两个人低声说话，就可能有闲逛的人窃听。政府为咖啡馆和聚会提供“合法”的话题，但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的界限，于是选取无关痛痒的话题。间谍制度，从现代社会的建立来看，没有正面意义，只是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
巴黎警察局为“不合时宜”的文人建立档案，一旦发现他们越界就会予以羁押。一七五零年，卢梭由于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比赛而出名，一七五三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一份卢梭档案：
卢梭，日内瓦人，作家，四十一岁，思维敏捷，写了几部文学作品，引起激烈的批评，完成几部戏剧，演出非常成功，他还负责《百科全书》中的音乐部分。
在十八世纪文人心中，巴士底狱和文森监狱（Vincennes）是难言的痛。卢梭对之有畏惧，一七六二年之后，巴黎教会要将他关入裁判所监狱（Prision de la Conciergerie du Palais）。他的朋友一不小心也会被关押，“我们可怜的朋友居伊（Guy）在巴士底狱有一段时间了，我收到巴黎的来信，说他由于翻译沙罗代（Chalotais）的回忆录（而惹了祸），我收到居伊的信，他说一点不合时宜的话就被送进了大牢”。兰格（Linguet）由于与政府的冲突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他对专制暴行气愤不已，但心里有抹不去的恐惧，害怕再次遭到羁押，于是流亡国外，去过瑞士、荷兰，最后在伦敦定居。塞尔凡（Servan）曾被关押，出狱后健康变坏，胃功能受损，久治不愈。一想起那段经历，他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像是痉挛一样”。 布里索从巴士底狱出来后一直为警察局服务，一年来他与为我送情报的秘书联络，并获得报酬，每月五十埃居（三百利弗尔）。
一七九三年，布里索被关进监狱，等候审判时写的《回忆录》中暗示了这段经历：
生活贫困，难以谋得一份职业，能让我独立与自由思考；表面上，我是自由的，但心中悲惨，有过危险的交往，也以不高尚的手段谋生。
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诚实、无私，有爱国热情，根据上面一段话也不能确定他当过间谍，但至少说明为了生存下去，他做过不光彩的事。而一七八零年，他与警察马丁（Martin）的通信解释了何谓“不高尚的手段”：
巴黎警察局的马丁先生告诉我，《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正在印刷，这会淹没法国。
布里索说过要与学术界的利己风气与专制主义斗争，也敬仰卢梭，曾到瑞士拜访过他，“《萨瓦牧师的自白》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扯下来”，读完《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后，经常在树林中漫步。但迫于生计，他成了间谍，监视过《卢梭作品集》的出版。虽然不能说他彻底否定了年轻时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他的性格出现了两重性：理想是高尚的，为了生活却可以牺牲一些。文人由于生活窘迫或警察的计谋而成为间谍，这对文学共和国的损害最大。他们熟悉文人交往的特点，容易捕捉到反教会、反政府的言论，却破坏了启蒙的内在认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布里索又燃起了希望，以思想改变现实，起因是一七八九年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法国革命的爆发。一七八八年五月，他去北美旅行，得知重开三级会议的消息后回国，他发现此时的法国与他离开时已大不相同，社会有改善的趋向：
之前，法国人生活在奴役中，现在却是自由的；之前有人指责他们软弱无力，现在却表现出最有冲击的力量；之前他们被批评无知，现在却在政治上展示了最深邃的知识。
在新生的希望中，他创办共和主义刊物——《法国爱国者》（Patriote franais），革命爆发后参与巴黎市政府，随后进入国民公会和立法议会，筹建“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力主取消奴隶贸易，与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对抗，抵制无政府主义，力求结束混乱。判决路易十六时，他赞成处死，但首先要获得人民的认可，于是被斥为“保皇主义者”。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与其他二十一位吉伦特派被推上断头台。
布里索的经历能说明十八世纪后期出身低微的法国年轻人的困境。他们希望凭借才学成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但那时的学术界中有专制色彩，若加入，难免要舍弃一些自由与批判的精神；若不加入，独立的思考容易受到旧制度压迫，难逃牢狱之灾。在严酷的生存面前，或是认同现实、结党营私，或是拒绝学术专制，同时又要与旧制度对抗。兰格、马拉、罗伯斯庇尔选择了后者，他们希望社会变革，但在价值观动荡的年代，不经意间就会成为“叛乱分子”或“公共秩序的敌人”。
十八世纪法国历史中，尤其与卢梭、伏尔泰相比，布里索的影响要小一些，他是个失败的文人，但从人生经历来看，却是不平凡的人。他向往文学共和国的荣誉，却屡屡失败受挫；有追求善良与公正的心，却在艰难的生活面前不得不做丑陋的事；革命时代，他倡导共和观念，力求建立自由与公正的制度，却被雅各宾派以“背叛自由”的罪名处死。总之，他难以把持命运，在旧制度、启蒙与革命的年代里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