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吴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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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文化是春秋时期最早开发的吴国和越国统治期间所形成,又为后世所传承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而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史料。
  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
  在吴越文化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即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一是在春秋时期已有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在此期间互相争霸。公元前494年,吴越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越国败得很惨,越王勾践一度去当了吴国的俘虏,受尽耻辱。越臣文种征集珍宝器物,带到吴国,贿赂太宰。又把西施送到吴王身边去,吴王大喜过望。答应了文种提出的媾和要求,赦了越王。勾践被赦后回到越国都城会稽,“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他亲自订立国家的政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身自耕种,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多方招徕贤人达士,扶贫济苦,问伤葬死,与百姓共休戚、同劳逸。这样上下齐心,競競业业,国家才慢慢恢复了元气。越王励精图治,对楚、齐、晋、鲁等邻国无不小心修好,对吴国更是十分巴结。公元前482年,吴王调兵大举北伐齐国。于是,越国乘其国内空虚,调发重兵攻伐吴国。吴国被攻破,越王勾践自度不能一口气灭吴,因此便许了和。又过了四年,越军更强大了,再度伐吴。这时吴军疲敝,越军得以摧枯拉朽之势大破吴军,并留下来包围吴军三年,将吴王围困于姑苏之山。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
  二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从公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
  现有史料表明,钱镠射潮决非筑塘一事,而是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在杭嘉湖,疏浚治理太湖。在绍兴鉴湖、鄞县东钱湖周围筑塘。在萧山,开浚西兴塘。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多开支流、小泾,集防洪、灌溉于一体。
  钱镠十分重视农业,募民垦荒,增产不加赋。
  吴越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商业也迅速繁荣。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西南亚的波斯(伊朗)等国。这样,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吴越国期间,寺观建筑、石窟艺术、文学书画、工程技术等多方面文化成就,为其他割据政权所不及,且富有苏杭特色,影响深远。
  吴越文化的地域范围及历史传承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长江下游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
  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以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文化区是由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比较稳定。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比较多变。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但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通过颁发一个行政文件而立刻实现。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它是超越朝代的局限而又一脉相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以吴越文化来说,吴国、越国虽已于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先后灭亡,但吴越文化并不因此消失,而继续传承于后世,绵绵不绝地发展下去。
  在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鲜明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这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和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异同及精神特质
  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在古代,吴越人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吕氏春秋·恃君篇》注“越有百种”,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吕氏春秋·知化》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
  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
  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经济的重要行业。著名学者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
  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考证,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   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的;习俗相同,吴越地区古时流行“文身断发”习俗,吴与越史籍上都有“文身断发”的记载。春秋时期,长江三角洲还是蛮荒一片,句吴和于越民族,都断发文身,不冠不履。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
  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百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地域位置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吴地北有齐,西有晋,又与楚接壤。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故而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位,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越地与吴地相比则显得偏僻,越与楚、吴的关系密切,与中原的联系则不如吴,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相对薄弱。越国更注重本土变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的差异和区别。
  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质与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这些,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总体来看,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
  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及发展。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雅、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商务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吴越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细柔、精致、文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吴越文化的共同特征。《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作是吴越文化的标本,其柔美、细腻、文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
  吴越文化对当代浙江的影响
  吴越文化的发展,既始终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质,又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越文化在这种发展演化进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区域文化,并对此后浙江地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甘为人先,勇于创新
  因为依水而生、傍海而居的生活生产环境,越民在与水的长期拼搏、对水的长期征服过程中,培育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品质。从历史看,由于吴越地区发展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徙过程中,这种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增强了他们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与创新的愿望。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闯天下”,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这些众多的“全国第一”,也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大气开放,兼容并蓄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濒(钱塘)江、环(太)湖、临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吴越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对异质文化没有排斥性,而有着非凡的开放、兼容气度。阳明心学和浙东学派、永嘉学派都重在兼采各派思想。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浙江率先孕育,造就“东南财赋地,江南人文薮”的嘉年盛世,也是由于对新思想的广泛接受和容纳。千百年来,吴越文化在发展演变之中,已形成兼容并蓄、人我共生的传统。
  机敏睿智,坚韧不拔
  吴越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纵观古越历史,浙江人民具有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的志向。“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人格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坚强意志与献身精神的理想化身。越王勾践不忘俯首称臣于吴国之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终成功业。吴越国王钱镠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一部古越文化史,就是一部浙江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史。这种精神品质深刻影响了历代浙江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商品意识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浙江文化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一直以来不断地反思义利观,探索一种符合儒家经世理想的“义利”关系,南宋浙学特别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推崇学以致用,反对空疏学风,倡导义理与功利并举。浙江人形成了乐于经商、善于经商的性格特质,在经济活动中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的传统。从战国时代的范蠡弃政从商,堪称“浙商”鼻祖,到“宁波商帮”与“温州模式”,都体现了浙江的重商文化。此外,浙江历史的客观条件,培养了浙江文化反对空洞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追求真理、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历史上东汉王充提出“疾虚妄”、“重效验”;明代,王阳明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念的束缚,提出“知行合一”学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吕祖谦开创的金华学派主张为学务实致用,不尚空言;章太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吴越文化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今,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它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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