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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为什么在内地批评到现状，往往得到年轻人的支持、喝彩，而这个群体又偏偏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七年来，我比较贴近今天的大学生，心里时常蹿出类似的想法，曾经在“2009年上課记”里写过“割裂的人”，最近两年又有了新鲜的理解和实例。
“潮”比曾经的憧憬还远
大学是“营盘”，学生就是“流水的兵”。今年的高校新生报到，校园依旧又拥挤喧闹了几天，随处能见到东张西望的年轻人，后面紧随着手拉肩扛的父母。据我调查，能百里千里送孩子来我所在这偏远的海岛学校报到的，在八千多新生中不足三分之一。更多不可能来的是在田里的农民或在各城市角落里的农民工，他们可不敢随意离开工作岗位一步，农民工家庭多数不只一个孩子，如果停了工，家里交不上学费的很可能不只一个学生。网上那夸张的奴仆般的父母给潇洒时尚子女拖背行李的贴图，在这所普通高校里，我没亲眼见到。
就在开学前的7月底，我在东北长白山区露水河镇林业局宾馆住过两天，中午晚上两个“饭点”，餐厅里很多人面有喜气，鱼贯而入，两小时后又鱼贯而出，人人都喝得脸上红通通的，餐厅因忙不过来不对外开放。宾馆的人说每年这时候都连天办“谢师宴”。我问，都是哪的？回答，都是这街上的。我问，农村考上的呢？回答，下边？下边的就啥也别说了。我再问，毕业后有回来的？回答，费多大劲考上，还回来？回这瘪地方？夜里，当地电视台播一个节目叫“金榜题名”，学生的大头照片配在大红底上，每人停留几秒钟，下面列出考中的学校名称，一个接一个轮番不止。
一转眼，从“谢师宴”和“金榜题名”穿越进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探头探脑出现在身边。有关统计数字说，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学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在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学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线名校”出来的学生就业才比较有保障，而在教育公平上始终处于劣势的小地方，普通人家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起20年前或30年前，现在想进入一线名校是难上加难，这一先天弱势者大多涌进二三线城市的普通大学。我们这海岛学校恰恰录取了更多的农民子弟，按我的粗略计算，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半。
农村生集中挤进非一线名校，很快会有失落感，他们发现身边太多的不如意，校内校外都看过了，和电视上网络上斑斓光鲜、让人心动的生活差距很大，他们叹气啊感叹啊，后悔没考好，没进得了大城市名学校。其实，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存留着粗鄙肮脏的城乡接合部，从北大西门出去几百米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心不甘，苦熬了12年分明应该熬出更时尚更现代的好生活，打开电脑就能看见的那些“潮”，忽然发现其实离得很遥远，甚至比曾经的憧憬还远。他们短促鲜嫩的人生一开始就遇到不公，很多愤懑自然会滋生。
课上读了食指诗歌“相信未来”的一个中午，有个女生随我离开教学楼。她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我得实话实说，我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这是个湖北姑娘，父亲在北京打工，老家还有弟弟在读书。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虽然每接到老家人的电话，都会叮嘱要供孩子读书，其实自己也知道这已经不是心里话，他家乡也在湖北，他们那儿称呼刚毕业的大学生“废人”：苦活、累活、技术活都干不来，做什么都不会，白花钱白念书，不就是废人吗？
进大学后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
两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卢小平来做客，他大三了，从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两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我在听，说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种趣事，他骑什么样的电动车去送外卖，配有什么样的头盔，遇到什么样的顾客，善良的女人和无理的富人，平时怎样考核晋升，集体组织的旅游。他说，老师，我这下知道了，“旅游”就是坐车到一个地方下车转一圈，再坐车回来。这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在这次出游之前是没有“旅游”过的。我实在没想到，在一家快餐店里见到的琐碎细节对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会这么盎然有趣。我问他晋升没。他说提前好几天就背题了，最后还是没考上。老员工提醒过要送礼的，但是卢小平说他不想“那样”，不想学那个，他说，这个我还是坚持，即使没录取也不抱怨。起身离开前，他忽然抱歉说，怎么全是我在说呀，说得太多了，耽误老师休息了。卢小平是带了礼物来的，两包当地的茶，非要给我。我说你怎么能带礼物呢？其实我不该说出“礼物”两个字，这让他有点不安，连说几遍，是我奶奶说的，看老师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师嘛。不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牌。我知道这个学生平时沉默腼腆，他来做客或者就是想说说话，自由流畅快乐地表达。两小时里，他一句都没谈到在学校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课。
连续做了五年的问卷调查，关于课外阅读这项统计，被读到最多的是早已离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一个大二学生说，进了大学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接触的这个大学生群体，跨过了人生的18岁，已长大成人，在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的阅读，他们的意识里灌满了教科书，甚至连中国乡间千百年来形成的乡规民约、最简朴的道德传输也缺失了，空了巢的乡间没有唠叨，没有戏台，没有族群间的温暖和约束，有说服力的可信赖的道德对他们是空洞状态。所以才有学生在看过好莱坞的《闻香识女人》后，说那个中学生很虚假，保送哈佛，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放弃，告密又有什么，要保护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轻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一路混沌一路后退，只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又有本能的趋利避害、实用哲学，刀枪剑戟，该用哪个操练哪个，不觉有矛盾。
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来对我说，原来没怎么见过红绿灯，到上海吓得够呛，那么多人啊，很怕看错了灯。中国的12年基础教育，没有课文和老师告诉乡村的孩子什么是红绿灯，这类常识都缺失，怎么能去要求他们有完整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毕业后再想做农民已不可能
曾经，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目击了一个事件，你知道事实，在需要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神情僵住，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那个班级历来踊跃，听我一说，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攒动举手：要说真相！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有害怕，同时也敬仰正义和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是人的常态。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这个更真实，眼下的你们只要坚信，这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另一次，我在课上说“活着就是挣扎”，没几天，收到学生短信问，怎样才能找到表达“活着就是挣扎”的场景，她要赶作业。现在这同学已经毕业，曾经想回广西老家，在首府南宁找份工作，离乡下的父母近一点，但她父亲不同意，说你不要回来，回来我们也帮不上，你就到外面闯吧，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大学四年，父亲从不主动给她电话，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亲总来电话问这问那。她跟我说，这回明白活着真是挣扎了。
20岁，两手空空，看不见未来，这些在作业中自称“小可怜虫”的人，几乎被那个庞大而完全不可控的社会给吓着了。有人告诉我，接到一同学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他就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还带点笑意。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9月，我买了几本书分发给他们自愿传递阅读，10月，有一本书已经默默无声地传回到讲台上，并没收到一个人的阅读反馈。读书重要还是吃飯重要，吃饭重要；义愤重要还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他们正在努力向前看，发现看不到路径，而很多来自乡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把户口迁到大学，再想迁回去做农民已经不可能，曾经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学，变成吃红本的，是国家的人了，户口只能落在镇上。出来四年，土地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他们是懵懂着靠本能长大的一代，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们，他们就心虚得很。在这种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无所畏惧地去捍卫理想，不真实，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挤进公务员系统，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动那念头，那是一线名校的事儿。他们有份工作，月月领得薪水就行，与其让他们担当，不如先等他们找到饭碗。在“揾食”的过程中，等待担当的自然发生，让我看，几乎是必然会发生。
（转载自《南方周末》）
为什么在内地批评到现状，往往得到年轻人的支持、喝彩，而这个群体又偏偏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七年来，我比较贴近今天的大学生，心里时常蹿出类似的想法，曾经在“2009年上課记”里写过“割裂的人”，最近两年又有了新鲜的理解和实例。
“潮”比曾经的憧憬还远
大学是“营盘”，学生就是“流水的兵”。今年的高校新生报到，校园依旧又拥挤喧闹了几天，随处能见到东张西望的年轻人，后面紧随着手拉肩扛的父母。据我调查，能百里千里送孩子来我所在这偏远的海岛学校报到的，在八千多新生中不足三分之一。更多不可能来的是在田里的农民或在各城市角落里的农民工，他们可不敢随意离开工作岗位一步，农民工家庭多数不只一个孩子，如果停了工，家里交不上学费的很可能不只一个学生。网上那夸张的奴仆般的父母给潇洒时尚子女拖背行李的贴图，在这所普通高校里，我没亲眼见到。
就在开学前的7月底，我在东北长白山区露水河镇林业局宾馆住过两天，中午晚上两个“饭点”，餐厅里很多人面有喜气，鱼贯而入，两小时后又鱼贯而出，人人都喝得脸上红通通的，餐厅因忙不过来不对外开放。宾馆的人说每年这时候都连天办“谢师宴”。我问，都是哪的？回答，都是这街上的。我问，农村考上的呢？回答，下边？下边的就啥也别说了。我再问，毕业后有回来的？回答，费多大劲考上，还回来？回这瘪地方？夜里，当地电视台播一个节目叫“金榜题名”，学生的大头照片配在大红底上，每人停留几秒钟，下面列出考中的学校名称，一个接一个轮番不止。
一转眼，从“谢师宴”和“金榜题名”穿越进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探头探脑出现在身边。有关统计数字说，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学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在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学生大约占二分之一。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线名校”出来的学生就业才比较有保障，而在教育公平上始终处于劣势的小地方，普通人家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起20年前或30年前，现在想进入一线名校是难上加难，这一先天弱势者大多涌进二三线城市的普通大学。我们这海岛学校恰恰录取了更多的农民子弟，按我的粗略计算，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半。
农村生集中挤进非一线名校，很快会有失落感，他们发现身边太多的不如意，校内校外都看过了，和电视上网络上斑斓光鲜、让人心动的生活差距很大，他们叹气啊感叹啊，后悔没考好，没进得了大城市名学校。其实，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存留着粗鄙肮脏的城乡接合部，从北大西门出去几百米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心不甘，苦熬了12年分明应该熬出更时尚更现代的好生活，打开电脑就能看见的那些“潮”，忽然发现其实离得很遥远，甚至比曾经的憧憬还远。他们短促鲜嫩的人生一开始就遇到不公，很多愤懑自然会滋生。
课上读了食指诗歌“相信未来”的一个中午，有个女生随我离开教学楼。她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我得实话实说，我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这是个湖北姑娘，父亲在北京打工，老家还有弟弟在读书。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虽然每接到老家人的电话，都会叮嘱要供孩子读书，其实自己也知道这已经不是心里话，他家乡也在湖北，他们那儿称呼刚毕业的大学生“废人”：苦活、累活、技术活都干不来，做什么都不会，白花钱白念书，不就是废人吗？
进大学后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
两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卢小平来做客，他大三了，从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两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我在听，说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种趣事，他骑什么样的电动车去送外卖，配有什么样的头盔，遇到什么样的顾客，善良的女人和无理的富人，平时怎样考核晋升，集体组织的旅游。他说，老师，我这下知道了，“旅游”就是坐车到一个地方下车转一圈，再坐车回来。这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在这次出游之前是没有“旅游”过的。我实在没想到，在一家快餐店里见到的琐碎细节对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会这么盎然有趣。我问他晋升没。他说提前好几天就背题了，最后还是没考上。老员工提醒过要送礼的，但是卢小平说他不想“那样”，不想学那个，他说，这个我还是坚持，即使没录取也不抱怨。起身离开前，他忽然抱歉说，怎么全是我在说呀，说得太多了，耽误老师休息了。卢小平是带了礼物来的，两包当地的茶，非要给我。我说你怎么能带礼物呢？其实我不该说出“礼物”两个字，这让他有点不安，连说几遍，是我奶奶说的，看老师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师嘛。不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牌。我知道这个学生平时沉默腼腆，他来做客或者就是想说说话，自由流畅快乐地表达。两小时里，他一句都没谈到在学校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课。
连续做了五年的问卷调查，关于课外阅读这项统计，被读到最多的是早已离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一个大二学生说，进了大学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接触的这个大学生群体，跨过了人生的18岁，已长大成人，在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的阅读，他们的意识里灌满了教科书，甚至连中国乡间千百年来形成的乡规民约、最简朴的道德传输也缺失了，空了巢的乡间没有唠叨，没有戏台，没有族群间的温暖和约束，有说服力的可信赖的道德对他们是空洞状态。所以才有学生在看过好莱坞的《闻香识女人》后，说那个中学生很虚假，保送哈佛，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放弃，告密又有什么，要保护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轻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一路混沌一路后退，只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又有本能的趋利避害、实用哲学，刀枪剑戟，该用哪个操练哪个，不觉有矛盾。
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来对我说，原来没怎么见过红绿灯，到上海吓得够呛，那么多人啊，很怕看错了灯。中国的12年基础教育，没有课文和老师告诉乡村的孩子什么是红绿灯，这类常识都缺失，怎么能去要求他们有完整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毕业后再想做农民已不可能
曾经，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目击了一个事件，你知道事实，在需要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神情僵住，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那个班级历来踊跃，听我一说，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攒动举手：要说真相！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有害怕，同时也敬仰正义和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是人的常态。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这个更真实，眼下的你们只要坚信，这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另一次，我在课上说“活着就是挣扎”，没几天，收到学生短信问，怎样才能找到表达“活着就是挣扎”的场景，她要赶作业。现在这同学已经毕业，曾经想回广西老家，在首府南宁找份工作，离乡下的父母近一点，但她父亲不同意，说你不要回来，回来我们也帮不上，你就到外面闯吧，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大学四年，父亲从不主动给她电话，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亲总来电话问这问那。她跟我说，这回明白活着真是挣扎了。
20岁，两手空空，看不见未来，这些在作业中自称“小可怜虫”的人，几乎被那个庞大而完全不可控的社会给吓着了。有人告诉我，接到一同学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他就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还带点笑意。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9月，我买了几本书分发给他们自愿传递阅读，10月，有一本书已经默默无声地传回到讲台上，并没收到一个人的阅读反馈。读书重要还是吃飯重要，吃饭重要；义愤重要还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他们正在努力向前看，发现看不到路径，而很多来自乡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把户口迁到大学，再想迁回去做农民已经不可能，曾经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学，变成吃红本的，是国家的人了，户口只能落在镇上。出来四年，土地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他们是懵懂着靠本能长大的一代，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们，他们就心虚得很。在这种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无所畏惧地去捍卫理想，不真实，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挤进公务员系统，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动那念头，那是一线名校的事儿。他们有份工作，月月领得薪水就行，与其让他们担当，不如先等他们找到饭碗。在“揾食”的过程中，等待担当的自然发生，让我看，几乎是必然会发生。
（转载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