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当古埃及为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庆贺九十岁寿辰的时候，因为从未见过如此长寿之人，所以他的臣民都相信这位号称太阳神之子的老法老王真的会得以永生，所以一年后当法老王死去之时，整个埃及都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时代迁转，我们当然不相信永生的神话，但是，当真正得知金庸先生离我们而去时，难言的无尽悲伤久久难以忘怀，我们终于成为了那些遗落的埃及臣民。

　　就像许多伟大的事业，起源都只是一个巧合。1955年，时任《新晚报》副刊编辑的金庸，接到总编辑罗孚的邀约，让他写一篇武侠连载。你说一个副刊编辑，怎么就被要求去写武侠呢？说来也巧，罗孚心中的第一人选并非金庸，而是他的同事陈文统，也就是刚刚因为写过《龙虎斗京华》而火得一塌糊涂的梁羽生。只不过，当时的梁羽生因故无法答应，所以便推荐了和自己坐同一个办公桌的查良镛，《书剑恩仇录》便应运而生，金庸这个名字也开始步入江湖。
　　后来我们也知道了，金庸武侠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席卷了整个华人社会，做到了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武侠。如今，金庸过世可谓是备极哀荣，我们这样普通读者的纪念文章可以刷爆朋友圈，微博上演艺界、财经界等各界人士都由衷哀悼。社会各界人士，此时此刻为了一个人，集结在一起。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可是在生前，金庸所在的江湖决不能说是风平浪静。

初出江湖，便遇见史诗级“大反派”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世界新闻学校发表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在演讲上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
　　时年三十五岁的金庸，年轻气盛，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文学界的前辈，文化界的大佬，而不敢出剑。怒之所生，一往无前。

　　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发现胡适一直以诋毁中国文化为己任，数十年来一如既往，胡适妄称《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而京戏的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骯脏，不可救药。进而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金庸这一段以笔为剑，愤然出鞘，颇似少室山激斗慕容复的段誉。满腔的愤怒，化作剑气层出不穷，虽无章法，一味胡搅蛮缠地猛打，却仍是看得人十分痛快。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仍是脱胎于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提倡新文学、新文体，在政治文化上倾向于欧美西化的胡適，说出“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倒也是十分符合他的文化逻辑。只不过，后来据胡适学生唐德刚回忆，胡适是不看金庸小说的，倒是他的妻子江冬秀十分喜爱金庸小说，时常混放在胡适的书架上。

响彻江湖，却有剑客从北来

　　1999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文章中，王朔将金庸与四大天王、琼瑶和成龙电影，一起并称为“四大俗”：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语言之酸辣，打击面之广，便是那个嬉笑怒骂的王朔。不过，与胡适那一次不同，王朔显然是有备而来，在文章中，王朔谈及了自己阅读金庸小说的体验，并从写作手法和文学理念上，对金庸武侠进行了批驳：

　　……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说起王朔，可能年纪较轻的读者，只是听闻其名，但并不怎么熟悉。但是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是一位注定可以留下大名的作家。作为严肃作家中的一员，王朔却以其辛辣的笔调，独特的底层反精英视角，市场化的写作，留下了诸如《顽主》《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等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在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在这一年被同时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不约而同地称1988年为“王朔年”。
　　就是这样一位市场化，以反知识分子立场闻名，偏向大众文艺的作家，王朔也对金庸武侠亮剑。其实，从文学立场上来看，两人颇有共同点，都是反高雅，都是反对传统“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倾向大众化、市场化。
　　不过写这篇文章的动机，王朔说得很清楚，在他的认知中，自己虽然也“俗”，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实在是俗得过分。
　　此时的金庸已经是七十五岁的古稀老人，与上一次论战不同。两人地位已经反转，金庸这一次是文学前辈，而王朔则是文坛正当红的作家。这一次金庸的回复显得理性而又克制，当然仍旧不掩笔下的锋芒：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
　　而王朔所言的“四大俗”。
　　“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这一次，用金庸自己话说的“猛烈攻击”，金庸先生颇有《笑傲江湖》中冲虚道长武当山脚下试阵令狐冲的那种风度，一圈圈耀目的刀光剑影之中，仍保持着冲和的气度。就这样用武当太极式的方式回应。这一次论剑，攻得辛辣，守得完美，堪稱是二十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文人论战了。
　　这次论战，金庸先生一改对胡适的狂追猛打式的反击，采用了正面回应。一则是，王朔所言虽然辛辣，但仍是有理有据，有自己的文学观点，相较胡适一句不着头脑的“下流文学”，总归是本着讨论的态度。仍是是文学讨论，是以，金庸先生对批评有所扬弃。

不虞之誉，求全之毁

　　说到金庸的论剑，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不过这一次完全算不上论剑，这一次金庸先生的表现，倒不如说更像是静静看着对手磨刀。磨刀人不出所料，仍旧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化学者。这一次，金庸先生对手的名字是李敖。
　　1981年，李敖在《“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一文之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武侠小说和金庸人格上的一些看法。李敖式的文字和逻辑，让金庸和金庸小说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的这一次批评主要有两个论点：1.武侠小说“下流”；2.金庸是人格伪善的佛教徒。关于武侠小说的论断，李敖继承了胡适的看法。两人都是不看武侠小说，而且以自我经验出发，认为武侠小说这种文体是“下流”的。关于人格伪善的说法，更是体现出了李敖文字中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角度，是李敖式一贯的辛辣文风。
　　金庸这一次，并没有像二十年前那样勃然大怒，也没有像十年后那样云淡风轻。这一次，他选择了沉默。有人说，李敖骂金庸二十多年，金庸为什么一直不回应？我想这是很好理解的，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和心血，被人无端指责，怒极之下，冷漠才是常态。私德的问题则更好理解了，一个人不必也不能在社会的放大镜中，证明自己的品德。这是无益也是愚蠢的伪命题。所以，这一次论战，金庸先生选择了少林扫地僧的隐忍和豁达，只不过这一次的“扫地僧”在全书完结之时，也未能登场罢了。 　　在金庸先生离世的现在，纵观大众对于金庸小说乃至武侠小说的评价，我们发现一个很吊诡的问题。正统文学界和许多文化大佬、巨擘对金庸小说嗤之以鼻，相反，其他社会各个阶层，上至政商精英，下至普通读者，都对金庸武侠小说有极高的评价。为什么，文学界不接受金庸，不接受武侠呢？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序》中，隐晦地提到了原因：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一致的，用“善与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而金庸先生关于自己写武侠小说的动机也说得很清楚：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即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的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因此，就可以解释胡适和李敖所说的“下流”。在金庸那里，文学只是美与丑的范畴，而“下流”明显是“善于不善”的道德标准了。
　　即便金庸提出“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宏伟的教化主题，学术界对于金庸小说仍是保持着怀疑和旁观的态度。或多，只是娱乐的消遣文学。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文学界驳斥金庸小说，倒不如说是驳斥整个武侠小说。只不过，金庸是武侠文学中的一座高山，自然而然，成为首要攻击的目标。
　　不过，金庸先生通过自己的文字，征服了无数的读者。这一点，让传统的文艺界不能装聋作哑。胡适说“许多人在看”，王朔说“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而桀骜如李敖，也会说“空前大的成绩”。相较传统文学的日益萎缩，甚至90年代就有纯文学作家说“文学已死”，而武侠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却在网络的大时代中愈发获得生机。这种时代转变，正是以金庸等为代表的作家苦心孤诣的成果。他用自己的才智和影响力，倒逼文学界承认武侠等通俗文学的正式地位。

　　在一次次的论争中，金庸小说摆脱了一百年前“鸳蝴派”被绞杀的命运，带领众多通俗文学登上雅堂。北大出现了严家炎、陈平原、孔庆东等正面论述武侠小说的文学批评家，甚至也出现了金庸小说入选语文教材的盛况。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作家，将通俗文学这一派“魔教”重新又带回了中原武林，获得了各大“名门正派”的理解和接纳。
　　如今，在通俗文学这一个门类中，武侠文学这门分支也开始没落。面对网络上此起彼伏的新兴势力，武侠文学实在显得有些寒酸。金庸离世，我们还没有爬上巨人的肩膀之时，巨人就已经倒下了，形势越发严峻。但是，这些都是留给有志气的武侠作者们要去面临的困境。如今，不妨让我们先花点时间，用先生自己写的墓志铭来凭吊这位巨人。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