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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35封，主要涉及教学，新文学运动发展，求助，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爱情婚姻等5个方面的内容。解读梳理这些书信，可以对沈从文和胡适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胡适之于沈从文，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在沈从文的文学人生中，与胡适相识相知的一番经历，对他影响极大。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关键词]书信；沈从文；胡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3－0102－06
胡适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风云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一生爱惜人才，对沈从文有提携之功。梁实秋去世之前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文章说“提拔沈从文的有三人，依次为胡适、徐志摩、杨振声”。
但沈、胡之间的交往始于何时何地待考。普遍认为，1929年沈从文是在上海经徐志摩介绍认识胡适的。但从现存资料看，他们之间的交往要早得多。据胡适的远房亲戚石原皋在1985年写的回忆录《闲话胡适》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住在理学院马神庙附近公寓的时候，沈从文是经常到胡适家中去的。”又如沈从文的挚友施蛰存先生所说：“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京，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此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沈从文本人则在写于1952年的《交待社会关系》中回顾“一九二七至二八熟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
《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信35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变迁，这35封信函依然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实属珍贵，现将此35封信函稍作诠释，藉以说明沈、胡关系。梳理书信，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教 学
1929年8月，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办的《红黑》月刊由于经济上的亏蚀，出到第8期后停刊；出了5种丛书，也收不回本钱，依旧失败了。此前靠写文章“难于维持一个中学教员的收入水平”。1929年9月，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担任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两门课。
在接到胡适的聘书后，对胡适不囿于学历出身的大胆的“二次尝试”，沈从文可说是感激和惶恐并存。毫无教学经验的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胡适写了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书信-致胡适》中的第一封信：“适之先生：时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生方面不至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了。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万得先生为示一二，亦是实为幸事。”(《192906(1)上海致胡适》)
此时沈从文教学完全是“为稻粱谋”，由于“不会说话，无口才”，教书对他来说是不得已甚至是痛苦不堪的。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在给美国的挚友王际真的信中坦言：“我并不在教书的新生活上稍稍看出自己是如朋友所期望好了一点。”(《19291019上海复王际真》)“我在此每一礼拜只教四小时谏，人无聊，也只有成天生自己的气一件事可做，教书于我是完全不相宜的，明年当想起他办法。”(《19291107昊淞复王际真》)
对胡适，沈从文也不讳言这种尴尬的感受，希望胡适能尽快找人接替自己的工作，“适之先生：本日侃如兄来云及中公拟请冯文炳来此，现预二之国文虽已有替者，但从文所代之预三国文，实愿得一人来接手。若冯君来，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学校多有一作者，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我在学校功课实在对付不好，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19291110吴淞致胡适》)
但客观评价，这次从教经历可说是沈从文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找到了固定职业，有了稳定收入，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此前，他已陷入断炊局面。其次，使沈从文的创作趋向严谨。因不善言辞，沈从文上课时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补救，就是写“习作举例”，用各种各样不同方法来写不同故事，给学生作参考。“我也通过这个工作，取得许多写作上的不同经验。所以当时什么都写，而且文字风格常有变化，就是受这个客观需要影响。”再次，在学校课余阅读了大量杂书，为他建国后“转业”到文物研究领域打下了广博的知识基础。1950年，沈从文在《总结·传记部分》回顾这段教学经历：“到十八年秋，体力实在已支持不下去，因此由徐志摩介绍，转入中国公学教书，教习作。校长是胡适之，……和胡相熟是这时，私谊好，不谈政治。……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
1930年秋，由于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沈从文又经胡适与徐志摩介绍，转到由陈西滢任文学院长的武汉大学任教，担任新文学研究与小说习作课程教学。此时的武大校长是《现代评论》的主要人物、胡适的好友王世杰。抗战期间，沈从文任教于西南联大。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各自复原，沈从文被北大续聘为教授。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隔16年，沈从文再次在胡适手下任教，不可谓不是缘分。
尽管沈从文承认自己“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但对胡适的“二次尝试”，沈从文终生铭记，感激不尽：“说真话，若书本只限于用文字写成的一种，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因为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到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
二、新文学运动发展
1922年，沈从文被“五四”运动余波“推送到北京城”，他的目的单纯明朗，即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 出的庄严原则，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而努力，“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更深远一些”。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自然被沈从文推崇备至。他认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与新诗创作在文学革命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沈从文为自己投身新文学运动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为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奠个基础，使它成为社会重造一种动力，就得和战争一样，在据点上坚持不儿戏工作下去。困难或失败，都得接受。要工作成熟和进步，对读者发生普遍而良好影响，且鼓励更多少壮来从事学习用笔，不能不扎实工作，完成这个困难任务。自己即因此牺牲，文学史上旧榜样多，得向之看齐，无怨言。”他的努力方向是短篇小说，主要希望“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短篇小说部门作尖兵，打前站。只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搞出点新纪录，供同时和后来人参考。工作即或寂寞辛苦些也不在意。如说对文学有野心，这就是最大野心!”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又使他担忧，沈从文对当时左翼右翼作家对待小说的态度皆不满，但又时感势单力薄，人微言轻的他只好寄希望于胡适：“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也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19330604青岛致胡适》)
沈从文始终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负有责任。1934年，他在报上得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将在北平开会，因胡适为中方董事之一，所以立刻致信胡适，希望该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款支持新文学事业：“先生为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一定明白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青年思想三方面的变迁，受新文学影响到如何程度，也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在将来还可以如何影响到这个民族的前途。……假若基金会每年在可动用的款项上，取出千万分之一二，来作新文学方面的使用，是不是件极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大得很，固然需要巴斯德，似乎也少不了雨果……在造就科学家以前，还必须如何先一点造就国民对于科学尊重的观念，以及国民坚忍结实的性格。且必需了解目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一个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它负了多少责任，且能够尽多少责任。我说到的事，它的结果只在先生，假若先生能够把我这个意见提出，从今年起就可以留得出点钱，给中国新文学事业发展支配，它的用途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再来决定，我想这件事对于中国新文学前途的影响，意义是太大了。”(《19340625北平致胡适》)
1936年4月，沈从文得知胡适要到上海出席中美文化基金年会，再次致信重提他两年前提出的恳求：“我以为中美庚款委员会方面应当有人提出个议案，主张每年弄出一笔小款来，作为给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的支配(这笔钱并不需要多，有五千左右就很够瞧了)。这事情作来也许不容易，或与当时协定有冲突，或不易处置恰到好处。不过事情若值得作，就应当有人来想办法去‘尝试’。委员会方面别的委员不注意这件事，那不出奇，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19360409北平致胡适》)
沈从文不但呼吁胡适重视新文学运动的前途，自己也接连发表文章。1940年5月5日，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了《文运的重建》；1940年8月5日，在《战国策》第9期发表了《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1942年10月在《文艺先锋》上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一文。这几篇文章的中心议题都是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
1944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举办“五四”25周年晚会，请沈从文和朱自清、杨振声等7人作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讲演。同年9月，沈从文在写给7年未见的胡适的信中谈及此事：“适之先生：七年不见，……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所以当时全体一致托金甫先生为向先生转致敬意。”(《19440916桃源新村》)
沈从文在《论白话文问题》一文中谈到“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最有贡献的人物时，是把胡适列在首位的。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讲学，他在圣若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在回忆20年代到北京闯天下的经历时曾这么说过：“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
三、求 助
沈从文致胡适的书信有13封涉及请求帮助。其中，为自身求助的信6封，为他人求助的信7封。
沈从文一生在经济上都不是未雨绸缪的人，这在他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可见一斑，“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因我这脾气，欠了许多账，一辈子都似乎还不清楚”。(《19301105武昌复王际真》)“我或者可以有一时聪明起来，写得出一部永远存在的著作，可是使我对于钱发生一些责任，这一定永远做不到。”(《19310206上海致王际真》)
沈从文到中公教学有了固定收入后仍然常处于青黄不接的窘况，曾数次向胡适求助。如刚到中国公学任教一个多月，就致信胡适：“适之先生：从文搬家事，本意迁至校中，读书也较方便，但办不到的是生活青黄不接，所以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我明白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若写得出，就好了，若写不出，我想月底的狼狈或仍将同没有书教时一样，完全无办法处置自己的。”(《192910下旬上海致胡适》)胡适收到信后，很快就帮助沈从文解困。沈从文的妹妹在中国公学作为旁听生上课时无法缴纳学费，也是胡适出面才被允许暂缓缴费。
胡适一直很关心沈从文的生活，沈从文也常在信中谈自己的经济情况以免胡适挂念。如因学者高一涵帮忙售稿得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赶忙写信告诉胡适，“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知念及 特敬闻”。(《19300125左右吴淞致胡适》)但沈从文得到钱后很快花光，一个月后，他又无奈向胡适求助：“适之先生：近日来因为喉部坏了，胸部半夜发烧作咳，故不敢到府上来。我得到医生处去检查一下，还有恐怕要打几次针才有好的希望。所有的钱还账、用、缴学费，又花光了，若是学校不让我先支一个月薪水，我是无办法把自己处理一下的。这事我又得来麻烦先生，希望能够因为先生一个信给学校，得到即刻解决。”(《19300225吴淞致胡适》)结果又是胡适帮他渡过了这个难关。
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爱惜人才是使他博得大名的一个原因。沈从文深知胡适这一特点，多次写信为罗尔纲、丁玲、卞之琳、李健吾、黎昔非等人求助。
对沈从文提出的要求，胡适尽量帮忙，从不推诿敷衍了事。沈从文曾为当时是中国公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的罗尔纲求助。罗尔纲有志献身于历史研究，但因战乱而同家庭失去联系，生活无着。沈从文把他想去北京深造并找个维持生活的职业的愿望详细写信告诉了胡适：“顶好能到清华或北京国立图书馆东坡图书馆做点事，可以自由选书读，工作不妨碍读书，读书也不影响到生活。”(《193005月初吴淞致胡适》)胡适很陕安排罗尔纲担任两个儿子思杜和祖望的家庭教师。在胡适的指点帮助下，罗尔纲开始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并最终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丁玲是沈从文的湖南同乡，也是胡适很欣赏的新女性。“有一次，胡适对我谈及丁玲，确是赞不绝口，特别赞许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后来，他在海外，尚在文章中提及她。”1933年，丁玲被捕后，胡适曾设法营救，为此，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19330604青岛致胡适》)
沈从文曾从希望人才学以致用的角度，希望胡适帮助卞之琳和李健吾等人：“卞之琳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工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又健吾原想译福楼拜《情感教育》，这种大部头书能译出来实在太好了。他的能力和兴味都似乎很可以译它。每月若有一百块钱给他，这书一两年内就会完成的。文化基金会主要意思是拿这笔钱来译点‘大书’，您去个信劝他动手好不好?”(《19360331北平致胡适》)
在这些为之求助的人中，有些是沈从文的朋友，如丁玲、李健吾等，但更多的只是萍水相逢的青年人，如在《独立评论》工作的黎昔非等人。可见，在爱惜人才、乐于助人方面，沈从文和胡适有许多共同之处。
四、谈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
胡适一直被沈从文尊为师长，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常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倾诉各种不愿为常人道的情绪。
1930年5月，胡适由于在《新月》上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以“人权与约法”为由，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这给沈从文带来了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沈从文也于1930年9月辞去中国公学的教职，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之聘，到珞珈山武汉大学任教。
1930年，沈从文致胡适的信共9封，是现存书信最多的一年。虽已不在胡适手下任教，但沈从文仍然把胡适当作可信赖的倾诉对象。1930年9月。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到校的第三天，就给胡适写信汇报了到武汉大学后的所见所闻：“适之先生：我十六到了这里，现在住在学校职员宿舍。见到一切熟人，且安然坐在助教办公桌边做事了。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我到了这儿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我想这也是我做中国人应当分受的一点苦处，所以这半年要住下来，再坏也留在此地，或可多知道一点另外一些中国人，怎么样的活下来的事情。……至于先生，我不说空话，我想我当好好振作做一点事，来作为感谢对于我帮助太多的先生。……”(《19300918武昌致胡适》)
10天之后，他又写信详细汇报在武大的生活、工作和读书情况：“适之先生：我已经上课了，学生同中公一样，似乎对于作者总不甚苛求，故我得到许多方便。间一日有一点钟课，其余时间都是我自己所有。图书馆中书不少，不过我到图书馆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可惜的是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知道不多，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我想得到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我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按日吃饭的地方，住处因为照规矩是助教，也很坏，住了半月霉气还没有法除去。”(《19300928武昌致胡适》)
1930年前后，是沈从文在情感上相当依赖胡适的一个时期。在给胡适的信中，沈从文从不避讳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写一些此前只有给在美国的挚友王际真和家乡大哥的信中才有的话，“惟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很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知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适”。(《19301121武昌致胡适》)
胡适抗战时期出任驻美大使四年，卸任后在美从事学术研究。1944年，身在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给胡适写了一封近二千字的长信，详细给老校长报告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适之先生：……我还是在联大教书，住在离昆明州里乡下。兆和为家事累了十年!体力和精神都还保留作学生时代的健康，因此在大多数同事都说受不了的生活情况中，我们似乎还可支持下去。”沈还在信中提及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丁西林、卞之琳、李健吾、萧乾、凌叔华等人的近况。此信后半部分主要谈的是自己一个短篇小说选集的英译本有望出版，希望胡适能作序以扩大选集的影响和发行：“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廿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这本书内中各个篇章能产生和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金甫、徽因、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士兵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 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沈从文当时对这本待出版的译著充满期待，因为在国内他始终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所以希望译本如在国外有相当销路，即可有机会改善目前的生活困境，“我们期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19440916桃源新村致胡适》)从这封信中可以再次看到，沈从文对胡适是极其敬佩的，不仅感念胡适过去对他的提挈，而且渴望胡适一如既往在国外继续帮助他，以期扩大作品的影响，争取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行。
五、爱情婚姻
梁实秋先生曾在《忆沈从文》一文中回顾：“在中国公学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胡先生曾自诩善于为人作伐，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沈从文爱情征程历时三年零九个月，写了几百封求爱信。因求爱不成，曾一度打算离开中国公学，且有自杀的念头。1930年6月30日，沈从文找到胡适，告诉校长要离开中国公学的种种理由。关键时候，胡适劝告沈从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胡适还允诺尽可能为沈从文帮忙。这在沈从文《19300701吴淞致王华莲》(王华莲：当时中国公学的女生，张兆和的好友)的信中有记载：“但胡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他要我莫走，要我好好的来在这里。他以为如果是她家庭有困难，他会去解决。他将为我在这事上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
1930年7月8日，张兆和拿着沈从文给她写的一大包信找校长告状，胡适极力为沈从文美言。据张兆和日记所示，当时胡适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并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经胡适一再劝说，经过沈从文一段“勇往直前”、“持之以恒”(张充和语)的努力争取过程，执著的沈从文最终取得成功。1933年，他与张兆和订婚后，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胡适：“适之先生：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做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如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19330504青岛致胡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举行了婚礼。当时胡适正在国外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能应邀出席。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出生，初为人父的沈从文很快写信报喜：“适之先生：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是释系念。”《19341122北平致胡适》
1948年11月下旬平津战役打响，1948年12月，胡适乘蒋介石专机离开北平到南京，旋即赴美，晚年定居台湾。而沈从文则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用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爱国者。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无相见及通信机会。
建国后，不管国内对胡适如何评价，沈从文从未否定过胡适对他的提携和影响。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的《总结·思想部分·我的人生观形成背景和工作关系》中坦承自己的文化和知识基础是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性和观念。“和胡适、杨振声、巴金相熟，对人宽厚不求全，有影响。”1956年3月，他在根据上级布置而写、带有交代性质的《沈从文自传·人的影响》中谈到：“有几个人在我生活上思想上，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例如我的一个兄弟……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
建国初期，尽管沈从文和胡适身处海峡两岸，但在大陆所受的待遇却惊人相似。1953年，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解放前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中各书因内容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而1954--1955年，在中国文学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对于胡适的不限于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批判，成为运动的焦点，批判活动的阵势之大也实属罕见。
悲哉，历史!
[关键词]书信；沈从文；胡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3－0102－06
胡适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风云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一生爱惜人才，对沈从文有提携之功。梁实秋去世之前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文章说“提拔沈从文的有三人，依次为胡适、徐志摩、杨振声”。
但沈、胡之间的交往始于何时何地待考。普遍认为，1929年沈从文是在上海经徐志摩介绍认识胡适的。但从现存资料看，他们之间的交往要早得多。据胡适的远房亲戚石原皋在1985年写的回忆录《闲话胡适》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住在理学院马神庙附近公寓的时候，沈从文是经常到胡适家中去的。”又如沈从文的挚友施蛰存先生所说：“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京，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此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沈从文本人则在写于1952年的《交待社会关系》中回顾“一九二七至二八熟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
《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信35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变迁，这35封信函依然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实属珍贵，现将此35封信函稍作诠释，藉以说明沈、胡关系。梳理书信，大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教 学
1929年8月，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办的《红黑》月刊由于经济上的亏蚀，出到第8期后停刊；出了5种丛书，也收不回本钱，依旧失败了。此前靠写文章“难于维持一个中学教员的收入水平”。1929年9月，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担任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两门课。
在接到胡适的聘书后，对胡适不囿于学历出身的大胆的“二次尝试”，沈从文可说是感激和惶恐并存。毫无教学经验的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胡适写了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书信-致胡适》中的第一封信：“适之先生：时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生方面不至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了。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万得先生为示一二，亦是实为幸事。”(《192906(1)上海致胡适》)
此时沈从文教学完全是“为稻粱谋”，由于“不会说话，无口才”，教书对他来说是不得已甚至是痛苦不堪的。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在给美国的挚友王际真的信中坦言：“我并不在教书的新生活上稍稍看出自己是如朋友所期望好了一点。”(《19291019上海复王际真》)“我在此每一礼拜只教四小时谏，人无聊，也只有成天生自己的气一件事可做，教书于我是完全不相宜的，明年当想起他办法。”(《19291107昊淞复王际真》)
对胡适，沈从文也不讳言这种尴尬的感受，希望胡适能尽快找人接替自己的工作，“适之先生：本日侃如兄来云及中公拟请冯文炳来此，现预二之国文虽已有替者，但从文所代之预三国文，实愿得一人来接手。若冯君来，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学校多有一作者，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我在学校功课实在对付不好，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19291110吴淞致胡适》)
但客观评价，这次从教经历可说是沈从文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找到了固定职业，有了稳定收入，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此前，他已陷入断炊局面。其次，使沈从文的创作趋向严谨。因不善言辞，沈从文上课时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补救，就是写“习作举例”，用各种各样不同方法来写不同故事，给学生作参考。“我也通过这个工作，取得许多写作上的不同经验。所以当时什么都写，而且文字风格常有变化，就是受这个客观需要影响。”再次，在学校课余阅读了大量杂书，为他建国后“转业”到文物研究领域打下了广博的知识基础。1950年，沈从文在《总结·传记部分》回顾这段教学经历：“到十八年秋，体力实在已支持不下去，因此由徐志摩介绍，转入中国公学教书，教习作。校长是胡适之，……和胡相熟是这时，私谊好，不谈政治。……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
1930年秋，由于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沈从文又经胡适与徐志摩介绍，转到由陈西滢任文学院长的武汉大学任教，担任新文学研究与小说习作课程教学。此时的武大校长是《现代评论》的主要人物、胡适的好友王世杰。抗战期间，沈从文任教于西南联大。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各自复原，沈从文被北大续聘为教授。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隔16年，沈从文再次在胡适手下任教，不可谓不是缘分。
尽管沈从文承认自己“在学校教书可以说完全失败”，但对胡适的“二次尝试”，沈从文终生铭记，感激不尽：“说真话，若书本只限于用文字写成的一种，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因为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到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
二、新文学运动发展
1922年，沈从文被“五四”运动余波“推送到北京城”，他的目的单纯明朗，即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 出的庄严原则，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而努力，“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更深远一些”。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自然被沈从文推崇备至。他认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与新诗创作在文学革命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沈从文为自己投身新文学运动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为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奠个基础，使它成为社会重造一种动力，就得和战争一样，在据点上坚持不儿戏工作下去。困难或失败，都得接受。要工作成熟和进步，对读者发生普遍而良好影响，且鼓励更多少壮来从事学习用笔，不能不扎实工作，完成这个困难任务。自己即因此牺牲，文学史上旧榜样多，得向之看齐，无怨言。”他的努力方向是短篇小说，主要希望“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短篇小说部门作尖兵，打前站。只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搞出点新纪录，供同时和后来人参考。工作即或寂寞辛苦些也不在意。如说对文学有野心，这就是最大野心!”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又使他担忧，沈从文对当时左翼右翼作家对待小说的态度皆不满，但又时感势单力薄，人微言轻的他只好寄希望于胡适：“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也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19330604青岛致胡适》)
沈从文始终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负有责任。1934年，他在报上得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将在北平开会，因胡适为中方董事之一，所以立刻致信胡适，希望该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款支持新文学事业：“先生为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一定明白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青年思想三方面的变迁，受新文学影响到如何程度，也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在将来还可以如何影响到这个民族的前途。……假若基金会每年在可动用的款项上，取出千万分之一二，来作新文学方面的使用，是不是件极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大得很，固然需要巴斯德，似乎也少不了雨果……在造就科学家以前，还必须如何先一点造就国民对于科学尊重的观念，以及国民坚忍结实的性格。且必需了解目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一个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它负了多少责任，且能够尽多少责任。我说到的事，它的结果只在先生，假若先生能够把我这个意见提出，从今年起就可以留得出点钱，给中国新文学事业发展支配，它的用途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再来决定，我想这件事对于中国新文学前途的影响，意义是太大了。”(《19340625北平致胡适》)
1936年4月，沈从文得知胡适要到上海出席中美文化基金年会，再次致信重提他两年前提出的恳求：“我以为中美庚款委员会方面应当有人提出个议案，主张每年弄出一笔小款来，作为给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的支配(这笔钱并不需要多，有五千左右就很够瞧了)。这事情作来也许不容易，或与当时协定有冲突，或不易处置恰到好处。不过事情若值得作，就应当有人来想办法去‘尝试’。委员会方面别的委员不注意这件事，那不出奇，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19360409北平致胡适》)
沈从文不但呼吁胡适重视新文学运动的前途，自己也接连发表文章。1940年5月5日，在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了《文运的重建》；1940年8月5日，在《战国策》第9期发表了《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1942年10月在《文艺先锋》上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一文。这几篇文章的中心议题都是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
1944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举办“五四”25周年晚会，请沈从文和朱自清、杨振声等7人作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讲演。同年9月，沈从文在写给7年未见的胡适的信中谈及此事：“适之先生：七年不见，……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所以当时全体一致托金甫先生为向先生转致敬意。”(《19440916桃源新村》)
沈从文在《论白话文问题》一文中谈到“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最有贡献的人物时，是把胡适列在首位的。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讲学，他在圣若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在回忆20年代到北京闯天下的经历时曾这么说过：“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
三、求 助
沈从文致胡适的书信有13封涉及请求帮助。其中，为自身求助的信6封，为他人求助的信7封。
沈从文一生在经济上都不是未雨绸缪的人，这在他给好友王际真的信中可见一斑，“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因我这脾气，欠了许多账，一辈子都似乎还不清楚”。(《19301105武昌复王际真》)“我或者可以有一时聪明起来，写得出一部永远存在的著作，可是使我对于钱发生一些责任，这一定永远做不到。”(《19310206上海致王际真》)
沈从文到中公教学有了固定收入后仍然常处于青黄不接的窘况，曾数次向胡适求助。如刚到中国公学任教一个多月，就致信胡适：“适之先生：从文搬家事，本意迁至校中，读书也较方便，但办不到的是生活青黄不接，所以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我明白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若写得出，就好了，若写不出，我想月底的狼狈或仍将同没有书教时一样，完全无办法处置自己的。”(《192910下旬上海致胡适》)胡适收到信后，很快就帮助沈从文解困。沈从文的妹妹在中国公学作为旁听生上课时无法缴纳学费，也是胡适出面才被允许暂缓缴费。
胡适一直很关心沈从文的生活，沈从文也常在信中谈自己的经济情况以免胡适挂念。如因学者高一涵帮忙售稿得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赶忙写信告诉胡适，“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知念及 特敬闻”。(《19300125左右吴淞致胡适》)但沈从文得到钱后很快花光，一个月后，他又无奈向胡适求助：“适之先生：近日来因为喉部坏了，胸部半夜发烧作咳，故不敢到府上来。我得到医生处去检查一下，还有恐怕要打几次针才有好的希望。所有的钱还账、用、缴学费，又花光了，若是学校不让我先支一个月薪水，我是无办法把自己处理一下的。这事我又得来麻烦先生，希望能够因为先生一个信给学校，得到即刻解决。”(《19300225吴淞致胡适》)结果又是胡适帮他渡过了这个难关。
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爱惜人才是使他博得大名的一个原因。沈从文深知胡适这一特点，多次写信为罗尔纲、丁玲、卞之琳、李健吾、黎昔非等人求助。
对沈从文提出的要求，胡适尽量帮忙，从不推诿敷衍了事。沈从文曾为当时是中国公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的罗尔纲求助。罗尔纲有志献身于历史研究，但因战乱而同家庭失去联系，生活无着。沈从文把他想去北京深造并找个维持生活的职业的愿望详细写信告诉了胡适：“顶好能到清华或北京国立图书馆东坡图书馆做点事，可以自由选书读，工作不妨碍读书，读书也不影响到生活。”(《193005月初吴淞致胡适》)胡适很陕安排罗尔纲担任两个儿子思杜和祖望的家庭教师。在胡适的指点帮助下，罗尔纲开始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并最终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丁玲是沈从文的湖南同乡，也是胡适很欣赏的新女性。“有一次，胡适对我谈及丁玲，确是赞不绝口，特别赞许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后来，他在海外，尚在文章中提及她。”1933年，丁玲被捕后，胡适曾设法营救，为此，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19330604青岛致胡适》)
沈从文曾从希望人才学以致用的角度，希望胡适帮助卞之琳和李健吾等人：“卞之琳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工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又健吾原想译福楼拜《情感教育》，这种大部头书能译出来实在太好了。他的能力和兴味都似乎很可以译它。每月若有一百块钱给他，这书一两年内就会完成的。文化基金会主要意思是拿这笔钱来译点‘大书’，您去个信劝他动手好不好?”(《19360331北平致胡适》)
在这些为之求助的人中，有些是沈从文的朋友，如丁玲、李健吾等，但更多的只是萍水相逢的青年人，如在《独立评论》工作的黎昔非等人。可见，在爱惜人才、乐于助人方面，沈从文和胡适有许多共同之处。
四、谈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
胡适一直被沈从文尊为师长，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常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倾诉各种不愿为常人道的情绪。
1930年5月，胡适由于在《新月》上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以“人权与约法”为由，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这给沈从文带来了思想上的波动，于是，沈从文也于1930年9月辞去中国公学的教职，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之聘，到珞珈山武汉大学任教。
1930年，沈从文致胡适的信共9封，是现存书信最多的一年。虽已不在胡适手下任教，但沈从文仍然把胡适当作可信赖的倾诉对象。1930年9月。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到校的第三天，就给胡适写信汇报了到武汉大学后的所见所闻：“适之先生：我十六到了这里，现在住在学校职员宿舍。见到一切熟人，且安然坐在助教办公桌边做事了。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我到了这儿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我想这也是我做中国人应当分受的一点苦处，所以这半年要住下来，再坏也留在此地，或可多知道一点另外一些中国人，怎么样的活下来的事情。……至于先生，我不说空话，我想我当好好振作做一点事，来作为感谢对于我帮助太多的先生。……”(《19300918武昌致胡适》)
10天之后，他又写信详细汇报在武大的生活、工作和读书情况：“适之先生：我已经上课了，学生同中公一样，似乎对于作者总不甚苛求，故我得到许多方便。间一日有一点钟课，其余时间都是我自己所有。图书馆中书不少，不过我到图书馆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可惜的是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知道不多，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我想得到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我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按日吃饭的地方，住处因为照规矩是助教，也很坏，住了半月霉气还没有法除去。”(《19300928武昌致胡适》)
1930年前后，是沈从文在情感上相当依赖胡适的一个时期。在给胡适的信中，沈从文从不避讳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写一些此前只有给在美国的挚友王际真和家乡大哥的信中才有的话，“惟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很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知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适”。(《19301121武昌致胡适》)
胡适抗战时期出任驻美大使四年，卸任后在美从事学术研究。1944年，身在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给胡适写了一封近二千字的长信，详细给老校长报告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适之先生：……我还是在联大教书，住在离昆明州里乡下。兆和为家事累了十年!体力和精神都还保留作学生时代的健康，因此在大多数同事都说受不了的生活情况中，我们似乎还可支持下去。”沈还在信中提及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丁西林、卞之琳、李健吾、萧乾、凌叔华等人的近况。此信后半部分主要谈的是自己一个短篇小说选集的英译本有望出版，希望胡适能作序以扩大选集的影响和发行：“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廿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这本书内中各个篇章能产生和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金甫、徽因、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士兵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 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沈从文当时对这本待出版的译著充满期待，因为在国内他始终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所以希望译本如在国外有相当销路，即可有机会改善目前的生活困境，“我们期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19440916桃源新村致胡适》)从这封信中可以再次看到，沈从文对胡适是极其敬佩的，不仅感念胡适过去对他的提挈，而且渴望胡适一如既往在国外继续帮助他，以期扩大作品的影响，争取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行。
五、爱情婚姻
梁实秋先生曾在《忆沈从文》一文中回顾：“在中国公学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胡先生曾自诩善于为人作伐，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沈从文爱情征程历时三年零九个月，写了几百封求爱信。因求爱不成，曾一度打算离开中国公学，且有自杀的念头。1930年6月30日，沈从文找到胡适，告诉校长要离开中国公学的种种理由。关键时候，胡适劝告沈从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胡适还允诺尽可能为沈从文帮忙。这在沈从文《19300701吴淞致王华莲》(王华莲：当时中国公学的女生，张兆和的好友)的信中有记载：“但胡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他要我莫走，要我好好的来在这里。他以为如果是她家庭有困难，他会去解决。他将为我在这事上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
1930年7月8日，张兆和拿着沈从文给她写的一大包信找校长告状，胡适极力为沈从文美言。据张兆和日记所示，当时胡适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并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经胡适一再劝说，经过沈从文一段“勇往直前”、“持之以恒”(张充和语)的努力争取过程，执著的沈从文最终取得成功。1933年，他与张兆和订婚后，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胡适：“适之先生：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做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如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19330504青岛致胡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举行了婚礼。当时胡适正在国外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能应邀出席。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出生，初为人父的沈从文很快写信报喜：“适之先生：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是释系念。”《19341122北平致胡适》
1948年11月下旬平津战役打响，1948年12月，胡适乘蒋介石专机离开北平到南京，旋即赴美，晚年定居台湾。而沈从文则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用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爱国者。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无相见及通信机会。
建国后，不管国内对胡适如何评价，沈从文从未否定过胡适对他的提携和影响。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的《总结·思想部分·我的人生观形成背景和工作关系》中坦承自己的文化和知识基础是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性和观念。“和胡适、杨振声、巴金相熟，对人宽厚不求全，有影响。”1956年3月，他在根据上级布置而写、带有交代性质的《沈从文自传·人的影响》中谈到：“有几个人在我生活上思想上，是有一定程度影响的：例如我的一个兄弟……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
建国初期，尽管沈从文和胡适身处海峡两岸，但在大陆所受的待遇却惊人相似。1953年，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解放前出版的“沈从文著作集”中各书因内容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而1954--1955年，在中国文学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对于胡适的不限于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批判，成为运动的焦点，批判活动的阵势之大也实属罕见。
悲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