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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李克军当上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县委书记，之后平调到县级市阿城市任市委书记。2004年，干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后，李克军被调任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在工作中，李克军有感于自己多年的县委书记经历，产生了一个新想法——
“县委书记是中国县域政治的‘活标本’，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往往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只有把县委书记群体真正读懂，把县级政治真正读透，才能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相对科学的判断。”李克军决定填补这个空缺。
花了数年时间，深入二十多个县深入调研、访谈上百名各类官员后，李克军以一个资深县委书记的视角，出版了一本名为《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的书，试图解密县委书记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如何施政。
“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李克军在书中总结称，县委书记权力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
一个表现是，“宣言与行动的差异大”。李克军对此深有体会，“县委书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上级领导来视察，需要作汇报时，必须保持高调宣示，否则有时无法过关。但实际上他还得考虑能否做到。如果研究者把县委书记们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施政纲领作为主要研究依据，那么难免失之肤浅，甚至可能谬之千里”。
“行无定则”的另一个表现，是有时候县委书记会有非规施政的行为，所谓要“灵活变通”“顺势权变”。李克军解释说，通常是“我就这么说，你们去领会，自己看着办”。但是基层的很多工作或棘手问题，不是照搬红头文件、成文法规或讲些原则性的话所能奏效的。
那么，冒着各种风险行使权力的县委书记们，图的是什么呢？
李克军发现，有些县委书记既有“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职务升迁、生活安逸、政声留名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谋算。有些县委书记会公私兼顾，一方面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同时也会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过得好一些。
在调查中，李克军了解了7名县委书记妻子的任职情况。其中有3人任正科级职务，都是县公安局政委；3人任副科级职务，包括县人事局副局长、县交警大队副队长和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另有1人是县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几位县委书记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政绩饥渴症”
在李克军的亲身经历与观察中，“政绩饥渴症”是一些县委书记的通病。为了政绩，跑要资金成为县委书记们日常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包括政策、县情、关系、技巧四大要素。
“政策是上面制定的，县里左右不了。若国家重视畜牧业了，畜牧业方面的项目就可以跑跑。另外是县情，比如是否是贫困县、资源禀赋、产业程度等。如果县情和国家政策能高度契合，跑要就能成功。”李克军说。
在调查中，曾任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书记的刘凤岐向李克军讲过一段“要钱”的经历：2008年11月的一天，刘凤岐看到了国务院增加投资拉动内需的一揽子计划的新闻，揣摩后认为“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包括县级医院。他和县卫生局局长商量取得共识后做了一个报告，“然后跑到省发改委，又到北京跑部委，最后县里获得了3000万元改造县医院的资金。这个政策只施行了一年，黑龙江省只有10个县列入计划”。
另一个曾获得两亿多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县委书记的经验是，“成功拿到这么多资金有工作做得好的因素”。
他向李克军介绍，2009年，国家相关部门官员要到省里检查，省里官员预先到一个获得资金比该县还多的水田重点区查看，看后很不满意。听说此事后，该县立即行动，“把这几年房屋开发面积最多的五个开发商找来，每人分几段，认真整修渠道。上级来看后，表示以后要把资金重点投到他们这样干得好的县”。
一名在国家重要部门担任司长的官员，曾帮老家县里争取到多个项目。县委书记透露，“我们了解到他父亲住的村子不通公路，便在通村公路建设中优先安排，使那里提前两年通上了硬化路。老人病故后，县里作了安排，这位司长非常感动”。
跑要资金项目的县委书记们，往往就在红线附近徘徊。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自己不从中谋取私利，一般为了本地利益犯规不会被查。一旦被查，充其量是丢掉官帽”。
李克军建议，要遏制“跑要”的现状，应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改变专项资金多头管理的状态，严格分配依据，减少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同时还需要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
县委书记的“朋友圈”
县委书记们的“朋友圈”是李克军观察的一个重点。
“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县委书记的公务应酬多，是经营“朋友圈”的一个表现。李克军介绍，“上级领导要陪，重要部门工作人员要陪，兄弟县市或外地客人要陪，有可能投资的客商要陪，常常陪了这场陪那场，一晚上到几处宾馆‘走台’陪酒是常有的事”。
李克军用化名的方式讲述了6个县委书记的故事，“从上述6个县委书记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通常县委书记地位的获得和巩固，特别是职务的进一步升迁，不能仅仅靠关系，但又离不开关系”。李克军认为，要想减少庸俗的社会关系对官场的作用，得从干部制度改革入手。
廉政担当与窘困
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李克军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转批的一份材料印象深刻。材料是时任陕西省蒲城县县委书记王绪刚写的。王绪刚称，自己试图抗拒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不收礼不送礼，结果被当地官场非议和排挤。
1999年11月，王绪刚出了一场车祸，住院期间共收到17万元的礼金，王绪刚一一退还。随后蒲城官场各种非议：“有人说我不给人面子，把蒲城干部的感情推远了；有人说我沽名钓誉；更荒唐的说法是，我这么做其他领导干部还敢不敢生病？许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王绪刚感叹。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李克军最近几年了解的情况是，“有一两个县委书记跟我谈得比较实在，就是不轻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绝”。
一位县委书记介绍，“送钱的每年都不少，凡是数额大的，如五六千元以上的，我一概拒绝；有人抱有直接目的来找我办事，无论拿多少都不收。逢年过节来看望的，或带来烟酒茶之类礼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就收下。如果这类礼品都一概拒绝，大家就会说三道四，不好相处”。
“房地产开发商出手重，有的送几万元，有的送几十万元。对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退回去。”另一名县委书记对李克军说。
退礼也有技巧。一名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保全送礼人面子的办法，“我起草了一个通用函，上面写着：对你于×月×日所做的‘表示’，我很理解，也很感谢，但礼太重了，现退给你。今后，各方面都会对你尽力给予关照。这个函打印好后，再将对方的名字写在前头，将要退还的钱款和函件一同装到文件袋里，用旧报纸和文件填满封好后写上‘将此材料退给×××’。然后，跟工作人员说，这是×××送阅的材料，让他取回”。
“我这样安排，不仅让送钱人看到，我不只是把他的钱退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同样对待，而且让他感觉到我重视他的声誉。”这名县委书记说。
李克军认为，当下对县委书记群体的廉政教育有效果，但要进一步改进，“一些官员刚流着泪看完廉政警示教育片，出门就赴宴吃喝去了”。
不过令李克军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化的步伐也有所加快，縣委书记们的权力运行将逐步走上规范、健康、透明的轨道，廉政尴尬和贪腐案件必将逐步减少”。
（金卫东荐自2016年9月29日《南方周末》）
“县委书记是中国县域政治的‘活标本’，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往往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只有把县委书记群体真正读懂，把县级政治真正读透，才能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相对科学的判断。”李克军决定填补这个空缺。
花了数年时间，深入二十多个县深入调研、访谈上百名各类官员后，李克军以一个资深县委书记的视角，出版了一本名为《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的书，试图解密县委书记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如何施政。
“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李克军在书中总结称，县委书记权力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
一个表现是，“宣言与行动的差异大”。李克军对此深有体会，“县委书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上级领导来视察，需要作汇报时，必须保持高调宣示，否则有时无法过关。但实际上他还得考虑能否做到。如果研究者把县委书记们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施政纲领作为主要研究依据，那么难免失之肤浅，甚至可能谬之千里”。
“行无定则”的另一个表现，是有时候县委书记会有非规施政的行为，所谓要“灵活变通”“顺势权变”。李克军解释说，通常是“我就这么说，你们去领会，自己看着办”。但是基层的很多工作或棘手问题，不是照搬红头文件、成文法规或讲些原则性的话所能奏效的。
那么，冒着各种风险行使权力的县委书记们，图的是什么呢？
李克军发现，有些县委书记既有“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职务升迁、生活安逸、政声留名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谋算。有些县委书记会公私兼顾，一方面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同时也会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过得好一些。
在调查中，李克军了解了7名县委书记妻子的任职情况。其中有3人任正科级职务，都是县公安局政委；3人任副科级职务，包括县人事局副局长、县交警大队副队长和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另有1人是县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几位县委书记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政绩饥渴症”
在李克军的亲身经历与观察中，“政绩饥渴症”是一些县委书记的通病。为了政绩，跑要资金成为县委书记们日常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包括政策、县情、关系、技巧四大要素。
“政策是上面制定的，县里左右不了。若国家重视畜牧业了，畜牧业方面的项目就可以跑跑。另外是县情，比如是否是贫困县、资源禀赋、产业程度等。如果县情和国家政策能高度契合，跑要就能成功。”李克军说。
在调查中，曾任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书记的刘凤岐向李克军讲过一段“要钱”的经历：2008年11月的一天，刘凤岐看到了国务院增加投资拉动内需的一揽子计划的新闻，揣摩后认为“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包括县级医院。他和县卫生局局长商量取得共识后做了一个报告，“然后跑到省发改委，又到北京跑部委，最后县里获得了3000万元改造县医院的资金。这个政策只施行了一年，黑龙江省只有10个县列入计划”。
另一个曾获得两亿多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县委书记的经验是，“成功拿到这么多资金有工作做得好的因素”。
他向李克军介绍，2009年，国家相关部门官员要到省里检查，省里官员预先到一个获得资金比该县还多的水田重点区查看，看后很不满意。听说此事后，该县立即行动，“把这几年房屋开发面积最多的五个开发商找来，每人分几段，认真整修渠道。上级来看后，表示以后要把资金重点投到他们这样干得好的县”。
一名在国家重要部门担任司长的官员，曾帮老家县里争取到多个项目。县委书记透露，“我们了解到他父亲住的村子不通公路，便在通村公路建设中优先安排，使那里提前两年通上了硬化路。老人病故后，县里作了安排，这位司长非常感动”。
跑要资金项目的县委书记们，往往就在红线附近徘徊。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自己不从中谋取私利，一般为了本地利益犯规不会被查。一旦被查，充其量是丢掉官帽”。
李克军建议，要遏制“跑要”的现状，应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改变专项资金多头管理的状态，严格分配依据，减少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同时还需要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
县委书记的“朋友圈”
县委书记们的“朋友圈”是李克军观察的一个重点。
“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县委书记的公务应酬多，是经营“朋友圈”的一个表现。李克军介绍，“上级领导要陪，重要部门工作人员要陪，兄弟县市或外地客人要陪，有可能投资的客商要陪，常常陪了这场陪那场，一晚上到几处宾馆‘走台’陪酒是常有的事”。
李克军用化名的方式讲述了6个县委书记的故事，“从上述6个县委书记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通常县委书记地位的获得和巩固，特别是职务的进一步升迁，不能仅仅靠关系，但又离不开关系”。李克军认为，要想减少庸俗的社会关系对官场的作用，得从干部制度改革入手。
廉政担当与窘困
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李克军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转批的一份材料印象深刻。材料是时任陕西省蒲城县县委书记王绪刚写的。王绪刚称，自己试图抗拒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不收礼不送礼，结果被当地官场非议和排挤。
1999年11月，王绪刚出了一场车祸，住院期间共收到17万元的礼金，王绪刚一一退还。随后蒲城官场各种非议：“有人说我不给人面子，把蒲城干部的感情推远了；有人说我沽名钓誉；更荒唐的说法是，我这么做其他领导干部还敢不敢生病？许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王绪刚感叹。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李克军最近几年了解的情况是，“有一两个县委书记跟我谈得比较实在，就是不轻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绝”。
一位县委书记介绍，“送钱的每年都不少，凡是数额大的，如五六千元以上的，我一概拒绝；有人抱有直接目的来找我办事，无论拿多少都不收。逢年过节来看望的，或带来烟酒茶之类礼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就收下。如果这类礼品都一概拒绝，大家就会说三道四，不好相处”。
“房地产开发商出手重，有的送几万元，有的送几十万元。对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退回去。”另一名县委书记对李克军说。
退礼也有技巧。一名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保全送礼人面子的办法，“我起草了一个通用函，上面写着：对你于×月×日所做的‘表示’，我很理解，也很感谢，但礼太重了，现退给你。今后，各方面都会对你尽力给予关照。这个函打印好后，再将对方的名字写在前头，将要退还的钱款和函件一同装到文件袋里，用旧报纸和文件填满封好后写上‘将此材料退给×××’。然后，跟工作人员说，这是×××送阅的材料，让他取回”。
“我这样安排，不仅让送钱人看到，我不只是把他的钱退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同样对待，而且让他感觉到我重视他的声誉。”这名县委书记说。
李克军认为，当下对县委书记群体的廉政教育有效果，但要进一步改进，“一些官员刚流着泪看完廉政警示教育片，出门就赴宴吃喝去了”。
不过令李克军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化的步伐也有所加快，縣委书记们的权力运行将逐步走上规范、健康、透明的轨道，廉政尴尬和贪腐案件必将逐步减少”。
（金卫东荐自2016年9月2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