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间，两次代表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批评李立三到认识李立三，随后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又与李立三在一起开会，比较了解李立三，与李立三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1929年2月，冯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前，他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党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过分强调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他又联系到中央其他工作，当即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以个人名义呈送中央。在《意见书》中，冯任除了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的形势走向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外，还建议中央经常了解下情，重视农民运动，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并以此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冯任尖锐地指出：“弋阳的事，更是相反，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年余来，都是自动，而景德镇工人反有希望弋阳方志敏打来的思想。”李立三看了《意见书》很不高兴，不知这位冯任是何许人物。但他性情豪爽，3月2日与冯任见面并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一道听取冯任的汇报后，知道眼前这位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比自己小7岁，不仅不生气，还很赏识冯任的才能和胆识。冯任这次口头的汇报，形成了《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党的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先后被捕的有省委书记沈建华，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胡子寿，前省委书记、省委特派员张世熙，省委特派员、策划罗炳辉将军起义的赵醒吾等共400余人。11月下旬从赣南巡视返省的冯任，一路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了解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并尽快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以减少损失。随后，冯任赶赴上海，向中央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江西省委和部分特委、县委被破坏的经过，分析了被破坏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恢复江西省委的具体意见。冯任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的重视。中宣部长、秘书长李立三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冯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经验，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两次讨论重建江西省委问题。参加1月1日第112次中常委会议3人，即向忠发、李立三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罗登贤。会上，罗登贤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冯任3人组成，机关暂驻上海，准备回浔。李立三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罗绮园）、张国庶、刘作抚3人组成，在上海时冯任参加。李立三考虑到冯任在江西省委时间太久，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另有重用。由于李、罗意见不一，向忠发又未表示明确态度，会上对冯任去留未形成决议，但明确提出，根据冯任在报告中的建议，省委机关暂设九江，省委组成人员由李立三“与之谈话”。由于李立三的坚持，冯任没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找冯任谈话，告诉冯任，现任湖北省委书记毛春芳（化名），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师范的同学欧阳洛，彼此很熟悉，便于开展工作。冯任对欧阳洛很了解，还在《关于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报告中建议中央把欧阳洛调往江西工作，殊不知欧阳洛已在3个月前调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任临时省委书记。因此，当李立三找他谈话，说明欧阳洛已在武汉，要他去湖北省委工作时，他很快动身起程。欧阳洛对冯任也很了解，冯任的组织领导才能在一师读书时就崭露头角。冯任一上任，欧阳洛就把省委机关工作交给冯任负责，放手让冯任去干，自己则深入工厂、铁路，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从当时中央对冯任的工作安排来看，说明李立三对冯任的信任和器重。2月3日中央下文决定湖北省委领导分工时明确指出，除欧阳洛、冯任外，其他省委常委都有赴外地巡视的任务。2月18日中央又下文，由欧阳洛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何玉琳改任秘书长，这样，冯任就明确地协助欧阳洛主持省委工作。3月23日欧阳洛被捕后，中央就指定冯任代理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2月初，冯任调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后，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进入了“立三路线”时期。当时，武汉被李立三确定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李立三很希望冯任能够围绕这个中心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快发动武汉暴动。但冯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他在为省委拟发的第一号通告《军阀战争中湖北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蒋冯阎战争的中心”，“反军阀战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向群众宣传“蒋冯阎的战争是反革命的战争”，揭穿蒋介石的“以党治国，为党国讨伐封建军阀”和阎锡山的“党是党人的解决，国是国人的解决”的欺骗，有条件地组织地方暴动，不失时机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为组织好武汉暴动，李立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改组湖北省委。3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朱毛红军与红三军会合，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汉总暴动。3月1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湖北“四大”的各项决议草案的起草人：政治报告由李立三起草，组织问题报告由任弼时起草，职工问题报告由项英起草，湖北省委工作报告由冯任起草，并限定3月底起草完。在中央的压力下，冯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地方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的观点，于4月2日拟发了湖北省委第4号通告。但在通告中，冯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势，在指出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深感“缺点仍然是非常之多”。冯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暴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努力做好工作，克服这些“缺点”，暴动只能是一句空话。
　　4月15日至24日，中共湖北四大在上海召开。李立三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动员大会。因此，出席大会代表除湖北16人以外，还有湖南、河南、江西及红军代表6人。大会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由任弼时主持。大会的第一天，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报告。大会的第二天，任弼时作政治报告小结，他针对李立三政治报告中的一些“左”的观点，提出暴动要具备的一些重要条件。李立三听了冯任的工作报告和任弼时的政治报告小结以后，很不满意，在大会进行的第四天重作政治报告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据弼时、冯任两位同志报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决定我们的斗争。因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同志们应力争这个可能。”（李立三《政治报告结论》，1930年4月18日）批评任弼时、冯任对暴动胜利缺乏信心。大会在李立三的压力下，通过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案，改组了湖北省委，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冯任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当任弼时的助手。
　　湖北党的四大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高潮，他一再督促任弼时在武汉开展行动。但整个湖北处于军事状态，武汉的形势愈加险恶。还在冯任返回武汉前，武汉党组织就遭到一个大破坏，400余人被捕。尽管如此，湖北省委还是决定6月15日至21日在武汉三镇举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宣传活动”，并由冯任起草《湖北省委派工农革命分子和党员打入反革命军队做士兵运动的计划》和《湖北省委关于拥护红军，鼓动工潮的通知》两个文件。6月16日上午，湖北总工会在武昌花厂和蛋厂举行集会，被大批军警包围，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总工会常委、工纠部长黄昌恒被捕后叛变，供出汉口碧云里12号省总常委接头处，并带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来到这个接头点，准备逮捕前来接头的人员。这一切发生在瞬间，冯任并不知道。
　　6月17日上午，冯任前去接头，他看到碧云里12号的二楼窗口放了一盆鲜花，觉得没有问题，就走了进去。突然从左侧小房间窜出几个便衣特务，拿枪对着冯任。叛徒黄昌恒从阴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一个特务头目问黄昌恒：“你认识他吗？”黄说：“他叫王亦吾，是个重要分子。”特务从冯任身上搜去省委两份文件、一份《红旗》党刊和300元钱。在此情况下，冯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做交通，刚从上海来武汉，其他什么都不说，决心以死报党。当天，任弼时得知冯任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请示中央紧急援救办法。敌人对冯任严刑拷打，但什么情况也未得到。为了从冯任身上打开破获湖北省委的口子，敌人将他暂时关押，扬言要千元做保。任弼时得知敌人尚未杀害冯任，再次报告中央：“冯任在狱中，要求千元做保，省委机关仍处在特别戒备中。”然而任弼时的两次报告，并没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视，他正忙于组织武装暴动。敌人始终没有从冯任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于7月10日将他杀害。○
　　题图 青年冯任（左）李立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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