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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是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在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上，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伟业。“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尤其是“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泽东提出了“一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3天，苏联政府发来外交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对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访问最大收获便是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条约下方的落款日期是1950年2月14日。
这个日期在西方人眼里一定不会陌生，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甜蜜号情调的日子——情人节。
也许源于这个日子，新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后，毛泽东迅速回国。因为他知道签定这个条约之后，就对中国国家的安全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法律上的保障，对下一步国内经济建设意义非常重大。
专列在西伯利亚平原上奔驰着，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此刻，毛泽东的心也在飞驰…一
他不会忘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就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美好设想。
毛泽东将这个美好设想装进了心里，整整沉淀了5年，腹稿了5年，也期盼了5年。如今他终于可以借助这个条约，大展宏图，实现理想!
返回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央高层会议对大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情。
毛泽东所说的“别的事情”就是指经济建设。
然而，当中国人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却发现想要进行经济建设，要想描绘出美丽的画卷是如此之难啊!
从国际上来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政治与外交的角力，军事上剑拔弩张，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冷战的阴云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笼罩了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切断中国许多传统产品与世界市场的交流联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机派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10月，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中国新生政权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开始保家卫国的战斗，数十万新组建的志愿军部队深入朝鲜境内，与美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1951年1月，正是抗美援朝如火如荼打得不可开交时，中央政府开始考虑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工作，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
当时，陈云是中财委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亲自组织，精心策划，开始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并计划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
有了陈云挂帅，毛泽东放心许多。因为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经济崩溃的烂摊子，主持中央财经委的陈云连出良策，只用半年多时间就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解决了旧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解决的金融物价问题，一时被人称为“经济奇人”。
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
这个草案一印出来，马上送毛泽东审阅。
陈云还就草案致信毛泽东，说：“这次写的5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5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5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陈云在作这一表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更为详细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计划后，认为中国呕心沥血编制的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苏联的经济模式成为“一五计划”最佳蓝本
当陈云牵头进入更为详细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难题，那就是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
的确如此，经济领域对于拿枪打仗的开国将领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什么是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民经济又是什么?有些人弄不明白。甚至一些干部将经济工作看成是会计打打算盘，商人搞搞货物的工作。即使进入了经济管理领域的同志，因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经济专业知识缺乏，根本无法胜任经济领域的复杂管理工作。
有一份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从国民党旧政权那里接收下来的各类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只有2万余人。在当时的鞍钢，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被遣返之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在各工业领域中，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而各单位的设计人员均不超过500人。
如此单薄的力量怎能满足新中国全面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要求呢?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宏伟蓝图，这些专家依然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国家领导人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
只能学苏联，而且要虚心地学。因为中国没搞过社会主义!苏联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计划经济模式。他们正是依靠高度集中、巨细有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间，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发展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国家的关注与向往。
1952年8月，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另有30多名专家随行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25本小册子，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且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 周恩来这次专程赴莫斯科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商谈中，一开口就要求增派苏联专家800名到中国。斯大林当时面露难色，数量之多让他感到为难，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要求，千方百计抽调了大量的科技人员到中国。除此之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后来有人统计，从1950至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600吨。
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以他的经验告诉周恩来，“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
斯大林这些中肯的意见让中国领导人心悦诚服，很快得到了采纳。
然而，还有一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
一年多的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几易其稿搞出来的计划连一个指令都不够?这让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然而，经济计划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必然要遵循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容不得半点主观主义的感觉与偏离。
这里还要谈到中苏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每一个人都怀有一颗炽热报国之心，恨不得祖国一夜就富强起来，竟提出在第一个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3万公里，还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花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苏联人一听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瞪着幽蓝的眼珠子，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接着，苏联专家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
这一串连珠炮砸来，把大家打懵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这么繁琐复杂啊?谁也答不上来了。最后大家重新商量，把计划砍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联方面这才觉得差不多了。
周恩来、陈云等人与苏方商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同斯大林进行了两次直接会谈。大局方针定下之后，周恩来、陈云等人率先回国，留下副团长李富春率团再具体商谈援助项目。没有想到，这个专门为“一五计划”而去苏联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竟在苏联呆了整整10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完成所有的任务返回北京。
会谈期间还遇到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再一个是斯大林突然去世，致使会谈中断很长时间。斯大林丧事料理完之后，谈判才重新进行。
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可见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确诚心实意，感人至深。
第一个“五年计期”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共和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急躁冒进”苗头已经显露……
尽管中国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分不完善，但这个计划草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仅克服了抗美援朝等不利因素的干扰，而且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建设经验。各种主要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在当时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虽几经修改，但仍没成熟。进入1953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还在谈判中，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了。
1953年，这一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一五计划”正式实施。从那时起，中国人熟悉了一个经济术语：第一个“五年计划”。
莫斯科方面，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任参加，分成了十几组，分别与中方各行各业对口谈判。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里，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
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留在莫斯科的李富春马上派人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一听苏联答应援助156个项目，顿时喜上眉梢，连连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可以签字了!
协定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签字。
陈云在提前返回国内不久，马上组织中财委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本应由计委负责。但是，计委主席高岗对经济工作是个外行，难以承担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任。于是，他上书毛泽东，请求仍由陈云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陈云虽然继续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但从1953年3月起，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工作，积劳成疾，他病倒了，只好向中央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到外地休养。后来对“一五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时，陈云因在外地休养，没有参加。
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仍未能令人满意。这时，“一五计划”已快要付诸实施了，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着急。
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了，朝鲜战争全面结束。
战争炮火往往与和平女神携手共进。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就在人们为打败强大美国而欢欣鼓舞时，毛泽东的内心如火一样燃烧着，烧出了一个火热的愿望与急切的目标。他告诫大家：1950年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双方相差140多倍。国力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是，在毛泽东“反保守”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建设的力度和热度。
1953年11月30日，鞍山钢铁公司的数百工人被紧张和兴奋包围着，他们期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9时许，中国第一根钢轨诞生了!近百年来中国机车只能行驶在外国重轨上的历史于这一刻宣告终结。就在这一年，鞍钢诞生了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中国最大规模的自动化高炉也在这里投产。
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祝贺，称赞鞍钢的三大成就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在人们的记忆里，新中国好像一夜苏醒的雄狮，奔腾而起，祖国大地上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共和国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其中许多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等等。
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岁月给定居北京的波兰裔作家爱泼斯坦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这样描述道：“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新中国正处于焕发青春、热情高涨的年代。眼看着以前所定的计划都被一一打破，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重大突破，毛泽东格外欣喜，他决定再进行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
1954年初，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这一次，毛泽东立下了军令状，要求计委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出初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定稿。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向毛泽东请求宽限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延长5天时间，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毛泽东叫来办事沉稳、没有把握不出手的陈云，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分析现在编制“一五计划”的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156个项目中，141个项目定了下来，设计和设备安装时间也大致安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支出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还教陈云一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猛一听觉得好笑，细一琢磨，颇有道理。
毛泽东说：我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
陈云听了茅塞顿开：心无二用，专攻一个山头。
毛泽东说服了陈云，就等于说服了计委。
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时间及时向编制小组提供所需的各种材料。陈云随即组织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材料处理小组，昼夜连轴转，对材料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一五计划”第五次修改的初稿，并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一五”期间有过两次“冒进”，引发争论。“一五计划”实施不到一年，便提前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从计划制定到计划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一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上下一条心，举全国之力，步调一致搞建设的。但是党内高层“反保守”与“反冒进”的分歧与争论一直存在。
“一五”期间就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
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而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195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因为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二次是1954年，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
陈云作为计划经济主要制定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用经济杠杆来调节计划经济的发展。眼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很快就因为缺少后劲而感到力不从心了。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各条战线之间发生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说明“头脑发热，急躁冒进”的苗头再次抬头……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却没有想到经济建设中反映出来的矛盾，也给中央会议带来了明显的分歧和争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而毛泽东却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让步与妥协，把1955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尽管如此，最后一次制定的“一五计划”依然是指标过高，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难以实现。
1953年6月15日，陈云就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他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有：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此外，他还提出了三大平衡的主张，即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求之间的平衡。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陈云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的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
这年夏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来到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初稿做了最后的审议和修改。
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花了近半个月时间，详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再次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
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至此，历时4年之久、五易其稿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宣告结束。
“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便提前完成了。就是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原计划用18年实现的目标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在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上，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伟业。“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尤其是“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泽东提出了“一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3天，苏联政府发来外交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对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访问最大收获便是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条约下方的落款日期是1950年2月14日。
这个日期在西方人眼里一定不会陌生，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甜蜜号情调的日子——情人节。
也许源于这个日子，新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后，毛泽东迅速回国。因为他知道签定这个条约之后，就对中国国家的安全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法律上的保障，对下一步国内经济建设意义非常重大。
专列在西伯利亚平原上奔驰着，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此刻，毛泽东的心也在飞驰…一
他不会忘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就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美好设想。
毛泽东将这个美好设想装进了心里，整整沉淀了5年，腹稿了5年，也期盼了5年。如今他终于可以借助这个条约，大展宏图，实现理想!
返回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央高层会议对大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情。
毛泽东所说的“别的事情”就是指经济建设。
然而，当中国人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却发现想要进行经济建设，要想描绘出美丽的画卷是如此之难啊!
从国际上来看，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政治与外交的角力，军事上剑拔弩张，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冷战的阴云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笼罩了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切断中国许多传统产品与世界市场的交流联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机派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10月，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中国新生政权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开始保家卫国的战斗，数十万新组建的志愿军部队深入朝鲜境内，与美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1951年1月，正是抗美援朝如火如荼打得不可开交时，中央政府开始考虑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工作，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
当时，陈云是中财委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亲自组织，精心策划，开始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并计划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
有了陈云挂帅，毛泽东放心许多。因为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经济崩溃的烂摊子，主持中央财经委的陈云连出良策，只用半年多时间就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解决了旧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解决的金融物价问题，一时被人称为“经济奇人”。
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
这个草案一印出来，马上送毛泽东审阅。
陈云还就草案致信毛泽东，说：“这次写的5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5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5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陈云在作这一表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更为详细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计划后，认为中国呕心沥血编制的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苏联的经济模式成为“一五计划”最佳蓝本
当陈云牵头进入更为详细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难题，那就是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
的确如此，经济领域对于拿枪打仗的开国将领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什么是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国民经济又是什么?有些人弄不明白。甚至一些干部将经济工作看成是会计打打算盘，商人搞搞货物的工作。即使进入了经济管理领域的同志，因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经济专业知识缺乏，根本无法胜任经济领域的复杂管理工作。
有一份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从国民党旧政权那里接收下来的各类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只有2万余人。在当时的鞍钢，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被遣返之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在各工业领域中，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而各单位的设计人员均不超过500人。
如此单薄的力量怎能满足新中国全面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要求呢?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宏伟蓝图，这些专家依然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国家领导人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
只能学苏联，而且要虚心地学。因为中国没搞过社会主义!苏联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计划经济模式。他们正是依靠高度集中、巨细有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间，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发展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新生国家的关注与向往。
1952年8月，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另有30多名专家随行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25本小册子，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且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 周恩来这次专程赴莫斯科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商谈中，一开口就要求增派苏联专家800名到中国。斯大林当时面露难色，数量之多让他感到为难，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要求，千方百计抽调了大量的科技人员到中国。除此之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后来有人统计，从1950至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600吨。
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以他的经验告诉周恩来，“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
斯大林这些中肯的意见让中国领导人心悦诚服，很快得到了采纳。
然而，还有一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
一年多的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几易其稿搞出来的计划连一个指令都不够?这让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然而，经济计划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必然要遵循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容不得半点主观主义的感觉与偏离。
这里还要谈到中苏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每一个人都怀有一颗炽热报国之心，恨不得祖国一夜就富强起来，竟提出在第一个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3万公里，还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花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苏联人一听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瞪着幽蓝的眼珠子，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接着，苏联专家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
这一串连珠炮砸来，把大家打懵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这么繁琐复杂啊?谁也答不上来了。最后大家重新商量，把计划砍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联方面这才觉得差不多了。
周恩来、陈云等人与苏方商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同斯大林进行了两次直接会谈。大局方针定下之后，周恩来、陈云等人率先回国，留下副团长李富春率团再具体商谈援助项目。没有想到，这个专门为“一五计划”而去苏联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竟在苏联呆了整整10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完成所有的任务返回北京。
会谈期间还遇到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再一个是斯大林突然去世，致使会谈中断很长时间。斯大林丧事料理完之后，谈判才重新进行。
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可见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确诚心实意，感人至深。
第一个“五年计期”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共和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急躁冒进”苗头已经显露……
尽管中国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分不完善，但这个计划草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仅克服了抗美援朝等不利因素的干扰，而且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建设经验。各种主要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在当时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虽几经修改，但仍没成熟。进入1953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还在谈判中，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了。
1953年，这一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一五计划”正式实施。从那时起，中国人熟悉了一个经济术语：第一个“五年计划”。
莫斯科方面，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任参加，分成了十几组，分别与中方各行各业对口谈判。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里，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
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留在莫斯科的李富春马上派人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一听苏联答应援助156个项目，顿时喜上眉梢，连连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可以签字了!
协定终于在1953年5月15日签字。
陈云在提前返回国内不久，马上组织中财委有关部门，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本应由计委负责。但是，计委主席高岗对经济工作是个外行，难以承担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任。于是，他上书毛泽东，请求仍由陈云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陈云虽然继续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但从1953年3月起，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工作，积劳成疾，他病倒了，只好向中央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到外地休养。后来对“一五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时，陈云因在外地休养，没有参加。
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仍未能令人满意。这时，“一五计划”已快要付诸实施了，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着急。
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了，朝鲜战争全面结束。
战争炮火往往与和平女神携手共进。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就在人们为打败强大美国而欢欣鼓舞时，毛泽东的内心如火一样燃烧着，烧出了一个火热的愿望与急切的目标。他告诫大家：1950年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双方相差140多倍。国力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是，在毛泽东“反保守”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建设的力度和热度。
1953年11月30日，鞍山钢铁公司的数百工人被紧张和兴奋包围着，他们期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9时许，中国第一根钢轨诞生了!近百年来中国机车只能行驶在外国重轨上的历史于这一刻宣告终结。就在这一年，鞍钢诞生了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中国最大规模的自动化高炉也在这里投产。
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祝贺，称赞鞍钢的三大成就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在人们的记忆里，新中国好像一夜苏醒的雄狮，奔腾而起，祖国大地上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共和国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其中许多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等等。
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岁月给定居北京的波兰裔作家爱泼斯坦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这样描述道：“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新中国正处于焕发青春、热情高涨的年代。眼看着以前所定的计划都被一一打破，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重大突破，毛泽东格外欣喜，他决定再进行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
1954年初，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这一次，毛泽东立下了军令状，要求计委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出初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定稿。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向毛泽东请求宽限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延长5天时间，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毛泽东叫来办事沉稳、没有把握不出手的陈云，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分析现在编制“一五计划”的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156个项目中，141个项目定了下来，设计和设备安装时间也大致安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支出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还教陈云一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猛一听觉得好笑，细一琢磨，颇有道理。
毛泽东说：我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
陈云听了茅塞顿开：心无二用，专攻一个山头。
毛泽东说服了陈云，就等于说服了计委。
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时间及时向编制小组提供所需的各种材料。陈云随即组织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材料处理小组，昼夜连轴转，对材料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一五计划”第五次修改的初稿，并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一五”期间有过两次“冒进”，引发争论。“一五计划”实施不到一年，便提前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从计划制定到计划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一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上下一条心，举全国之力，步调一致搞建设的。但是党内高层“反保守”与“反冒进”的分歧与争论一直存在。
“一五”期间就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
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而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195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因为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二次是1954年，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
陈云作为计划经济主要制定者，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用经济杠杆来调节计划经济的发展。眼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很快就因为缺少后劲而感到力不从心了。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各条战线之间发生经济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说明“头脑发热，急躁冒进”的苗头再次抬头……
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周恩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表示同意。大家却没有想到经济建设中反映出来的矛盾，也给中央会议带来了明显的分歧和争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而毛泽东却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了让步与妥协，把1955年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尽管如此，最后一次制定的“一五计划”依然是指标过高，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难以实现。
1953年6月15日，陈云就计划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他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有：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此外，他还提出了三大平衡的主张，即财政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供求之间的平衡。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陈云又组织人马根据讨论的结果，对初稿进行了一些修改。
这年夏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来到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初稿做了最后的审议和修改。
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花了近半个月时间，详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再次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
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至此，历时4年之久、五易其稿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宣告结束。
“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便提前完成了。就是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原计划用18年实现的目标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