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关系为业的人对其职业价值或专业立场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尤其是在一些危机事件中，针对当事人的表述或表现逻辑如何建立外部的认同，如何妙手回春峰回路转，业内人士经常会有一些或专业或智慧的“指导意见”。其实，这也往往是一种单边的幻象。
　　现代社会正在朝着更加开放、平等、透明、相互包容和尊重的方向迈进，公共关系职业化的存在價值也正在于此。如何顺应、增益现代社会的文明价值，这是公共关系职业的逻辑起点。
　　从这里出发，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对话沟通的生态环境或者关系平台，我们还需要梳理出一套专业化方法体系，让沟通或传播更有效，让多元化的利益与这些公共价值融为一体。换言之，本位利益只能在公共利益的逻辑之中找到藏身之所，商业价值只能生长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土壤中。
　　在领会了公共关系的道与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后，我们也就发现了公共关系的有限性。危机管理中，很多事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只能是避免更大的错，不在错误的泥潭中愈陷愈深。甚至，有些危机是不可挽救的，比如那些悖逆现代文明社会基本价值的事件、与公共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如此。
　　在一些危机应对的案例中，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那些由于缺乏公共价值观视野而产生的错误。铁道部发言人的黯然收场，以及一批政府发言人的不知所终，与其说是说错了话，不如说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价值逻辑。
　　价值逻辑不是你以及你背后的部门利益得失逻辑，它是现代社会的公共文明逻辑——对生命的无条件呵护、对公民权益的尊重与保障、对信息公开以及新闻传播的理解与支持、对权利的约束与制衡等等，这些观念倘若不能成为一种自省和自觉，出错是迟早的事。
　　不久前，关于中国刑诉法大修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稍具法律常识的人知道，刑诉法不仅是打击犯罪的方法论和公检法办案的“操作手册”，更是公民权利的清单，直接限制公权对民权的非法侵害，被称为“应用型的宪法”。
　　基于此，《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可谓一个国家公民权利保护的晴雨表，当然也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形象。它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推进法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修订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前进的脚步，这种条款文本的增删和改变远非GDP增长可比拟，它体现了一个国家价值观的进步。一个赢得世人发自内心尊重认同的大国形象正在形成。
　　其实，价值观层面的沟通与传播，在塑造国家或民族形象方面可谓最为核心。成功与美德之间，世人更多的信赖和更持久的认同源于后者。可以说，文明价值的力量不仅是公关传播的基石，也是公关传播最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