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一个特殊的台湾文学史现象：＂台湾文社＂发行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丛志》,起于1919年1月1日,止于1924年11月15日,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发轫的时点,当大陆已渐进于宣示与文言书写决裂的边缘,追求＂言文一致＂,台湾的知识分子却在寻求以文言提高大众教育,并发展公共性的可能。《丛志》的出刊是否代表了某一种较大陆迟到的现代性？本文从这里展开说明《丛志》的出刊本身即为现代性追求的一部分,它是第一个由台湾人提出＂鼓吹文明＂诉求的汉文杂志,鼓吹文明的宗旨,翻译西学。但《丛志》何以主张语言之使用为文言、文体为传统散文的沟通载体,背离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性道路呢？本文追迹《丛志》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语言载体与国民教育之关系、以及鼓吹文明此一任务如何自《丛志》向《民报》出版系列转移的过程,展示《丛志》以文言汉文追求现代性正是向殖民帝国展开的抵抗;而其所以未能成功,则系殖民现代性所竞争、压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