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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悬疑、恐怖、犯罪……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畅销元素，但凡检点一下虚构类作品排行榜前几位的书，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上述畅销元素是如何被运用得淋漓尽致，组成了多少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设计这类小说情节，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困难。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故事要营造惊悚、刺激、恐怖的效果，离不开暴力、杀戮和死亡，而且越是血腥或残酷，效果往往越好。其实不单是惊悚小说，就是别的故事，也需要矛盾冲突，否则情节就没法往前发展，只不过惊悚小说往往需要将普通的矛盾上升为生死冲突、极端对立。简单地说，就是需要A面和与之完全对立的B面。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不成为问题的。有孙悟空师徒四人，就有层出不穷的妖精；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就有家族世代仇恨；有杨白劳，就有黄世仁；有加西莫多，就有克罗德神父。即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A和B作为正反两面对立起来，构成善恶二元对立，问题也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编故事的人还可以利用这种善恶对立来处理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二战中的纳粹，《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童话里的魔鬼或坏巫婆，他们一出场，就是“恶”的形象代言人，就带来张力和紧迫，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故事的设计环节，“坏人”负责惊险刺激，“好人”负责解开疙瘩和收尾完结。
当然，过于简单地处理善恶关系，无疑会显得淡薄肤浅。所以，为了增加故事的曲折和复杂性，小说家往往会施展点手段。同样是写共产党打国民党、中国人反抗日本鬼子、英雄警察打黑扫黄缉毒，以前是“好人英俊豪气，坏人贼眉鼠眼”，现在让坏人也长得相貌堂堂，言行气冲斗牛，举止光明磊落。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人性化处理效果：好人也有懦弱、自私、优柔寡断的缺陷；坏人则有爱家人、重爱情、讲义气的一面，也曾施舍帮助过穷人，也曾有过片刻的忏悔和反思……这种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在国产电视剧里。
但无论如何装饰，这种用二元对立的办法贴上善恶标签、简单处理冲突双方的办法，到了价值和文化都真正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都变得难以自圆其说。对于喜羊羊来说，灰太狼确实很邪恶，但只要简单换一个视角，你就会发现，在青草的眼里，连草根都刨出来吃掉的小山羊是恶魔的化身，大灰狼倒像是仗义保护弱者的大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矛盾双方或多方，其实都不过是在坚守各自的观念、立场、价值标准或利益原则，彼此之间是利益冲突、性格冲突、观念冲突，而不是善恶对立，谁也没法论证自己的“绝对正义”。
既然如此，如果故事讲述者从个人的价值取向出发，将对立双方中的一方预设为正或善，而另一方仅仅因为其角色和立场而被定义为恶，这是没道理的，故事也将变得有价值偏向性，而这是现代文明所忌讳的。
这就是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惊悚犯罪小说创作的一个难题。要有对立冲突，又不能过于简单地设立正反方的善恶价值判断。或者说，既要有“反方”，又要赋予这“反方”以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悖论。现代小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现代社会，要做高水平的“坏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连环杀人、肢解尸体、牵着警察和法官等专业人士的鼻子走、利用法律的漏洞周旋，以及留下富有文化和宗教意味的线索……这些需要强健的体魄、医学和法学的专业技能、丰富的文化知识、强大的心理素质、良好的综合素质，绝不是舞着两把菜刀就能完成的。而一个人既然已经这么全面发展了，又何至于要“做坏事”呢?
两大难题加起来，就意味着，一部好看的惊险小说里，最重要的是那个坏人，他必须是德(“恶”的合理性)智(高智商犯罪)体(杀人通常是个体力活，逃亡时也永远需要高体能)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才能担当重任。没有这个坏人，故事就会坍塌。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全面优秀的坏人呢?
小说家们自有办法，通常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将“恶”演绎成“绝对的恶”，反面人物被设计为心理变态的杀人狂，以虐待为乐，用杀人来满足个人成就感。这样违背的是人类基本原则。而且，变态杀人狂常常是职业医生、性格怪异的科学家、高智商人士、位高权重者，这样处理，一方面坏人的身份揭露前后，反差更大，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反面人物能力超强的问题。另一种更高明的办法是，从恶的源头写起，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是坏人，总是受到了来自破碎家庭或底层社会的伤害，或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心理扭曲，以至于仇恨社会、迷失善良的本性。这样就加上了一层社会反思和批判的底子，可以提升小说的“深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要小心避免：受损害者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种人当然可能天生聪明、强健，但要精通法律、高科技犯罪，在情理上却有点说不通。
可喜的是，近段时间最火的英文作家丹·布朗，没有因循守旧地处理正反方问题，而是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冲突解决方案。
丹·布朗首先解决的是“杀手能力”的问题。或许是受到西方现代社会里的专业化、职业化思想的影响，所以，血腥的罪行最好都交给职业杀手(或军人)去实施好了，职业杀手的活儿干得更漂亮，干净利落。而且，受命杀人作为他们的“职业行为”，也更容易被理解，他们最好还要有坚定的信念，比如，宗教信仰，高度敬业精神，或者军人本性(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骗局》中的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战士，《天使与魔鬼》中杀了四位红衣主教的职业杀手黑煞星，《达·芬奇密码》里一路追杀男女主角的白化病人赛拉斯。他们负责杀人，手段残酷，可谓丧心病狂，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需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当然，职业杀手总还是需要买家的，战士也要听命于长官。有趣的是。丹·布朗总是把主使“反方”的买家或长官，安排为“正方”的人。他们是真正“恶”的核心动力，但他们都没错，他们都是出于某些可以理解的正当原因(个人信仰、宗教立场、价值观念)，走向了买凶或下令杀人的道路。《数字城堡》中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国家数字安全；在《骗局》中，道德败坏的共和党候选人参议员抨击国家的航空航天政策，国家侦察局局长皮克林之所以要设一个极大的“骗局”，就是为了保护现任好总统不被参议员伤害；在科技发达、宗教式微的现代社会，《天使与魔鬼》里的教皇内侍文特斯克致力于激发人们的坚定宗教信仰；《达·芬奇密码》里的“导师”提宾爵士只是保护传统基督教不受伤害而“为尊者讳”；《失落的秘符》里全身刺青的迈拉克也是出于自己的信仰……丹·布朗的每一本小说里，都有这么一个很好、很善意、很正义的“坏”人，他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们在暗地里，凭借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大无畏地推动故事扑朔迷离、跌宕起伏地发展。
具体实施罪行的，只是听命于人；背后指使的，又可谓理直气壮。实施者和主谋者，两个人分担了邪恶，其中一个承担行动，另一个提供动机。罪责分散之后就显得没那么大了。更重要的是，那些罪行后面的动机无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这样一来，丹·布朗的故事在事实上就没有了“反面人物”，冲突不再是善恶、对错之别，而只在于对同一个事物(宗教、科学、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并且对于自己的信念过于坚持。
分析到最后，突然被自己吓了一大跳：没有坏人，只有高度敬业的人(犯罪实施者)、信仰坚定的人(犯罪主谋人)，而好人和好人组成的世界，竟然也可以充满杀戮和血腥!为什么会这样!?
细思量，如果每个人都只以“听命于人”或“职务行为”为借口，而不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每个人都不做换位思考，而单向度地坚守自己的价值，并以此名义排除异己，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世界可真是太可怕了——越忠于职守、越坚定执著的人，越可怕。
(本文编辑 宋文佳)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故事要营造惊悚、刺激、恐怖的效果，离不开暴力、杀戮和死亡，而且越是血腥或残酷，效果往往越好。其实不单是惊悚小说，就是别的故事，也需要矛盾冲突，否则情节就没法往前发展，只不过惊悚小说往往需要将普通的矛盾上升为生死冲突、极端对立。简单地说，就是需要A面和与之完全对立的B面。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不成为问题的。有孙悟空师徒四人，就有层出不穷的妖精；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就有家族世代仇恨；有杨白劳，就有黄世仁；有加西莫多，就有克罗德神父。即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A和B作为正反两面对立起来，构成善恶二元对立，问题也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编故事的人还可以利用这种善恶对立来处理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二战中的纳粹，《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童话里的魔鬼或坏巫婆，他们一出场，就是“恶”的形象代言人，就带来张力和紧迫，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故事的设计环节，“坏人”负责惊险刺激，“好人”负责解开疙瘩和收尾完结。
当然，过于简单地处理善恶关系，无疑会显得淡薄肤浅。所以，为了增加故事的曲折和复杂性，小说家往往会施展点手段。同样是写共产党打国民党、中国人反抗日本鬼子、英雄警察打黑扫黄缉毒，以前是“好人英俊豪气，坏人贼眉鼠眼”，现在让坏人也长得相貌堂堂，言行气冲斗牛，举止光明磊落。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人性化处理效果：好人也有懦弱、自私、优柔寡断的缺陷；坏人则有爱家人、重爱情、讲义气的一面，也曾施舍帮助过穷人，也曾有过片刻的忏悔和反思……这种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在国产电视剧里。
但无论如何装饰，这种用二元对立的办法贴上善恶标签、简单处理冲突双方的办法，到了价值和文化都真正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都变得难以自圆其说。对于喜羊羊来说，灰太狼确实很邪恶，但只要简单换一个视角，你就会发现，在青草的眼里，连草根都刨出来吃掉的小山羊是恶魔的化身，大灰狼倒像是仗义保护弱者的大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矛盾双方或多方，其实都不过是在坚守各自的观念、立场、价值标准或利益原则，彼此之间是利益冲突、性格冲突、观念冲突，而不是善恶对立，谁也没法论证自己的“绝对正义”。
既然如此，如果故事讲述者从个人的价值取向出发，将对立双方中的一方预设为正或善，而另一方仅仅因为其角色和立场而被定义为恶，这是没道理的，故事也将变得有价值偏向性，而这是现代文明所忌讳的。
这就是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惊悚犯罪小说创作的一个难题。要有对立冲突，又不能过于简单地设立正反方的善恶价值判断。或者说，既要有“反方”，又要赋予这“反方”以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悖论。现代小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现代社会，要做高水平的“坏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连环杀人、肢解尸体、牵着警察和法官等专业人士的鼻子走、利用法律的漏洞周旋，以及留下富有文化和宗教意味的线索……这些需要强健的体魄、医学和法学的专业技能、丰富的文化知识、强大的心理素质、良好的综合素质，绝不是舞着两把菜刀就能完成的。而一个人既然已经这么全面发展了，又何至于要“做坏事”呢?
两大难题加起来，就意味着，一部好看的惊险小说里，最重要的是那个坏人，他必须是德(“恶”的合理性)智(高智商犯罪)体(杀人通常是个体力活，逃亡时也永远需要高体能)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才能担当重任。没有这个坏人，故事就会坍塌。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全面优秀的坏人呢?
小说家们自有办法，通常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将“恶”演绎成“绝对的恶”，反面人物被设计为心理变态的杀人狂，以虐待为乐，用杀人来满足个人成就感。这样违背的是人类基本原则。而且，变态杀人狂常常是职业医生、性格怪异的科学家、高智商人士、位高权重者，这样处理，一方面坏人的身份揭露前后，反差更大，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反面人物能力超强的问题。另一种更高明的办法是，从恶的源头写起，一个人并不生来就是坏人，总是受到了来自破碎家庭或底层社会的伤害，或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心理扭曲，以至于仇恨社会、迷失善良的本性。这样就加上了一层社会反思和批判的底子，可以提升小说的“深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要小心避免：受损害者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种人当然可能天生聪明、强健，但要精通法律、高科技犯罪，在情理上却有点说不通。
可喜的是，近段时间最火的英文作家丹·布朗，没有因循守旧地处理正反方问题，而是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冲突解决方案。
丹·布朗首先解决的是“杀手能力”的问题。或许是受到西方现代社会里的专业化、职业化思想的影响，所以，血腥的罪行最好都交给职业杀手(或军人)去实施好了，职业杀手的活儿干得更漂亮，干净利落。而且，受命杀人作为他们的“职业行为”，也更容易被理解，他们最好还要有坚定的信念，比如，宗教信仰，高度敬业精神，或者军人本性(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骗局》中的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战士，《天使与魔鬼》中杀了四位红衣主教的职业杀手黑煞星，《达·芬奇密码》里一路追杀男女主角的白化病人赛拉斯。他们负责杀人，手段残酷，可谓丧心病狂，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需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当然，职业杀手总还是需要买家的，战士也要听命于长官。有趣的是。丹·布朗总是把主使“反方”的买家或长官，安排为“正方”的人。他们是真正“恶”的核心动力，但他们都没错，他们都是出于某些可以理解的正当原因(个人信仰、宗教立场、价值观念)，走向了买凶或下令杀人的道路。《数字城堡》中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国家数字安全；在《骗局》中，道德败坏的共和党候选人参议员抨击国家的航空航天政策，国家侦察局局长皮克林之所以要设一个极大的“骗局”，就是为了保护现任好总统不被参议员伤害；在科技发达、宗教式微的现代社会，《天使与魔鬼》里的教皇内侍文特斯克致力于激发人们的坚定宗教信仰；《达·芬奇密码》里的“导师”提宾爵士只是保护传统基督教不受伤害而“为尊者讳”；《失落的秘符》里全身刺青的迈拉克也是出于自己的信仰……丹·布朗的每一本小说里，都有这么一个很好、很善意、很正义的“坏”人，他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们在暗地里，凭借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大无畏地推动故事扑朔迷离、跌宕起伏地发展。
具体实施罪行的，只是听命于人；背后指使的，又可谓理直气壮。实施者和主谋者，两个人分担了邪恶，其中一个承担行动，另一个提供动机。罪责分散之后就显得没那么大了。更重要的是，那些罪行后面的动机无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这样一来，丹·布朗的故事在事实上就没有了“反面人物”，冲突不再是善恶、对错之别，而只在于对同一个事物(宗教、科学、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并且对于自己的信念过于坚持。
分析到最后，突然被自己吓了一大跳：没有坏人，只有高度敬业的人(犯罪实施者)、信仰坚定的人(犯罪主谋人)，而好人和好人组成的世界，竟然也可以充满杀戮和血腥!为什么会这样!?
细思量，如果每个人都只以“听命于人”或“职务行为”为借口，而不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每个人都不做换位思考，而单向度地坚守自己的价值，并以此名义排除异己，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世界可真是太可怕了——越忠于职守、越坚定执著的人，越可怕。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