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是中国话语权的根基，是“外宣”的“水之源，木之本”。所谓“中国思想”，指的是既符合人类时代要求、又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从古今中外汲取养分而成的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发展中国思想非常迫切
　　
　　一是中国自身迅速发展，非以“中国思想”无法解释自身。中国近30年以史上罕见的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过去中国以西方为师，遇到问题，常先看西方如何应对，再亦步亦趋。但中国发展到今日后，已无老师。中国面临两类问题：一类是西方同样面临的问题，如自杀、污染、心理疾病、老龄化、市场对人的“异化”、婚姻制度动摇等；另一类问题是中国独特的问题，如城乡差距、上访、权钱交易、户籍制度等。第一类问题，西方只在个别地方有答案(如环境保护)，在大部分地方仍苦苦摸索，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对第二类问题西方则很难“感同身受”。因此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需要自己去“开路”的时候。当前，一些中国学者致力于用西方主流理论范式来理解中国经验和哲学，这固然有助于向世界推广“中国”，但因为这种结合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内容，因此往往会陷入“两头不靠岸”的窘境。
　　二是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构建世界图景的时候。西方进入现代化几百年之后，人类社会现已进入重要发展关头。历史学家莫里斯(Ian　Morris)的畅销书《为什么西方暂时还统治世界》认为，到2103年，东西之分界不再有现实意义。在人类社会的这种大变革时期，西方自身可能已提供不了答案。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最初由西方向世界提出的问题，未来可能有一个非西方的答案。”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可以置身度外。
　　
　　让“中国思想”喷涌而出
　　
　　最重要的是，允许摸索，允许思考，允许实验。要做到这一点，营造宽容、公正的气氛必不可少。这样中国经济发展了，其国民才是能担当，有气度，各种各样的“中国思想”才会自然发展起来。
　　中国崛起使中国对自己摸索出来的现代化路径有了一定信心，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开始进入主流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虽然中国经济上的快速崛起已不可逆转，但这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中国对文化价值的认知。
　　
　　“中国思想”的资源
　　
　　西方所能给我们提供的，是“现代性精神”。西方文明是人类首个进入“现代”的文明，其折射出了某些现代性精神，不排除有一定通性。中国进入现代化，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特质。民主、人权、福利等等，可能只是现代性之形，而非其神。到了中国，完全可能出现形变而神似之物。
　　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是“中国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优秀的地方。
　　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对自然太“巧取豪夺”，古代文明印度又对自己太吝啬，中国倒是站在中间。
　　第二是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面，也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如张维为认为，中国理念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八个：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第一、“民生”理念与政绩合法性、有选择的学习与适应和创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第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方面。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是情本体，如果回归到“情”这个中国文化最自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加以新的创新和诠释，也许可以与西方强调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相并行，开创一个以审美情怀为核心的提升人类精神世界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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