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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云铭是清初著名的楚辞学家，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对屈原这一“千古奇忠”之人极度仰慕。他把对屈原的全部情感倾注到了《楚辞灯》一书中，历时近四十年，完成了这部在《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 林云铭 屈原 《楚辞灯》
林云铭的楚辞研究与明末清初楚辞研究一脉相承，在对屈原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的认识上，则显得更加肯定。首先，表现在对楚辞篇目的选择上。林云铭《楚辞灯》可以说是专门注释屈原作品的，只选取屈原的作品进行注释，而对其他的楚辞作品和后世的拟骚作品则一概不予收录。林云铭认为作文必须以浩然之气为内核，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浩然之文的根本。他说：“文为气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气，而后有不可一世之文。”①若无这种内核，徒然袭取其华丽的词语和外在的形式，是舍弃了本质而取其末的做法，这样的文章没有任何意义。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與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著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著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著.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著.挹奎樓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75.
[4]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
[5]游国恩著.楚辞概论.中华书局，2008.
关键词： 林云铭 屈原 《楚辞灯》
林云铭的楚辞研究与明末清初楚辞研究一脉相承，在对屈原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的认识上，则显得更加肯定。首先，表现在对楚辞篇目的选择上。林云铭《楚辞灯》可以说是专门注释屈原作品的，只选取屈原的作品进行注释，而对其他的楚辞作品和后世的拟骚作品则一概不予收录。林云铭认为作文必须以浩然之气为内核，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浩然之文的根本。他说：“文为气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气，而后有不可一世之文。”①若无这种内核，徒然袭取其华丽的词语和外在的形式，是舍弃了本质而取其末的做法，这样的文章没有任何意义。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與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著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著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著.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著.挹奎樓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75.
[4]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
[5]游国恩著.楚辞概论.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