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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均写过旧体诗词。毛泽东、周恩来这批后起之秀，建党前也写了些旧体诗，周恩来还写过新体诗。记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艺行家，精通诗、书、文、印。张闻天、陈毅在1920年代初还曾做过文学梦，写白话小说。更老一点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旧军人出身的朱德、叶剑英，均是旧体诗老手。甚至连思维方式“理性”得有些钻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話写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诗。
1946年，有一个罗伯特·佩恩的美国人到延安采访，听说毛泽东曾编过一本自作诗词《风尘集》，遂四处寻访，但直到离开延安也未见到。翌年，他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的觉醒》一书中记述说：“据了解，他（毛泽东）有自己的诗词选集，甚至有可能已经发表——关于其诗词方面的信息很难得到，但名为《风尘集》的选集是一定存在的。《风尘集》的意思是‘风沙诗词’，可能是表达它们稍纵即逝、动荡不定的特征。但选集，如果有印制的话也是私下印制。”
这个记述留下了一个悬念。最近，有人忽然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1936年2月写的两首《读〈风尘集〉有赠》。诗中称赞《风尘集》作者，“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作家所称这些文韬武略、纵横捭阖的情状，其对象很像是毛泽东。诗前还有一小序，“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应指毛泽东1936年2月率红军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由此推论，林伯渠读赞的《风尘集》，正是罗伯特·佩恩当年寻访的那本，而且，毛泽东编出后还送给了林伯渠这样的诗友。
这只是聊备一说的猜想，但共产党里诗人多，领导层内拥有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时相切磋的诗人群体，确属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均写过旧体诗词。毛泽东、周恩来这批后起之秀，建党前也写了些旧体诗，周恩来还写过新体诗。记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艺行家，精通诗、书、文、印。张闻天、陈毅在1920年代初还曾做过文学梦，写白话小说。更老一点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旧军人出身的朱德、叶剑英，均是旧体诗老手。甚至连思维方式“理性”得有些钻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话写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诗。
捡拾共产党人的历史，还有一种景观让人唏嘘感慨。那些成为烈士的著名共产党人，不少人都留有诗作。在告别生命前，许多是连同尚未度过的青春一同告别的，也习惯于以诗明志。其中，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刘伯坚、袁国平、李少石、续范亭、许晓轩、贺锦斋、杨匏安、吉鸿昌、宣侠父留下的是旧体诗，刘伯坚、恽代英、周文雍、罗世文、车耀先、夏明瀚一大批人写的狱中诗、绝命诗、就义诗，也属于旧体。方志敏、关向应、彭湃、柔石、殷夫、林基路，以及叶挺、赵博生、杨靖宇、李兆麟这类战将的遗作，则属于新诗。有的烈士，如邓中夏、瞿秋白，既写新诗，又善旧体。
无论新诗还是旧体，都是共产党人在独特文化土壤上必然长出的革命理想之花。因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特别吸引人，特别能够产生出诗的激情和想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干事业拼理想，拼人格，拼智慧，拼力气，这若干的拼劲，有时候便“挤”出一片诗性的天地来。陈毅在南方一个叫梅岭的地方被敌人包围，“虑不得脱”，自以为今日必死，死前想做的事情，竟是写诗，写了什么诗呢？“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到了阴间，还要率领那些先死的旧部们扯旗造反。写诗和革命都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进而让写诗和革命实现了相互间的无缝对接和一体融合。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件寻常事，在领导层形成一个诗人群体，也属必然。毛泽东的诗性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得以张扬宣达，进而成为这个诗人群体的领袖的。
共产党人的政治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其诗性的文化影响。1945年，毛泽东便把共产党人的诗性之风带到了重庆，这不仅指他的一首《沁园春·雪》，让各色人等见识了共产党人的“文采”“风骚”，还指他同国民党大员交往时，也把诗词作为上佳的沟通方式。1945年9月6日赴陈立夫、于右任、叶楚伧等人的午宴，席间称道于右任1941年拜谒成吉思汗陵后写就的小令《谒成陵》，还随口念起：“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数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就自然洒脱地向对方传达了共产党人对诗人佳作的欣赏，对佳作背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情怀的称赞。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更展露出共产党人的诗性之风与民主人士在文化上的共鸣。两人诗心互动，唱和不少，交往特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颐和园柳亚子住处拜访，柳正在午睡，毛泽东便站在院内太阳底下静静等候。此番情态，与“作秀”无干，根本上是精神文化上的一种默契和尊重。柳亚子是词坛泰斗，是近代以来精神文化界的狂狷奇士。毛泽东1937年给何香凝的信中曾评价柳亚子：“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他拜访柳亚子时所尊敬的，当是“人中麟凤”的文化人格。而毛泽东自身的文化人格，也跃然而出。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拥有诗性的共产党人，比较容易被各种利益异化，柳亚子一生则不被异化，虽然不太像一个掌握政治艺术的革命家，但他一生执着率直，诗性真切，在今天的正面价值不小。当然，特立独行的率真，也造成了他的历史局限。但是，率直真切的诗性，是不能否定的，它常常能够逼近文化底蕴，靠近理想人格。毛泽东的尊柳之举，也并非全然是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的。
回到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性之风和创作状态，大都还保持到了晚年。前些年曾看到朱德亲属向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捐献的一批朱德生前遗物，其中有本1976年2、3月号的大字合订本《诗刊》，看来是为当时的一批老同志特印的，朱德在上面亲笔写有“1976年4月30日读完”字样。新编本《朱德诗词集》收入最晚的一首诗写于1976年2月，那时他已经整整90岁，不到半年就逝世了。叶剑英80岁的时候，写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名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早在延安时期便成立了“怀安诗社”，新中国成立后仍时相唱和。董必武1975年3月5日创作《九十初度》，称“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不到一个月后即逝世。异常忙碌的周恩来诗作不多，但1958年11月17日给邓颖超的信中却提到：“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周恩来写的这首诗已交《人民日报》排印，是在发表的前一天主动撤下来的。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填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擅长何种文学样式那一栏，填的是“写诗”，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由早期革命家组成的诗人群体，没有呈“高开低走”之状，他们的诗性之风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衰减，建设年代仍然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激发着他们的诗情。 毛泽东一生对诗词的爱好和创作，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显而易见。1973年冬天，80岁的毛泽东以老病之躯整理出一套自己的诗词定稿，说明他内心对其诗人定位还是在乎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写了最后一首作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这个诗人群体的互动不少，诗性之风一派畅然。互动方式，包括请别人改诗和为别人改诗，他和别人的诗或别人和他的诗，还有就是相互欣赏论诗。董必武1959年12月读到毛泽东的《读报诗》，在一月之内写了好几首和诗，并在诗前小序说，“前在广州读毛主席读报蛙字韵诗已奉和二律，近读其继作，语长心重，感慨万端，兴婉而微，发人深省。再为二长句和之。”胡乔木或许是受到党内领导层诗性之风的感染，在1964年开始学写旧体诗，先后创作了16首和27首作品，均送毛泽东修改，花去毛澤东不少工夫。叶剑英听说后，急切地托人找来改稿，连夜体会，连夜退回，对人说毛泽东的修改是“一字千金”。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当天致信胡乔木：“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至于陈毅请毛泽东改诗，因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专门论诗的信，已广为人知。毛泽东读到叶剑英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七律·望远》，颇为欣赏，于1965年生日那天靠记忆书写下来送给前来探望的亲属。对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特点，毛泽东也时有点评。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以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75年又对人讲：“董老的诗醇厚严谨。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
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不是一般文人兴趣的投合，他们都是政治家，诗作虽不乏闲适雅趣，更多的诗情共鸣则来自世事大势，是合时而著的理念、共同实践的基础和未来理想的一致，把他们聚在了一起。同时，他们也不简单把诗词作为政治表达工具来运用，更非晃着半瓶水出于其他什么目的来附庸风雅。他们讲究声韵格律，深研创作规律，真正把写诗当作了一件严肃而高雅的事情。
革命的胜利当然不是靠写诗写出来的，国家也不可能靠写诗就能建设好发展好，这方面我们有1958年民歌运动和放各种“文艺卫星”的教训。但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唐代有个叫陈陶的人，在沛县刘邦老家看到他唱《大风歌》的地方，油然吟出这两句诗。但凡是英雄，大概多少有些诗书胸臆。回头看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和那些兼擅诗词的英雄先烈，何尝不是如此？再回头寻觅党内领导层的诗性之风，似乎又添一层启发：政治家们在业余时间如果真正把学诗写诗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风雅是可以上升为高雅的，旧俗也会成为脱俗。高雅脱俗的诗性之风，固然不能够保证人们不去做低俗之事，但毕竟能言志明志，折射追求和境界;有时候，或许还可适当缓解去做低俗之事的冲动。所谓“诗教”“诗养”，或此之谓也。
1946年，有一个罗伯特·佩恩的美国人到延安采访，听说毛泽东曾编过一本自作诗词《风尘集》，遂四处寻访，但直到离开延安也未见到。翌年，他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的觉醒》一书中记述说：“据了解，他（毛泽东）有自己的诗词选集，甚至有可能已经发表——关于其诗词方面的信息很难得到，但名为《风尘集》的选集是一定存在的。《风尘集》的意思是‘风沙诗词’，可能是表达它们稍纵即逝、动荡不定的特征。但选集，如果有印制的话也是私下印制。”
这个记述留下了一个悬念。最近，有人忽然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1936年2月写的两首《读〈风尘集〉有赠》。诗中称赞《风尘集》作者，“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作家所称这些文韬武略、纵横捭阖的情状，其对象很像是毛泽东。诗前还有一小序，“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应指毛泽东1936年2月率红军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由此推论，林伯渠读赞的《风尘集》，正是罗伯特·佩恩当年寻访的那本，而且，毛泽东编出后还送给了林伯渠这样的诗友。
这只是聊备一说的猜想，但共产党里诗人多，领导层内拥有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时相切磋的诗人群体，确属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诗性的革命政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诗性彰著，大多有比较浓厚的文化人底色。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均写过旧体诗词。毛泽东、周恩来这批后起之秀，建党前也写了些旧体诗，周恩来还写过新体诗。记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艺行家，精通诗、书、文、印。张闻天、陈毅在1920年代初还曾做过文学梦，写白话小说。更老一点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旧军人出身的朱德、叶剑英，均是旧体诗老手。甚至连思维方式“理性”得有些钻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话写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诗。
捡拾共产党人的历史，还有一种景观让人唏嘘感慨。那些成为烈士的著名共产党人，不少人都留有诗作。在告别生命前，许多是连同尚未度过的青春一同告别的，也习惯于以诗明志。其中，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刘伯坚、袁国平、李少石、续范亭、许晓轩、贺锦斋、杨匏安、吉鸿昌、宣侠父留下的是旧体诗，刘伯坚、恽代英、周文雍、罗世文、车耀先、夏明瀚一大批人写的狱中诗、绝命诗、就义诗，也属于旧体。方志敏、关向应、彭湃、柔石、殷夫、林基路，以及叶挺、赵博生、杨靖宇、李兆麟这类战将的遗作，则属于新诗。有的烈士，如邓中夏、瞿秋白，既写新诗，又善旧体。
无论新诗还是旧体，都是共产党人在独特文化土壤上必然长出的革命理想之花。因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特别吸引人，特别能够产生出诗的激情和想象，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干事业拼理想，拼人格，拼智慧，拼力气，这若干的拼劲，有时候便“挤”出一片诗性的天地来。陈毅在南方一个叫梅岭的地方被敌人包围，“虑不得脱”，自以为今日必死，死前想做的事情，竟是写诗，写了什么诗呢？“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到了阴间，还要率领那些先死的旧部们扯旗造反。写诗和革命都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进而让写诗和革命实现了相互间的无缝对接和一体融合。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件寻常事，在领导层形成一个诗人群体，也属必然。毛泽东的诗性才华，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得以张扬宣达，进而成为这个诗人群体的领袖的。
共产党人的政治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其诗性的文化影响。1945年，毛泽东便把共产党人的诗性之风带到了重庆，这不仅指他的一首《沁园春·雪》，让各色人等见识了共产党人的“文采”“风骚”，还指他同国民党大员交往时，也把诗词作为上佳的沟通方式。1945年9月6日赴陈立夫、于右任、叶楚伧等人的午宴，席间称道于右任1941年拜谒成吉思汗陵后写就的小令《谒成陵》，还随口念起：“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数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就自然洒脱地向对方传达了共产党人对诗人佳作的欣赏，对佳作背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情怀的称赞。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更展露出共产党人的诗性之风与民主人士在文化上的共鸣。两人诗心互动，唱和不少，交往特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颐和园柳亚子住处拜访，柳正在午睡，毛泽东便站在院内太阳底下静静等候。此番情态，与“作秀”无干，根本上是精神文化上的一种默契和尊重。柳亚子是词坛泰斗，是近代以来精神文化界的狂狷奇士。毛泽东1937年给何香凝的信中曾评价柳亚子：“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他拜访柳亚子时所尊敬的，当是“人中麟凤”的文化人格。而毛泽东自身的文化人格，也跃然而出。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拥有诗性的共产党人，比较容易被各种利益异化，柳亚子一生则不被异化，虽然不太像一个掌握政治艺术的革命家，但他一生执着率直，诗性真切，在今天的正面价值不小。当然，特立独行的率真，也造成了他的历史局限。但是，率直真切的诗性，是不能否定的，它常常能够逼近文化底蕴，靠近理想人格。毛泽东的尊柳之举，也并非全然是从统战工作角度出发的。
回到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性之风和创作状态，大都还保持到了晚年。前些年曾看到朱德亲属向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捐献的一批朱德生前遗物，其中有本1976年2、3月号的大字合订本《诗刊》，看来是为当时的一批老同志特印的，朱德在上面亲笔写有“1976年4月30日读完”字样。新编本《朱德诗词集》收入最晚的一首诗写于1976年2月，那时他已经整整90岁，不到半年就逝世了。叶剑英80岁的时候，写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名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早在延安时期便成立了“怀安诗社”，新中国成立后仍时相唱和。董必武1975年3月5日创作《九十初度》，称“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不到一个月后即逝世。异常忙碌的周恩来诗作不多，但1958年11月17日给邓颖超的信中却提到：“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周恩来写的这首诗已交《人民日报》排印，是在发表的前一天主动撤下来的。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填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擅长何种文学样式那一栏，填的是“写诗”，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由早期革命家组成的诗人群体，没有呈“高开低走”之状，他们的诗性之风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衰减，建设年代仍然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激发着他们的诗情。 毛泽东一生对诗词的爱好和创作，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显而易见。1973年冬天，80岁的毛泽东以老病之躯整理出一套自己的诗词定稿，说明他内心对其诗人定位还是在乎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写了最后一首作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这个诗人群体的互动不少，诗性之风一派畅然。互动方式，包括请别人改诗和为别人改诗，他和别人的诗或别人和他的诗，还有就是相互欣赏论诗。董必武1959年12月读到毛泽东的《读报诗》，在一月之内写了好几首和诗，并在诗前小序说，“前在广州读毛主席读报蛙字韵诗已奉和二律，近读其继作，语长心重，感慨万端，兴婉而微，发人深省。再为二长句和之。”胡乔木或许是受到党内领导层诗性之风的感染，在1964年开始学写旧体诗，先后创作了16首和27首作品，均送毛泽东修改，花去毛澤东不少工夫。叶剑英听说后，急切地托人找来改稿，连夜体会，连夜退回，对人说毛泽东的修改是“一字千金”。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当天致信胡乔木：“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至于陈毅请毛泽东改诗，因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那封专门论诗的信，已广为人知。毛泽东读到叶剑英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七律·望远》，颇为欣赏，于1965年生日那天靠记忆书写下来送给前来探望的亲属。对这个诗人群体的创作特点，毛泽东也时有点评。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以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75年又对人讲：“董老的诗醇厚严谨。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
党内领导层的诗人群体，不是一般文人兴趣的投合，他们都是政治家，诗作虽不乏闲适雅趣，更多的诗情共鸣则来自世事大势，是合时而著的理念、共同实践的基础和未来理想的一致，把他们聚在了一起。同时，他们也不简单把诗词作为政治表达工具来运用，更非晃着半瓶水出于其他什么目的来附庸风雅。他们讲究声韵格律，深研创作规律，真正把写诗当作了一件严肃而高雅的事情。
革命的胜利当然不是靠写诗写出来的，国家也不可能靠写诗就能建设好发展好，这方面我们有1958年民歌运动和放各种“文艺卫星”的教训。但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唐代有个叫陈陶的人，在沛县刘邦老家看到他唱《大风歌》的地方，油然吟出这两句诗。但凡是英雄，大概多少有些诗书胸臆。回头看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家和那些兼擅诗词的英雄先烈，何尝不是如此？再回头寻觅党内领导层的诗性之风，似乎又添一层启发：政治家们在业余时间如果真正把学诗写诗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风雅是可以上升为高雅的，旧俗也会成为脱俗。高雅脱俗的诗性之风，固然不能够保证人们不去做低俗之事，但毕竟能言志明志，折射追求和境界;有时候，或许还可适当缓解去做低俗之事的冲动。所谓“诗教”“诗养”，或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