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10月8日夜晚，曹魏权臣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赤色大星，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在《三国演义》中，類似场景不少。张飞遇害时，刘备寝卧不安，出帐观天文，见西北一星忽然坠地。诸葛亮告诉他，这是要损一大将的凶兆，三天内，必定有坏消息。果然，三天后，张飞被刺的噩耗传来。
　　《三国演义》所描述的天命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并在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中源远流长。至东汉末年，谶纬神学盛行，观星象、察地物等活动，对政治运作具有的启示意义愈加重要，乃至影响政治斗争的走向。因而，从太史令到钦天监，国家设置专门机构从事观星占卜、制定历法的工作，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立法禁止民间个人或团体进行天象观测活动，使太史令与钦天监成为统治阶层垄断的舆论工具。
　　观星缘何成为朝廷的“私学”
　　早在周朝就有专职历法与天文工作的太史，那时国家行政机构尚不完善，他们往往以采风的形式进行。《诗经》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关于气节变化的描述，便是记录气象、推算节气的工作成果。
　　秦汉时期，随着皇权崛起，太常所设太史令，代替太史。太史令的权力被削减，只负责编写史书和推算天文历法。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两名战国时代知名的观星者——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他们将天文学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
　　甘德作《天文星占》，石申作《天文》，虽然都是以占星术为主要内容，但其中包含行星运行和恒星位置的知识。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综合甘德、石申的成绩，编制了一个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以此为根据绘成了星图，三垣、十八宿的星官系统正式诞生。
　　这是一套天文与人物，特别是高级权贵相互联系的系统，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天人感应之下的皇权秩序。司马迁是聪明人，他信不信天人感应另当别论，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将这些前太史们的功绩记叙一番，还隐晦地指出了他们的局限。
　　《史记·天官书》中说，甘、石这些人不仅精通各种占星术，从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中还能看到战乱相寻的形势，里面记录着为政治事件占验的各种说法。
　　到西晋，朝廷“禁星气，谶纬之学”，观天象的活动在民间被禁止，观星成为了朝廷的“私学”。唐朝时法律规定，私人家中不能私藏观天象的仪器、天文图书等，“违者徒二年”。如果有人观天象妖言惑众的，判绞刑。明朝时把私习天文与收藏禁书归为一条罪状。清朝时私自研习天文的人将会受到杖刑，一顿毒打之后招收为公务员，作为天文生编入钦天监。
　　从谶纬制造到科学研究
　　隋代的太史监，唐代的太史局、司天台，宋代的司天监、天文院，明清时期的钦天监，这些机构垄断了观星活动。
　　机构名称变来变去，但本质工作万变不离其宗——以天文为人事寻求合法性。
　　司马迁在《史记》曾经记载过：“冬十月，五星见于东井，汉高祖进咸阳。”很显然，这次“五星连珠”是为刘邦登基制造舆论上的合法性。所谓的吉祥星象，往往预示皇权更迭和“真命天子”的出位。
　　《宋史》记载，赵匡胤手下有一位号称自己懂得天文星象的人，叫苗训。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被任命为司天台主簿。
　　在陈桥兵变中，苗训扮演着新闻宣传主要负责人的身份。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率军出师之时，他观星象，说“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太阳下面还有一个太阳，两个太阳之间，黑光摩荡，这是天命啊！话说到这个地步，赵匡胤不当皇帝都对不起天地了。
　　到明清，钦天监招聘人员的程序愈加严格，提拔也慢。康熙帝曾谕钦天监：“尔衙门专习天文历法，任是职者，必乎习学精熟。满洲官员，务令加意精勤。此后习熟之人，方准任用。其未经学习者，不准升用。”清代时期钦天监职官的子孙甚至也只能“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有违者，“发海南充军”。可谓一人入了坑，附带伤害子孙。
　　只不过，明末清初的钦天监已经在西学的影响下，褪去了天人感应的粉饰色彩，回归到了历法研究的使命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先后主持过钦天监的工作。再说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浩浩荡荡，再利用观星制造谶纬，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