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走进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年能够读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辨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陆象山说的“‘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左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唯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而是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學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刘志新摘自《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12月）

　　作家简介
　　顾诵坤（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他藏书颇丰，共计46000余册。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和国学大师，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其中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复杂。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厦大共事期间，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
　　顾颉刚学术成就巨大，代表作有《古史辨》《当今中国史学》《吴歌甲集》等，胡适称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为：“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