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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社会各界举办“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是把中国妇女运动融入国民革命及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尝试，代表着社会各界尤其是国共两党对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基本认知。妇女在纪念活动中勇于表达女权诉求，但部分旁观者对纪念活动不关心甚至反对女权诉求。而时局发展也影响到纪念活动在全国的开展，时局环境以及敌对势力对纪念活动的破坏，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节日的社会影响。但作为革命动员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对动员各阶级阶层的妇女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自身解放，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国共两党;纪念活动
[中图分类号] D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43-07
大革命时期，社会各界举办“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是提高妇女觉悟，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重要方式。各地“三八”节所安排的纪念活动内容相似，主要发挥寓革命宣传于节日庆典之中的作用，目的是团结各阶级阶层妇女，鼓吹国民革命胜利才能伸张妇女权利。在政党与妇女团体的号召下，妇女在纪念活动中显示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政治意识不断增强。
一、“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中国的传播
关于“三八”节的起源，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主流观点是“三八”节起源于美国，确定于1910年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孔寒冰、徐宝友、高放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孔寒冰先后发表了5篇文章考证“三八”节的起源，认为这一节日是在1921年莫斯科第二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确立的。孔寒冰与徐宝友在《国际妇女节考》一书中同样持此观点。高放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也对“三八”节的起源重新进行了考证。关于“三八”节的起源，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学界的主流观点，重点考察大革命时期社会各界的纪念活动，不将其起源作为研究重点。
“三八”节起源于美国，在国际劳动妇女争取解放的进程中产生。1923年5月16日，《妇女评论》刊出了由施光亮翻译的《一九二二年底国际妇女日》。此文详述了1922年俄罗斯、布加利亚、意大利三国的妇女运动，使人们初步认识了“三八”节。1924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的社论，文章介绍了“三八”节的历史，东欧、欧亚各国及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节。文章指出，“三八”节由“一千九百零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194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三八”节简史》一文，指出“三八”节起源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的斗争，确定于1910年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发展于1917年3月8日俄国女工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国内对“三八”节的起源与发展基本沿用这一说法。
至于中国何时纪念“三八”节的问题，据许之桢回忆，1921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在渔阳里六号纪念“三八”节，并由高君曼演说。包惠僧也证实“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最早“三八”节的记录。另据袁青回忆，1922年武汉妇女在黄鹤楼召开女权运动同盟会，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但除袁青的回忆资料外，尚未找到其他佐证资料。
关于公开纪念“三八”节的时间问题，据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领导者杨之华的记述：“中国妇女开始参加‘三八’运动，还在一九二四年。”全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一书写道，中国妇女在1924年第一次公开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王国敏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妇女》一书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经何香凝提议，1924年3月8日，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市首次举行了纪念活动。可见，中国最早纪念“三八”节是在1921年，第一次公开纪念“三八”节则是在1924年。
二、大革命时期各界对“三八”节的纪念
（一）各界纪念“三八”节的原因。各界纪念“三八”节的首要原因是帮助妇女认清其社会地位，以启发妇女觉悟，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追求自身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妇女，头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身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压迫。在政治、经济、教育、形体上备受摧残，在精神上被压抑、扭曲，终生依附于男子生活，挣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纪念“三八”节的意义之一是帮助各阶级阶层的妇女认识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追想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大部分妇女仍旧“醉生梦死，不但不能追随西方先进的革命妇女之后，参加世界革命斗争的舞台，就是在本国内也没有反抗的呼声”。妇女“觉悟者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三八’节的日子”。纪念“三八”节的目的是启发妇女觉悟。妇女解放不仅是知识女性的事情，不能只由先知先觉的妇女发起，各阶级阶层的妇女都要参加国民革命，争取自身解放。
各界纪念“三八”节，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中国为了谋求国际妇女运动帮助的结果。妇女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等文章中多次介绍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强调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完全解放，“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主张各国妇女团结起来，以壮大自身力量。1924年7月，在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三次大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4个重要问题，即：怎样与劳动妇女群众接近、对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团体的态度、人才缺乏以及宗教问题，并请共产国际妇女部予以讨论，以给予中国妇女运动“更好的策略”。“三八”节纪念活动标志着中国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关注有了一定的结果，也是中國妇女运动谋求与国际妇女运动联合起来所做的尝试。1927年，武汉“三八”节纪念大会中通过了“致第三国际妇女部秘书处、英国劳动妇女、全世界劳动妇女”等8项通电。不管这些通电有无国际响应，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妇女运动的国际视野。 （二）掌握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对“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宣传与指导。
1.加强对“三八”节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报刊媒介宣传“三八”节。1924年3月8日，广州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此次纪念活动虽然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但“广州各界的女共产党员和女青年团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日晚，上海丝厂女工协会召开庆祝大会。上海丝厂女工协会是1924年1月在向警予的组织下成立的，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曾专门发文庆祝其成立，并希望协会“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而奋斗”。上海此次纪念活动就是在中共的组织下举行的，是中共重视女工力量的重要体现。纪念活动结束后，由向警予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妇女周报》先后刊文《广州女界底国际妇女日》《国际妇女日底广州》，指出此次纪念活动“有热烈的演说，有鲜明的标语，并有盛大的游行”，“实足令人十分注意”。
1925年3月8日，在邓颖超的主持下，天津举行纪念活动。会后，《妇女周报》第75期刊出了11篇文章，与“三八”节有关的文章即有5篇，分别为：《女革命领袖：蔡特金》《国际妇女节略史》《今日国际妇女节的中国妇女》《国民党上海妇女部告全国妇女》《国际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占全期近一半的比重。文章的内容包括介绍国外妇运领袖、国民党领导下的“三八”节，还包括中共对“三八”节的介绍，足见中共对“三八”节的宣传力度之大。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妇女部发出《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的通告，指示各地妇女部要注意“做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并要求有妇女刊物的地區应该在此日发特刊，以“引起中国妇女的注意”。在中共中央妇女部的指导下，从1926年到1927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潮汕、梧州、衡阳、醴陵、安庆、乐昌县、梅县等偏远地区举行了纪念活动。杨之华、王一知、高恬波等中共妇运领袖通过《赤女杂志》《中国妇女》《光明》《妇女之声》等报刊，撰文宣传“三八”节的意义。中共通过报刊介绍各地的纪念活动，扩大了“三八”节在社会上的影响。
同时，中共牢牢抓住标语口号这一突破口，将理论政策转化为简单明了的标语口号，号召妇女争取自身权利并动员其参加革命。各地纪念活动中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参加国民革命”“全国妇女联合起来”等等。这些标语口号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女界联合，加入国民革命，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此外，中共提出的标语口号旨在表明旧礼教、旧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增强参政意识，争取自身权利。如“废除娼妓制度”“排除纳妾及一夫多妻制度”“男女平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男女法律平等”等。这些标语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容易唤起妇女的革命热情与革命斗志。
2.加强对纪念活动的指导。妇女运动必须注重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中国民族革命的成功要靠工人运动，女工在工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重视劳动妇女，发挥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妇女部《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的通告中指出：“中国普通妇女运动应竭力赞助劳工解放运动，尤其是女工。”在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中共妇运领导者强调，妇女运动要以一般平民阶级妇女的利益为前提，尤其是要认清“劳动妇女本身的力量是妇女运动的主干”，要使劳动妇女与一切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私有经济制度，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后，才能获得根本的解决。
动员知识女性到劳动妇女中作宣传，对劳动妇女予以指导。192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妇女部在《中国工人》上发表了《纪念国际妇女日》的宣传大纲，号召妇女运动的骨干到劳动群众中去。在中共中央妇女部的指示下，妇运领导者教育知识女性应该放大眼光，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投身到平民妇女中，为平民妇女谋利益。“凡是有知识的、有觉悟的、革命的青年女子都应当站到平民里面去为他们服务，拿出自己的智识来帮助她”。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同志，不能只做上层工作，还要深入劳动妇女群众中去指导训练她们。
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纪念“三八”节就是要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一方面反抗教育打倒学阀，力争男女独立的人格，保障男女一切自由;另一方面打破旧礼教，消除“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帮助妇女反抗资本家及地主的斗争。周恩来曾强调，“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妇女运动不是为了联合女性向男性进攻，而是女性与男性联合起来与旧礼教、旧思想作斗争。妇女只有努力参加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才能获得全体妇女的解放。
促成中国妇女的联合以及中国妇女与世界妇女的联合。杨之华指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出路只有参加劳动妇女运动，引导妇女团结起来参加革命队伍，第一步推翻封建社会的国内军阀，第二步与世界被压迫妇女携手，打倒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与“西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汇合而成世界革命”。《妇女周报》也多次刊文指出，“三八”节是世界各国妇女团结示威的一个纪念日，其目标在于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反抗资本制度的统治，而力争解放无权利受压迫的妇女，尤其是无权利最受压迫剥削的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
（三）争夺主动权：中国国民党借助“三八”节宣传政策与纲领。国民党纪念“三八”节是为了宣传其政策与纲领。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为保障妇女权益，国民党在对内政纲政策中规定：“于法律上、教育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月31日，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在中央党部下设妇女部。1924年，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国际妇女节运动纲要》中提到，“三八”节必定成为唤醒妇女群众、了解和实现由国民党所引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宗旨和目的的一天。1925年，在《国民党上海妇女部告全国妇女》文中，国民党再次提到“三八”节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国民革命不成功，中国妇女就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不参加革命，中国革命也不会成功，号召妇女要“常常不间断的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奋斗”。 在国民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政策及机构的指导下，部分地区的纪念活动更具规模。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干部会议上，何香凝建议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组织广东女界纪念“三八”节。3月8日，执信、女师、法政、高师、职业、体育等30余校学生及妇女团体千余人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示威运动大会，廖仲恺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曾醒发表演讲。1927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领导下，湖北各界代表共同筹备了纪念活动。会后，工厂女工、县城与郊区的农村妇女、学校的女学生、商店的女店员、清洁女工等各阶级阶层、各行业妇女参加了游行示威。
国民党借助“三八”节，大力宣传其政策与纲领，吸引妇女参加革命，壮大国民革命之势力，助推国民革命之成功，纪念活动也扩大了三民主义在妇女中的影响。正如曾平澜所说，妇女只有趁着“中国国民党党纲之下奋斗”，参加国民革命，“助成国民革命成功”，才能得回妇女的“一切权利”。国民党对纪念活动的支持，使部分妇女运动的推动者深信：“中国国民革命成功，我们妇女运动前途才有希望，我们妇女，才能够得到自由解放”。这对动员不同阶级阶层的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壮大革命势力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纪念活动中，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妇女运动孕藏的巨大力量，促使其更加积极地争取领导妇女运动的主动权。
（四）借“节”发声：“三八”节中的女权诉求。除国共两党组织“三八”节纪念活动外，女界在纪念活动中的表现也格外抢眼，特别是通过纪念活动争取妇女参政权。1925年3月8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20余团体，在民国大学召开纪念会议。纪念会中女界明确指出，“国民会议是我们妇女前途胜利的大关键，……而善后会议竟胆敢违反民意发表他们的国民会议组织条例，将妇女摈斥于会议之外”，决议致函段政府“要求妇女参加国民会议权”。同年，上海举行纪念活动时，女界提议修正草案并要求加入国民会议。1926年广州各女校、妇女团体在广东大学举行庆祝会，游行请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实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议决案等。
女界还通过“三八”节表达自身解放的诉求。妇女自身解放的诉求主要是攻击压迫妇女的旧习俗、旧制度，争取女工权利。1925年北京女界在纪念活动中要求“母性保护和儿童保护”。1926年广州举行纪念活动后，广州妇女界11个团体呈报《呈国民政府文》，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开放行政机关，给妇女以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机会。1927年武汉举行纪念活动后，女界提出了“废禁娼妓”“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女子产前产后应有两月休息，照给工资”“规定哺乳时间，在哺乳时间内照给工资”等要求。同时，上海女界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女工疾病死伤厂方应出相当的津贴费或赔偿费”等。
大革命时期，“三八”节成为女界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借助纪念活动，女界提出了参加国民会议的要求，在示威游行运动中向国民政府请愿，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参政意识。但是，纪念活动始终担负着特定的政治任务，承载了政党之间政治势力的权力纷争。国民党通过中央妇女部与地方妇女部自上而下地控制包括“三八”节在内的妇女运动，为扩大三民主义影响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而服务。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利用政治宣传符号，包括标语口号的设置、纪念文字的宣传等，加强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扩大妇女政策在社会上的影响，争取妇女对政党的支持。“三八”节逐渐成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宣传平台。
三、大革命时期“三八”节纪念活动的社会反响
（一）妇女在“三八”节纪念活动后的表现。“三八”节由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与组织，纪念节日的省市不断增多，参加纪念大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女学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逐渐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联合战线。纪念活动后，部分妇女对于国民革命确实显示出极强的热情，选择加入政党。1926年3月8日，广东梅县妇女解放协会在梅城召开“三八”节纪念大会。因梅县妇女解放协会在“三八”节前后的革命宣传教育，在婦女解放协会中，有30多名妇女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潮汕对“三八”节的宣传与纪念，启发了部分妇女的觉悟，促使一批先进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湖南长沙在庆祝会后，报刊报道在场妇女许多人申请加入国民党。
尽管国共两党及妇女界呼吁妇女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纪念活动结束后很长时间，广州女校的女学生像服了很重的麻醉剂，如果有人与她们谈论责任与救国，她们就“不特说不识趣，而且要掩耳疾走”。大多数女学生还不能“觉悟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责任，仍然脱不掉从前遗下来的恶习，不能作革命的工作，去觉悟自己的女同胞”。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报告，上海市女学生对“三八”节的历史基本不了解，需要举行同乐大会与游艺活动来号召她们参加纪念活动。不仅女学生对“三八”节不感兴趣，劳动妇女中同样存在令人失望的情况。1926年广州召开纪念大会时，到会人数约有2万人，但是游行队伍中的劳动妇女仅占总人数的1/3。同年，湖南衡阳召开纪念大会时，到会人数500余人，女工仅有20余人，农妇50余人，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实际情况是劳动妇女每天忙于生计，真正参加纪念活动并受其影响的人数很少。
（二）旁观者眼中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妇女在纪念活动中勇于表达女权诉求，对于其诉求，时人各有不同的观点。部分人对妇女参政持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妨碍女子之家庭职务;引起家庭冲突;女子不能服兵役，无要求参政之权;大多数女子不愿参政;女子体质、智力较弱，无参政能力。”更有甚者批评女官“在衙门里找不到的，只可于‘什么署’‘什么厅’‘什么部’‘什么司令部’‘什么什么’的汽车中见之”。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人对“三八”节根本不了解。1933年《益世报》登出了《妇女节果是“四八”？》的读者来信。来信作者指出在读茅盾的作品《动摇》时，发现茅盾竟然将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日当作“四八”。陈果夫在其专门讨论节日的文集里，将妇女节安排在每年的三月十七日举行。像茅盾这样的文坛健将以及国民党知名人士陈果夫都将国际妇女节的的纪念日搞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三八”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妇女中的影响。 （三）时局发展對“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影响。时局发展影响到纪念活动在全国的开展。据1926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报告，女校及各界妇女联合会在组织纪念活动筹备会时，历时3个星期之久才筹备就绪，纪念活动召开时不能游行示威，只能在华租界的工人区域中“分贴标语及举行游行演讲”。部分地区的纪念活动只能在封闭的场馆中秘密举行，受场地容量所限，各女校、工厂只能派一定数目的代表参加。
南方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北方地区因受更严重的军阀压迫，纪念活动受到的阻碍更大。1926年，共青团济南地委以妇女协会的名义召开纪念活动时，未能举行纪念大会、演讲、游行示威运动，仅在鲁丰纱厂发出600多份纪念册以作庆祝。
四、结语
从成绩上看，“三八”节传入中国后，有助于将“散沙一般”的妇女合为一体。妇女通过集会、演讲、示威请愿活动向国民政府表达女权诉求，显示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政治意识不断增强。妇女在纪念活动展示出来的力量表明：妇女要想获得根本解放，必须促进女界联合，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寻求民族解放，同时联合全世界被压迫妇女一起奋斗。
从国共两党发动妇女运动方式上看，国共两党号召妇女参加革命，并通过“三八”节争夺妇女对各自政党的支持，这在国共合作的后期尤其明显。国民党主要通过宣传政府的政策纲领，并辅之以联欢会、示威请愿等方式来扩大节日影响，吸引妇女加入政党。中国共产党则通过报刊、标语口号等方式扩大“三八”节在社会上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纪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动员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做宣传，极力促成中国女界的联合，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完善其妇女运动理论。
从最终效果上看，尽管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三八”节的影响，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女学生及知识女性将“三八”节视为妇女们团结起来争取解放的日子，在纪念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很多妇女已经习惯了往常的生活，并未认识到“三八”节的纪念意义，反而以为妇女运动为多事。部分旁观者对纪念活动漠不关心，甚至对纪念活动中的女权诉求持反对意见。相应的，因时局环境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破坏，纪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全国开展的最终效果不尽人意。
从运动发展的后续上看，第一次国共失败后，“三八”节作为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重要手段均在两党的妇女工作中得以保持，并在纪念活动中积累了经验。此后，国共两党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妇女工作的特点，不断丰富“三八”节的内涵，创新其纪念形式，扩大其影响，使其成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中发现女工与农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为以后领导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 达）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社会各界举办“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是把中国妇女运动融入国民革命及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尝试，代表着社会各界尤其是国共两党对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基本认知。妇女在纪念活动中勇于表达女权诉求，但部分旁观者对纪念活动不关心甚至反对女权诉求。而时局发展也影响到纪念活动在全国的开展，时局环境以及敌对势力对纪念活动的破坏，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节日的社会影响。但作为革命动员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对动员各阶级阶层的妇女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自身解放，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国共两党;纪念活动
[中图分类号] D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43-07
大革命时期，社会各界举办“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是提高妇女觉悟，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重要方式。各地“三八”节所安排的纪念活动内容相似，主要发挥寓革命宣传于节日庆典之中的作用，目的是团结各阶级阶层妇女，鼓吹国民革命胜利才能伸张妇女权利。在政党与妇女团体的号召下，妇女在纪念活动中显示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政治意识不断增强。
一、“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中国的传播
关于“三八”节的起源，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主流观点是“三八”节起源于美国，确定于1910年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孔寒冰、徐宝友、高放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孔寒冰先后发表了5篇文章考证“三八”节的起源，认为这一节日是在1921年莫斯科第二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确立的。孔寒冰与徐宝友在《国际妇女节考》一书中同样持此观点。高放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也对“三八”节的起源重新进行了考证。关于“三八”节的起源，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学界的主流观点，重点考察大革命时期社会各界的纪念活动，不将其起源作为研究重点。
“三八”节起源于美国，在国际劳动妇女争取解放的进程中产生。1923年5月16日，《妇女评论》刊出了由施光亮翻译的《一九二二年底国际妇女日》。此文详述了1922年俄罗斯、布加利亚、意大利三国的妇女运动，使人们初步认识了“三八”节。1924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的社论，文章介绍了“三八”节的历史，东欧、欧亚各国及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节。文章指出，“三八”节由“一千九百零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194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三八”节简史》一文，指出“三八”节起源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的斗争，确定于1910年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发展于1917年3月8日俄国女工反对饥饿、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国内对“三八”节的起源与发展基本沿用这一说法。
至于中国何时纪念“三八”节的问题，据许之桢回忆，1921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在渔阳里六号纪念“三八”节，并由高君曼演说。包惠僧也证实“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最早“三八”节的记录。另据袁青回忆，1922年武汉妇女在黄鹤楼召开女权运动同盟会，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但除袁青的回忆资料外，尚未找到其他佐证资料。
关于公开纪念“三八”节的时间问题，据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领导者杨之华的记述：“中国妇女开始参加‘三八’运动，还在一九二四年。”全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一书写道，中国妇女在1924年第一次公开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王国敏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妇女》一书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经何香凝提议，1924年3月8日，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市首次举行了纪念活动。可见，中国最早纪念“三八”节是在1921年，第一次公开纪念“三八”节则是在1924年。
二、大革命时期各界对“三八”节的纪念
（一）各界纪念“三八”节的原因。各界纪念“三八”节的首要原因是帮助妇女认清其社会地位，以启发妇女觉悟，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追求自身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妇女，头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身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压迫。在政治、经济、教育、形体上备受摧残，在精神上被压抑、扭曲，终生依附于男子生活，挣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纪念“三八”节的意义之一是帮助各阶级阶层的妇女认识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追想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大部分妇女仍旧“醉生梦死，不但不能追随西方先进的革命妇女之后，参加世界革命斗争的舞台，就是在本国内也没有反抗的呼声”。妇女“觉悟者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三八’节的日子”。纪念“三八”节的目的是启发妇女觉悟。妇女解放不仅是知识女性的事情，不能只由先知先觉的妇女发起，各阶级阶层的妇女都要参加国民革命，争取自身解放。
各界纪念“三八”节，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中国为了谋求国际妇女运动帮助的结果。妇女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等文章中多次介绍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强调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完全解放，“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主张各国妇女团结起来，以壮大自身力量。1924年7月，在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三次大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4个重要问题，即：怎样与劳动妇女群众接近、对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团体的态度、人才缺乏以及宗教问题，并请共产国际妇女部予以讨论，以给予中国妇女运动“更好的策略”。“三八”节纪念活动标志着中国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关注有了一定的结果，也是中國妇女运动谋求与国际妇女运动联合起来所做的尝试。1927年，武汉“三八”节纪念大会中通过了“致第三国际妇女部秘书处、英国劳动妇女、全世界劳动妇女”等8项通电。不管这些通电有无国际响应，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妇女运动的国际视野。 （二）掌握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对“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宣传与指导。
1.加强对“三八”节的宣传。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报刊媒介宣传“三八”节。1924年3月8日，广州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此次纪念活动虽然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但“广州各界的女共产党员和女青年团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日晚，上海丝厂女工协会召开庆祝大会。上海丝厂女工协会是1924年1月在向警予的组织下成立的，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曾专门发文庆祝其成立，并希望协会“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而奋斗”。上海此次纪念活动就是在中共的组织下举行的，是中共重视女工力量的重要体现。纪念活动结束后，由向警予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妇女周报》先后刊文《广州女界底国际妇女日》《国际妇女日底广州》，指出此次纪念活动“有热烈的演说，有鲜明的标语，并有盛大的游行”，“实足令人十分注意”。
1925年3月8日，在邓颖超的主持下，天津举行纪念活动。会后，《妇女周报》第75期刊出了11篇文章，与“三八”节有关的文章即有5篇，分别为：《女革命领袖：蔡特金》《国际妇女节略史》《今日国际妇女节的中国妇女》《国民党上海妇女部告全国妇女》《国际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占全期近一半的比重。文章的内容包括介绍国外妇运领袖、国民党领导下的“三八”节，还包括中共对“三八”节的介绍，足见中共对“三八”节的宣传力度之大。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妇女部发出《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的通告，指示各地妇女部要注意“做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并要求有妇女刊物的地區应该在此日发特刊，以“引起中国妇女的注意”。在中共中央妇女部的指导下，从1926年到1927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潮汕、梧州、衡阳、醴陵、安庆、乐昌县、梅县等偏远地区举行了纪念活动。杨之华、王一知、高恬波等中共妇运领袖通过《赤女杂志》《中国妇女》《光明》《妇女之声》等报刊，撰文宣传“三八”节的意义。中共通过报刊介绍各地的纪念活动，扩大了“三八”节在社会上的影响。
同时，中共牢牢抓住标语口号这一突破口，将理论政策转化为简单明了的标语口号，号召妇女争取自身权利并动员其参加革命。各地纪念活动中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参加国民革命”“全国妇女联合起来”等等。这些标语口号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女界联合，加入国民革命，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此外，中共提出的标语口号旨在表明旧礼教、旧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增强参政意识，争取自身权利。如“废除娼妓制度”“排除纳妾及一夫多妻制度”“男女平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男女法律平等”等。这些标语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容易唤起妇女的革命热情与革命斗志。
2.加强对纪念活动的指导。妇女运动必须注重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中国民族革命的成功要靠工人运动，女工在工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重视劳动妇女，发挥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妇女部《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的通告中指出：“中国普通妇女运动应竭力赞助劳工解放运动，尤其是女工。”在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中共妇运领导者强调，妇女运动要以一般平民阶级妇女的利益为前提，尤其是要认清“劳动妇女本身的力量是妇女运动的主干”，要使劳动妇女与一切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私有经济制度，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后，才能获得根本的解决。
动员知识女性到劳动妇女中作宣传，对劳动妇女予以指导。192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妇女部在《中国工人》上发表了《纪念国际妇女日》的宣传大纲，号召妇女运动的骨干到劳动群众中去。在中共中央妇女部的指示下，妇运领导者教育知识女性应该放大眼光，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投身到平民妇女中，为平民妇女谋利益。“凡是有知识的、有觉悟的、革命的青年女子都应当站到平民里面去为他们服务，拿出自己的智识来帮助她”。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同志，不能只做上层工作，还要深入劳动妇女群众中去指导训练她们。
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纪念“三八”节就是要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一方面反抗教育打倒学阀，力争男女独立的人格，保障男女一切自由;另一方面打破旧礼教，消除“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帮助妇女反抗资本家及地主的斗争。周恩来曾强调，“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妇女运动不是为了联合女性向男性进攻，而是女性与男性联合起来与旧礼教、旧思想作斗争。妇女只有努力参加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才能获得全体妇女的解放。
促成中国妇女的联合以及中国妇女与世界妇女的联合。杨之华指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出路只有参加劳动妇女运动，引导妇女团结起来参加革命队伍，第一步推翻封建社会的国内军阀，第二步与世界被压迫妇女携手，打倒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与“西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汇合而成世界革命”。《妇女周报》也多次刊文指出，“三八”节是世界各国妇女团结示威的一个纪念日，其目标在于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反抗资本制度的统治，而力争解放无权利受压迫的妇女，尤其是无权利最受压迫剥削的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
（三）争夺主动权：中国国民党借助“三八”节宣传政策与纲领。国民党纪念“三八”节是为了宣传其政策与纲领。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为保障妇女权益，国民党在对内政纲政策中规定：“于法律上、教育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月31日，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在中央党部下设妇女部。1924年，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国际妇女节运动纲要》中提到，“三八”节必定成为唤醒妇女群众、了解和实现由国民党所引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宗旨和目的的一天。1925年，在《国民党上海妇女部告全国妇女》文中，国民党再次提到“三八”节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国民革命不成功，中国妇女就不能得到解放。妇女不参加革命，中国革命也不会成功，号召妇女要“常常不间断的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奋斗”。 在国民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政策及机构的指导下，部分地区的纪念活动更具规模。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干部会议上，何香凝建议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组织广东女界纪念“三八”节。3月8日，执信、女师、法政、高师、职业、体育等30余校学生及妇女团体千余人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示威运动大会，廖仲恺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曾醒发表演讲。1927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领导下，湖北各界代表共同筹备了纪念活动。会后，工厂女工、县城与郊区的农村妇女、学校的女学生、商店的女店员、清洁女工等各阶级阶层、各行业妇女参加了游行示威。
国民党借助“三八”节，大力宣传其政策与纲领，吸引妇女参加革命，壮大国民革命之势力，助推国民革命之成功，纪念活动也扩大了三民主义在妇女中的影响。正如曾平澜所说，妇女只有趁着“中国国民党党纲之下奋斗”，参加国民革命，“助成国民革命成功”，才能得回妇女的“一切权利”。国民党对纪念活动的支持，使部分妇女运动的推动者深信：“中国国民革命成功，我们妇女运动前途才有希望，我们妇女，才能够得到自由解放”。这对动员不同阶级阶层的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壮大革命势力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纪念活动中，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妇女运动孕藏的巨大力量，促使其更加积极地争取领导妇女运动的主动权。
（四）借“节”发声：“三八”节中的女权诉求。除国共两党组织“三八”节纪念活动外，女界在纪念活动中的表现也格外抢眼，特别是通过纪念活动争取妇女参政权。1925年3月8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20余团体，在民国大学召开纪念会议。纪念会中女界明确指出，“国民会议是我们妇女前途胜利的大关键，……而善后会议竟胆敢违反民意发表他们的国民会议组织条例，将妇女摈斥于会议之外”，决议致函段政府“要求妇女参加国民会议权”。同年，上海举行纪念活动时，女界提议修正草案并要求加入国民会议。1926年广州各女校、妇女团体在广东大学举行庆祝会，游行请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实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议决案等。
女界还通过“三八”节表达自身解放的诉求。妇女自身解放的诉求主要是攻击压迫妇女的旧习俗、旧制度，争取女工权利。1925年北京女界在纪念活动中要求“母性保护和儿童保护”。1926年广州举行纪念活动后，广州妇女界11个团体呈报《呈国民政府文》，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开放行政机关，给妇女以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机会。1927年武汉举行纪念活动后，女界提出了“废禁娼妓”“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女子产前产后应有两月休息，照给工资”“规定哺乳时间，在哺乳时间内照给工资”等要求。同时，上海女界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女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女工疾病死伤厂方应出相当的津贴费或赔偿费”等。
大革命时期，“三八”节成为女界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借助纪念活动，女界提出了参加国民会议的要求，在示威游行运动中向国民政府请愿，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参政意识。但是，纪念活动始终担负着特定的政治任务，承载了政党之间政治势力的权力纷争。国民党通过中央妇女部与地方妇女部自上而下地控制包括“三八”节在内的妇女运动，为扩大三民主义影响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而服务。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利用政治宣传符号，包括标语口号的设置、纪念文字的宣传等，加强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扩大妇女政策在社会上的影响，争取妇女对政党的支持。“三八”节逐渐成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宣传平台。
三、大革命时期“三八”节纪念活动的社会反响
（一）妇女在“三八”节纪念活动后的表现。“三八”节由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与组织，纪念节日的省市不断增多，参加纪念大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女学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逐渐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联合战线。纪念活动后，部分妇女对于国民革命确实显示出极强的热情，选择加入政党。1926年3月8日，广东梅县妇女解放协会在梅城召开“三八”节纪念大会。因梅县妇女解放协会在“三八”节前后的革命宣传教育，在婦女解放协会中，有30多名妇女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潮汕对“三八”节的宣传与纪念，启发了部分妇女的觉悟，促使一批先进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湖南长沙在庆祝会后，报刊报道在场妇女许多人申请加入国民党。
尽管国共两党及妇女界呼吁妇女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纪念活动结束后很长时间，广州女校的女学生像服了很重的麻醉剂，如果有人与她们谈论责任与救国，她们就“不特说不识趣，而且要掩耳疾走”。大多数女学生还不能“觉悟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责任，仍然脱不掉从前遗下来的恶习，不能作革命的工作，去觉悟自己的女同胞”。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报告，上海市女学生对“三八”节的历史基本不了解，需要举行同乐大会与游艺活动来号召她们参加纪念活动。不仅女学生对“三八”节不感兴趣，劳动妇女中同样存在令人失望的情况。1926年广州召开纪念大会时，到会人数约有2万人，但是游行队伍中的劳动妇女仅占总人数的1/3。同年，湖南衡阳召开纪念大会时，到会人数500余人，女工仅有20余人，农妇50余人，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实际情况是劳动妇女每天忙于生计，真正参加纪念活动并受其影响的人数很少。
（二）旁观者眼中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妇女在纪念活动中勇于表达女权诉求，对于其诉求，时人各有不同的观点。部分人对妇女参政持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妨碍女子之家庭职务;引起家庭冲突;女子不能服兵役，无要求参政之权;大多数女子不愿参政;女子体质、智力较弱，无参政能力。”更有甚者批评女官“在衙门里找不到的，只可于‘什么署’‘什么厅’‘什么部’‘什么司令部’‘什么什么’的汽车中见之”。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人对“三八”节根本不了解。1933年《益世报》登出了《妇女节果是“四八”？》的读者来信。来信作者指出在读茅盾的作品《动摇》时，发现茅盾竟然将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日当作“四八”。陈果夫在其专门讨论节日的文集里，将妇女节安排在每年的三月十七日举行。像茅盾这样的文坛健将以及国民党知名人士陈果夫都将国际妇女节的的纪念日搞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三八”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妇女中的影响。 （三）时局发展對“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影响。时局发展影响到纪念活动在全国的开展。据1926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报告，女校及各界妇女联合会在组织纪念活动筹备会时，历时3个星期之久才筹备就绪，纪念活动召开时不能游行示威，只能在华租界的工人区域中“分贴标语及举行游行演讲”。部分地区的纪念活动只能在封闭的场馆中秘密举行，受场地容量所限，各女校、工厂只能派一定数目的代表参加。
南方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北方地区因受更严重的军阀压迫，纪念活动受到的阻碍更大。1926年，共青团济南地委以妇女协会的名义召开纪念活动时，未能举行纪念大会、演讲、游行示威运动，仅在鲁丰纱厂发出600多份纪念册以作庆祝。
四、结语
从成绩上看，“三八”节传入中国后，有助于将“散沙一般”的妇女合为一体。妇女通过集会、演讲、示威请愿活动向国民政府表达女权诉求，显示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政治意识不断增强。妇女在纪念活动展示出来的力量表明：妇女要想获得根本解放，必须促进女界联合，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寻求民族解放，同时联合全世界被压迫妇女一起奋斗。
从国共两党发动妇女运动方式上看，国共两党号召妇女参加革命，并通过“三八”节争夺妇女对各自政党的支持，这在国共合作的后期尤其明显。国民党主要通过宣传政府的政策纲领，并辅之以联欢会、示威请愿等方式来扩大节日影响，吸引妇女加入政党。中国共产党则通过报刊、标语口号等方式扩大“三八”节在社会上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纪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动员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中做宣传，极力促成中国女界的联合，在纪念活动中不断完善其妇女运动理论。
从最终效果上看，尽管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三八”节的影响，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女学生及知识女性将“三八”节视为妇女们团结起来争取解放的日子，在纪念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很多妇女已经习惯了往常的生活，并未认识到“三八”节的纪念意义，反而以为妇女运动为多事。部分旁观者对纪念活动漠不关心，甚至对纪念活动中的女权诉求持反对意见。相应的，因时局环境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破坏，纪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全国开展的最终效果不尽人意。
从运动发展的后续上看，第一次国共失败后，“三八”节作为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重要手段均在两党的妇女工作中得以保持，并在纪念活动中积累了经验。此后，国共两党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妇女工作的特点，不断丰富“三八”节的内涵，创新其纪念形式，扩大其影响，使其成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中发现女工与农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为以后领导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