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
　　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