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波兰尼1944年所描述的“大转型”之后,一个巨大的转型如今正在发生,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要么我们继续沿着超无产阶级化的方向,以一种自动化的普遍化形式前行,它将引发结构性的破产和熵的不稳定增长;要么我们脱离250年来工业资本主义让我们身陷其中的无产阶级化进程.这第二个选项要求通过一种网状的理性政治,使负熵能够获得大规模的广泛发展;网状的理性政治可以让一切类型的自动装置和自动化体系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去自动化,即服务于负熵分岔的生产.所谓的人类纪,也是一个“熵世纪”,即熵因一个事实而得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这个事实就是知识的清除和自动化,这种人类纪是难以持续的,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高速度的毁灭过程,因此其方向必须被颠倒过来.所以,人类纪的问题和挑战便是“负人类纪”,即要找到一条使我们能够逃离这个困境的道路.为了在负人类纪的经济活动中重新组织分配方式,新的标准就必须实施,并且这些标准必须以去自动化的能力为基础,而它的复苏就取决于我们.这必然包含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人的各种能力的复苏.本文要通过一种不同的分析来拓展阿马蒂亚·森的命题,这种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在一个已经大规模自动化并且倾向于封闭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内实现个体和集体的分岔,尤其要考虑精神和集体的个体能够和自动装置达成什么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