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意大利又换总理了。过去75年里，该国44任总理的实际任期，平均下来仅1.7年。其政坛走马灯之频，连一度号称“十年九相”的日本，都要甘拜下风。
　　德国恰恰相反。联邦德国总理的实际任期，平均长达9年。当下默克尔的16年超长总理任期，也只是刚刚比肩她的政治导师、“统一总理”科尔，比“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多了两年而已，符合德国政府“惯性稳定”的预期。
　　虽然德国不在全球前10个政治最稳定的国家之列，但在经济总量排名前10的大国里面，它的政治稳定性数一数二。如同德系车高速上的平稳是基于新型发动机、风阻设计、悬挂调校等技术偏好，德国总理能获得相对长的任期，也与战后国民性、宪政设计、政党协商等制度文化的影响有关。

厌恶不确定性

　　制造业立国的联邦德國，有着厌恶政治风险的天然偏好。不同于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偏向于本地消费，制造业是以全球开放型市场为开拓目标的。制造业大企业不希望受到本国和出口对象国的政治不确定因素干扰。
　　上届德国大选后，两大主流政党双双席位缩水。第二大党社民党，吸取参与上届联合政府的教训，不愿第三次为默克尔站台，有意退出结盟谈判。其标志是2018年1月，社民党以党代会表决形式，否定了该党主席舒尔茨与默克尔就推进组阁谈判所达成的合作意向。这让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到多年来新高。
　　但两个月后，默克尔再次组建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让怀疑者大为惊讶。
　　这主要是由于社民党受到了本国制造业的压力。比如，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总裁蒂洛·布罗特曼说：“正当美国发起贸易战之时……我们却不必要地专注于内部事务。”换句话说，德国制造业大企业不希望“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最长时间的政治僵局”威胁到德国接下来的贸易谈判地位。
　　社民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西德工业区最强大的政党。而制造业不同于金融业的特点在于，它不光关乎资本，更关乎蓝领的大量就业岗位。社民党倾向于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就不能无视本国制造业上下的呼声。
　　工人家庭出身的社民党籍总统施泰因迈尔，很清楚这一点。他在默克尔的联盟党与自民党和绿党的三党联合组阁方案流产后，为了国家利益，力推社民党与联盟党“复合”。
　　当时，曾任欧洲议会议长、原本想入阁担任外长的社民党主席舒尔茨，为了争取党内少壮派对于“大联盟”方案的支持，同意辞去党主席，并推举在上届“大联合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的纳勒斯接任党主席。
　　纳勒斯在社民党左翼团体中颇有影响，她出面支持“大联盟”，加上舒尔茨2月辞职后，社民党副主席、汉堡市长肖尔茨代理党主席，内定入阁担任财长，所以3月的社民党注册党员全体表决，结果（66%赞成“大联盟”）就不令人意外了。

这个国家对不稳定的极度恐惧，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当时议会平均有14个政党就座，执政联盟就和好莱坞婚姻一样不稳定。

　　问题是，纳勒斯4月接任党主席，次年6月便因本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不来梅地方选举中的惨败而辞职。社民党为展现新貌，由全体党员选举双主席，结果社民党籍的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及其竞选搭档，竟不敌两位曾明确承诺要退出与默克尔“大联盟”的候选人。
　　就在外界以为默克尔时代或将在2019年夏季提前终结的时候，社民党党内元老又纷纷发话，向两位低知名度的新主席施压，表示德国经济承受不起再一次政治波动的代价（当年德国经济已现衰退迹象）。
　　于是奇迹般地，两位新主席艾斯肯和博尔扬斯从左派的煽动者变成了温顺的官员，为了经济大局，不再提“恢复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了。
　　联邦德国政客是有大局观的经济动物，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证明。
　　这种从悬崖边缘撤退的反应，也植根于德国历史。这个国家对不稳定的极度恐惧，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当时议会平均有14个政党就座，执政联盟就和好莱坞婚姻一样不稳定。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的第一次民主试验。它成立于德国一战战败后，需要签署不受欢迎的《凡尔赛条约》，并且不断受到左右翼极端分子和军方的破坏，最后因为无力应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危机最严重时1/3的德国人失业，而股市暴跌的美国无法再提供德国所急需的贷款），被迫结束15年的短暂政治生命。
　　德国人对于煽动性的政治激情的不信任，还来自魏玛之后的事情。那种在华盛顿或伦敦被视为司空见惯的高谈阔论或言语攻击，会令某个年龄段的德国选民忧心忡忡。“因为希特勒，当代德国政治辞令的调色板故意狭窄、谨慎和乏味。”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说。

双向制约权力

　　在联邦德国70多年的民主实践中，只发生过一次与大选无关的重大政局异动。议会制下这种罕见的政治稳定，要归功于1949年通过、且定期修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二战结束后的4年，是德国政治的淬火期。律师之子、曾被纳粹政权监禁的科隆前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成立了汇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推动了《基本法》的出台。
　　这部宪法兼容了1871年德国宪法的“统一各邦”和1919年魏玛宪法的“央地分权”特征，同时消除了国家元首的独断权力。
　　阿登纳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时期，深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伙同总理布吕宁，频频使用“紧急法令”绕开甚至解散国会来处理国务，才让后来任总理的希特勒有机可乘。因此，《基本法》架空了总统职位，同时限制了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