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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德国统一后，出于各自的安全和利益考虑，俄德奥三国先后于1873年、1881年两次缔结三皇同盟。表面上，三皇同盟延续了俄德的传统友谊，但由于俄德之间缺少共同的战略需求，盟约无法有效缓和俄德关系的紧张，三皇同盟与三国同盟的对立，俄德关系在本质上开始松动。
关键词：三皇同盟；亲善；松动
地缘因素，王朝联姻和共同抑制、镇压波兰的民族要求，是近代俄国与德意志各邦国联结的支点。正因如此，俄德两国的亲善曾是双方外交政策的基石，在合作的基础上俄德各取所需，互为表里。然而，德国统一后的俄德关系却因中欧局势的改变而变的扑朔迷离。俄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于普、奥、第三德意志三个政治因素之间。俄德“未来冲突的种子无疑是存在的，普鲁士势力的异常迅猛的发展迟早会使冲突骤然爆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若不威胁俄国的安全就再也不能扩张”。[1]普法战争后的局势，使得俄德接近不能以法俄敌对为前提。因此，俄德亲善开始松动。近代俄国外交实践证明：三皇同盟的形成标志着俄德亲善的关系开始松动。
1 第一次三皇同盟的建立
历史和安全因素决定英、俄、奥匈是德国统一后值得结盟的国家。1870年11月，俾斯麦向英国提出结盟的要求，期望以英德同盟的方式拱卫自身的安全利益。但此时的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秉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在英国人眼中，欧洲大陆的争端不会伤及英国的利益，凭借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海军实力，英国的贸易会安然无恙。此外，英国认为欧陆上的新格局会使德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对抗力量在不同方向上相互抵消，因此，英国没有必要插手做任何事情。所以，俾斯麦的结盟要求被英国拒绝。
1866年普奥战争失败后，奥地利与匈牙利于1867年合并建立了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最初主张同法国接近，联法抑德，以求重获中欧地区的大国地位。但随着普法战争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统一的完成，哈布斯堡王朝重新称霸德意志的梦想化为泡影。因此，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重点逐渐转向巴尔干地区的争夺，近东问题成了奥匈帝国主要的利益皈依。1871年5月，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向奥皇建议：缓和同德国的关系。11月，朱丽叶·安德拉西出任帝国外交大臣，主动谋求和德国的合作。此后，德奥两国君臣频频约见，德奥关系恶始善终。
俄德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王朝友谊，在俄国的权力结构中，亲德力量的比重一直很大。加之两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普法战争中的俄国的“善意中立”和1871年伦敦会议俾斯麦的知恩图报，使两国很快地走到一起。1873年5月6日，俄德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俄德军事协约》，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部队二十万人予以援助。”[2]表面上，俄德延续着此前存在的外交关系，互为基石，但实质上此时的合作与友好仅仅限于共同对抗并抑制波兰问题上。“俾斯麦从不让俄国人把他拉过去在近东支持他们。他希望最终能同俄国及奥匈结成保守主义同盟，像所有以原则为基础的结盟一样，它具有提供了安全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的好处。”[3]
在俾斯麦的精妙安排下，1872年俄德奥三国首脑会晤。虽然俄德关系、德奥关系都在可控范围内，并有合作的基础，但这次会晤没能达成任何三方共同协定。但另俾斯麦感到欣慰的是俄奥之间出现了合作的迹象。鉴于东南欧的纠纷愈演愈烈，俄奥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现状，协同解决在东南欧地区的冲突。这一外交合作的出现，为日后俄德奥三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俄奥关系改善了，俄德奥三方合作才可能实现。
1873年6月，在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的陪同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前往维也纳，试图说服奥匈帝国参加俄德军事协约，但遭到奥匈的拒绝。奥匈认为，这可能使其卷入反英战争中，会破坏英奥双方的传统友谊，于是向俄国提出用政治协定来代替军事专约的外交实践。1873年6月6日，俄奥双方在兴勃隆“怀着巩固目前欧洲的和平状态的目的，并且愿减少足以扰乱这种和平状态的战争机会”[4]而签订协定，双方协议：“两国国家利益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他们要进行磋商；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进行商谈，采取共同的行动方针；如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两国应缔结特殊协约予以规定。”[4]俄奥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年12月
22日，德国加入俄奥兴勃隆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成立。
2 第二次三皇同盟的建立
1878年柏林会议及会后，俄国外交陷入两难的境地。德奥因为俄国农产品鼠疫问题及关税问题越来越多的采取一致行动，俄国对此判断德奥的亲密关系在未来会超出了俄德关系，这会置俄国于不利的处境中，俄国可能会遭到再一次克里米亚式联盟的反对甚至是孤立。德国置身俄奥之间，如果继续按照历史传统在俄奥之间秉持中立则难免也遭到孤立，如果支持俄国，又明显站在少数派一边。俾斯麦一向认为：“欧洲事务就像一盘棋，所有的大国都遵循这样一条公式：即在五大国的不稳定的平衡中努力成为三个大国中的一员。”[5]为了保证德国在中欧的安全利益，俾斯麦积极斡旋，德奥两国于1879年10月7日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帝国之一遭到了俄国的进攻，两缔约国有义务以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而且也只能在彼此同意后共同媾和。显然，这是一个针对俄国的同盟，德奥两国在加强自身抑制俄国力量的同时，又改善了各自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此时，俄国除了要面对德奥关系的无限亲密，还要面对日益升级的近东问题的激烈对抗。对此，俄国想要谋求与地中海大国结盟来限制英国的对俄行动，确保自己在近东争夺中的利益，但俄国的外交提议相继被意大利和法国拒绝。两难中，俄国只有重走三皇同盟的老路，在同盟中协调俄奥矛盾以缓解和改善近东争夺中的局面，同时利用同盟适当削弱德奥同盟的影响。对德国而言，德国向英国提出结盟遭拒后，重建三皇同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880年，形势急转直下。抨击奥匈巴尔干政策的格拉斯顿重掌英国内阁，奥匈联英的可能不复存在了。俄德奥三国基于既得利益和安全因素的考虑，于1881年6月18日订立《三皇同盟条约》，规定：“如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大国作战，另外两个缔约国应对它保持善意中立，并且应尽力使冲突局部化。”[4]德国凭借同盟排除了俄法联盟的可能性，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三国承认海峡治理具有欧洲的和相互承担义务的性质，由土耳其来执行，俄国从中获利；奥地利允诺不反对两个保加利亚联合，作为报答，俄国承认奥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寒哥维那。由此，第二次三皇同盟建立。 3 三皇同盟的建立与俄德亲善的松动
三皇同盟在近代史中曾先后两次缔结，这在近代欧洲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三皇同盟的整体走向更倾向于德国，俄国在同盟中并未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第一，第一次三皇同盟中的三个国家缺少共同的基础，同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俄德关系紧张的状况，同盟仅仅是当时欧洲大国关系相互掣肘的反映。从俄德奥三国的出发点及盟约内容可以看出：第一次三皇同盟的签订除了在维持欧洲政治现状这点存有共识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一致看法。德国加入同盟的目的是想继续孤立法国，避免“联盟的梦魇”，奥匈则想借同盟的力量强化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实力，（下转第页）（上接第页）重获实际利益重塑其国际形象，俄国打算利用同盟推进其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并在中亚地区对抗英国。可见，俄奥双方的矛盾在未来的近东问题中一定会激化，这是德国凭一己之力无法调和的。在对待法国问题上，俄德之间的芥蒂表现更为明显。德国的目标是想借同盟彻底孤立、反对法国，而俄国则认为保存法国的实力是维系欧洲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和平条件下，德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向赤手空拳的法国猛扑过去，把它彻底消灭，我们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失去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是同我们的利益不相容的。”[6]受制于国内农奴制和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俄国调整其外交重点的方向，将其外交布局的中心转向了东方，同时出于对法国共和制政府的恐惧和对波兰的担忧，俄国暂时容忍了德国的壮大，但俄国的态度绝对不是支持德国对付法国，充其量只是保持中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示，“我将非常喜欢得到一个像法国这样的盟友，这将是和平的同盟而不是战争和征服的同盟。”[3]由此可见，第一次三皇同盟的缔结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缔约国各揣心腹，俄德矛盾表面上得到了缓解，双方同处于一个同盟中，但这只是双方的权宜之计，矛盾并没有解决，俄德亲善的基础已经十分脆弱了。
第二，第一次三皇同盟缔结时，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同盟契约是极为含糊的，俄德矛盾无法通过盟约得以解决。在缔约过程中，俄德双方达成一项军事条约，但没有政治协议。这样，俄国的保留意见及对法国地位的认知使得同盟在对法问题上无法达到德国的预期目的。俄奥双方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但没有军事条约，两者之间的猜疑和潜在的敌视使得同盟在解决近东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虽然三皇同盟以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但三国中没有任何一国愿意为这些原则做出牺牲。从缔约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三皇同盟的存在及发展严重依赖俄奥两国关系的走向，如若俄奥关系能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则同盟还能存在下去，如若俄奥矛盾彻底激化，则同盟的存在就只能寄希望于德国的调节能力。俾斯麦试图通过传统的三国王朝外交价值观来约束三方的关系，但这一外交手段无法带来长久的和平，一旦俄奥矛盾激化，德国只能在俄奥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受到德奥历史传统和民族因素的影响，德国的选择往往偏向于奥匈，这使得俄国多次遭受到了克里米亚式联盟的孤立。羸弱的第一次三皇同盟在德法危机、近东危机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俄德关系急转直下。
第三，第二次三皇同盟的缔结与1882年的三国同盟互相矛盾，德国将俄奥矛盾玩于股掌之间，根本无视俄德关系的改善及调整，其主旨是以德国利益为中心的。1882年5月20日，德意奥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当法国攻击意大利时其他两缔约国应给予意大利以军事援助，当法国攻击德国时意大利也有同样的义务；发生奥俄战争时，意大利要恪守中立，发生德法战争时，奥匈要恪守中立。对比三皇同盟盟约和三国同盟盟约，“俾斯麦的两个杰作‘三皇同盟’和‘三国同盟’是直接互相矛盾的，前者建立在奥俄合作的基础上，后者则是为奥俄战争做准备”。[3]由此可见，三国同盟的缔结是对三皇同盟无法根本协调俄奥矛盾采取的针对俄国的预防性的措施，加之1879年缔结的针对俄国的德奥同盟，俄德关系的重要性对德国而言已经让位于德奥关系，因此，俄德亲善已成明日黄花。
第四，三皇同盟的缔结与俄国的安全防御问题密切相关，纵使俄德关系出现裂痕，俄国依然固守王朝间的联合。与保守朝廷联盟的政策是俄国外交中的一项传统性的、长久性的选择。俄国的安全防御同它的地理位置是紧密相连的，其心脏区域大致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这一带不但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西面门户洞开，非常容易遭到经由波兰与德国而来的入侵。因此，俄德奥三个北方朝廷的联盟以及俄德之间的亲善传统，保证了俄国西部边界地区的安全。三皇同盟的缔结既是俄国传统王朝联盟政策的延续，又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
参考文献：
[1]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上册·第二卷）[M].三联书版社，1979：37.
[2] 王铁崖.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一七八一—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M].三联书店，1957：7-8.
[3] A·J·P·泰勒（英）.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M].商务印书馆，1987：234，249，316.
[4]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一分册）[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40-141，166.
[5] George A. Craig，Alexander L. George . 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
[6] 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1.
作者简介：于宁宁（1981—），男，黑龙江安达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研究。
关键词：三皇同盟；亲善；松动
地缘因素，王朝联姻和共同抑制、镇压波兰的民族要求，是近代俄国与德意志各邦国联结的支点。正因如此，俄德两国的亲善曾是双方外交政策的基石，在合作的基础上俄德各取所需，互为表里。然而，德国统一后的俄德关系却因中欧局势的改变而变的扑朔迷离。俄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于普、奥、第三德意志三个政治因素之间。俄德“未来冲突的种子无疑是存在的，普鲁士势力的异常迅猛的发展迟早会使冲突骤然爆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若不威胁俄国的安全就再也不能扩张”。[1]普法战争后的局势，使得俄德接近不能以法俄敌对为前提。因此，俄德亲善开始松动。近代俄国外交实践证明：三皇同盟的形成标志着俄德亲善的关系开始松动。
1 第一次三皇同盟的建立
历史和安全因素决定英、俄、奥匈是德国统一后值得结盟的国家。1870年11月，俾斯麦向英国提出结盟的要求，期望以英德同盟的方式拱卫自身的安全利益。但此时的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秉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在英国人眼中，欧洲大陆的争端不会伤及英国的利益，凭借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海军实力，英国的贸易会安然无恙。此外，英国认为欧陆上的新格局会使德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对抗力量在不同方向上相互抵消，因此，英国没有必要插手做任何事情。所以，俾斯麦的结盟要求被英国拒绝。
1866年普奥战争失败后，奥地利与匈牙利于1867年合并建立了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最初主张同法国接近，联法抑德，以求重获中欧地区的大国地位。但随着普法战争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统一的完成，哈布斯堡王朝重新称霸德意志的梦想化为泡影。因此，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重点逐渐转向巴尔干地区的争夺，近东问题成了奥匈帝国主要的利益皈依。1871年5月，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向奥皇建议：缓和同德国的关系。11月，朱丽叶·安德拉西出任帝国外交大臣，主动谋求和德国的合作。此后，德奥两国君臣频频约见，德奥关系恶始善终。
俄德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王朝友谊，在俄国的权力结构中，亲德力量的比重一直很大。加之两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普法战争中的俄国的“善意中立”和1871年伦敦会议俾斯麦的知恩图报，使两国很快地走到一起。1873年5月6日，俄德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俄德军事协约》，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精锐部队二十万人予以援助。”[2]表面上，俄德延续着此前存在的外交关系，互为基石，但实质上此时的合作与友好仅仅限于共同对抗并抑制波兰问题上。“俾斯麦从不让俄国人把他拉过去在近东支持他们。他希望最终能同俄国及奥匈结成保守主义同盟，像所有以原则为基础的结盟一样，它具有提供了安全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的好处。”[3]
在俾斯麦的精妙安排下，1872年俄德奥三国首脑会晤。虽然俄德关系、德奥关系都在可控范围内，并有合作的基础，但这次会晤没能达成任何三方共同协定。但另俾斯麦感到欣慰的是俄奥之间出现了合作的迹象。鉴于东南欧的纠纷愈演愈烈，俄奥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现状，协同解决在东南欧地区的冲突。这一外交合作的出现，为日后俄德奥三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俄奥关系改善了，俄德奥三方合作才可能实现。
1873年6月，在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的陪同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前往维也纳，试图说服奥匈帝国参加俄德军事协约，但遭到奥匈的拒绝。奥匈认为，这可能使其卷入反英战争中，会破坏英奥双方的传统友谊，于是向俄国提出用政治协定来代替军事专约的外交实践。1873年6月6日，俄奥双方在兴勃隆“怀着巩固目前欧洲的和平状态的目的，并且愿减少足以扰乱这种和平状态的战争机会”[4]而签订协定，双方协议：“两国国家利益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他们要进行磋商；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进行商谈，采取共同的行动方针；如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两国应缔结特殊协约予以规定。”[4]俄奥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年12月
22日，德国加入俄奥兴勃隆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成立。
2 第二次三皇同盟的建立
1878年柏林会议及会后，俄国外交陷入两难的境地。德奥因为俄国农产品鼠疫问题及关税问题越来越多的采取一致行动，俄国对此判断德奥的亲密关系在未来会超出了俄德关系，这会置俄国于不利的处境中，俄国可能会遭到再一次克里米亚式联盟的反对甚至是孤立。德国置身俄奥之间，如果继续按照历史传统在俄奥之间秉持中立则难免也遭到孤立，如果支持俄国，又明显站在少数派一边。俾斯麦一向认为：“欧洲事务就像一盘棋，所有的大国都遵循这样一条公式：即在五大国的不稳定的平衡中努力成为三个大国中的一员。”[5]为了保证德国在中欧的安全利益，俾斯麦积极斡旋，德奥两国于1879年10月7日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帝国之一遭到了俄国的进攻，两缔约国有义务以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而且也只能在彼此同意后共同媾和。显然，这是一个针对俄国的同盟，德奥两国在加强自身抑制俄国力量的同时，又改善了各自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此时，俄国除了要面对德奥关系的无限亲密，还要面对日益升级的近东问题的激烈对抗。对此，俄国想要谋求与地中海大国结盟来限制英国的对俄行动，确保自己在近东争夺中的利益，但俄国的外交提议相继被意大利和法国拒绝。两难中，俄国只有重走三皇同盟的老路，在同盟中协调俄奥矛盾以缓解和改善近东争夺中的局面，同时利用同盟适当削弱德奥同盟的影响。对德国而言，德国向英国提出结盟遭拒后，重建三皇同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880年，形势急转直下。抨击奥匈巴尔干政策的格拉斯顿重掌英国内阁，奥匈联英的可能不复存在了。俄德奥三国基于既得利益和安全因素的考虑，于1881年6月18日订立《三皇同盟条约》，规定：“如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大国作战，另外两个缔约国应对它保持善意中立，并且应尽力使冲突局部化。”[4]德国凭借同盟排除了俄法联盟的可能性，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三国承认海峡治理具有欧洲的和相互承担义务的性质，由土耳其来执行，俄国从中获利；奥地利允诺不反对两个保加利亚联合，作为报答，俄国承认奥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寒哥维那。由此，第二次三皇同盟建立。 3 三皇同盟的建立与俄德亲善的松动
三皇同盟在近代史中曾先后两次缔结，这在近代欧洲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三皇同盟的整体走向更倾向于德国，俄国在同盟中并未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第一，第一次三皇同盟中的三个国家缺少共同的基础，同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俄德关系紧张的状况，同盟仅仅是当时欧洲大国关系相互掣肘的反映。从俄德奥三国的出发点及盟约内容可以看出：第一次三皇同盟的签订除了在维持欧洲政治现状这点存有共识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一致看法。德国加入同盟的目的是想继续孤立法国，避免“联盟的梦魇”，奥匈则想借同盟的力量强化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实力，（下转第页）（上接第页）重获实际利益重塑其国际形象，俄国打算利用同盟推进其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并在中亚地区对抗英国。可见，俄奥双方的矛盾在未来的近东问题中一定会激化，这是德国凭一己之力无法调和的。在对待法国问题上，俄德之间的芥蒂表现更为明显。德国的目标是想借同盟彻底孤立、反对法国，而俄国则认为保存法国的实力是维系欧洲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和平条件下，德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向赤手空拳的法国猛扑过去，把它彻底消灭，我们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失去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是同我们的利益不相容的。”[6]受制于国内农奴制和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俄国调整其外交重点的方向，将其外交布局的中心转向了东方，同时出于对法国共和制政府的恐惧和对波兰的担忧，俄国暂时容忍了德国的壮大，但俄国的态度绝对不是支持德国对付法国，充其量只是保持中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示，“我将非常喜欢得到一个像法国这样的盟友，这将是和平的同盟而不是战争和征服的同盟。”[3]由此可见，第一次三皇同盟的缔结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缔约国各揣心腹，俄德矛盾表面上得到了缓解，双方同处于一个同盟中，但这只是双方的权宜之计，矛盾并没有解决，俄德亲善的基础已经十分脆弱了。
第二，第一次三皇同盟缔结时，同盟成员国之间的同盟契约是极为含糊的，俄德矛盾无法通过盟约得以解决。在缔约过程中，俄德双方达成一项军事条约，但没有政治协议。这样，俄国的保留意见及对法国地位的认知使得同盟在对法问题上无法达到德国的预期目的。俄奥双方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但没有军事条约，两者之间的猜疑和潜在的敌视使得同盟在解决近东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虽然三皇同盟以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但三国中没有任何一国愿意为这些原则做出牺牲。从缔约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三皇同盟的存在及发展严重依赖俄奥两国关系的走向，如若俄奥关系能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则同盟还能存在下去，如若俄奥矛盾彻底激化，则同盟的存在就只能寄希望于德国的调节能力。俾斯麦试图通过传统的三国王朝外交价值观来约束三方的关系，但这一外交手段无法带来长久的和平，一旦俄奥矛盾激化，德国只能在俄奥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受到德奥历史传统和民族因素的影响，德国的选择往往偏向于奥匈，这使得俄国多次遭受到了克里米亚式联盟的孤立。羸弱的第一次三皇同盟在德法危机、近东危机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俄德关系急转直下。
第三，第二次三皇同盟的缔结与1882年的三国同盟互相矛盾，德国将俄奥矛盾玩于股掌之间，根本无视俄德关系的改善及调整，其主旨是以德国利益为中心的。1882年5月20日，德意奥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当法国攻击意大利时其他两缔约国应给予意大利以军事援助，当法国攻击德国时意大利也有同样的义务；发生奥俄战争时，意大利要恪守中立，发生德法战争时，奥匈要恪守中立。对比三皇同盟盟约和三国同盟盟约，“俾斯麦的两个杰作‘三皇同盟’和‘三国同盟’是直接互相矛盾的，前者建立在奥俄合作的基础上，后者则是为奥俄战争做准备”。[3]由此可见，三国同盟的缔结是对三皇同盟无法根本协调俄奥矛盾采取的针对俄国的预防性的措施，加之1879年缔结的针对俄国的德奥同盟，俄德关系的重要性对德国而言已经让位于德奥关系，因此，俄德亲善已成明日黄花。
第四，三皇同盟的缔结与俄国的安全防御问题密切相关，纵使俄德关系出现裂痕，俄国依然固守王朝间的联合。与保守朝廷联盟的政策是俄国外交中的一项传统性的、长久性的选择。俄国的安全防御同它的地理位置是紧密相连的，其心脏区域大致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这一带不但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西面门户洞开，非常容易遭到经由波兰与德国而来的入侵。因此，俄德奥三个北方朝廷的联盟以及俄德之间的亲善传统，保证了俄国西部边界地区的安全。三皇同盟的缔结既是俄国传统王朝联盟政策的延续，又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
参考文献：
[1]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上册·第二卷）[M].三联书版社，1979：37.
[2] 王铁崖.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一七八一—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M].三联书店，1957：7-8.
[3] A·J·P·泰勒（英）.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M].商务印书馆，1987：234，249，316.
[4]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一分册）[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40-141，166.
[5] George A. Craig，Alexander L. George . 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
[6] 王福春，张学斌.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1.
作者简介：于宁宁（1981—），男，黑龙江安达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研究。